杨绛基本上是喜剧型作家，是“以理智看人生”，所谓“冷眼看世情，一大群可笑人物，一连串可笑的情节”从她笔端涌出。她的笑不是冷笑、嘲笑，也不是滑稽、诙谐，而是幽默和机智，是因理解、领悟而发出的会心的笑。即使是令人痛心的人生悲剧，她也只有建立在理解之上的无奈的苦涩。机智、巧妙的叙述角度和淡泊宁静隽逸的叙述语调贯穿在她创作的全过程。在现代女作家中，大概只有二、三十年代的凌叔华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与之相类似，她们都具有审美上发达的智慧，而在审美形态上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站在人生边上写人生，好像“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悲剧《风絮》与小说《事业》便是杨绛随手画出的问号。
《风絮》这个问号是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古老的人生话题，是对这个人生话题的现代领悟。“风絮”这一意象便凝聚了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春天，杨花似雪。“它的志愿是要飞上天去”。可是，“春风吹得它乱飞”，在半空中悠悠悬着吊着，“掉下地，抽了芽，生了根，不过是一颗种子——假如环境让它活着”。那么，它压根就不该有“飞上天去”的志愿吗？它只能安份守己老老实实等着风吹雨淋再被谁经意或不经意地踩上几脚烂在泥里吗？人能不能或者该不该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呢？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恒的悖论。“五四”女作家石评梅就对高君宇所说的——“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一切生命的铸造也如手中的泥。我们怎样把我们自己铸塑呢，只在乎我们自己”——这句话发生了怀疑，认为他“太乐观了”：“怕我们自己才是命运手中的泥呢！我也觉得我这许多年中只是命运铸塑了我，我何尝敢塑命运”！高君宇的“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和石评梅的“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泥”这两个短语只是词语顺序的变化，却列出了一道无解的人生方程式：都对又都不对，让人无所适从。《风絮》里的方景山，便是一个只想铸塑命运的人物。他是一个“想飞上天去”的理想主义者，结果却碰到了现实这面冰冷坚硬的墙壁上。《风絮》表现了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是现代人想要主宰自己却又主宰不了的悲剧。
方景山属于那种不知道适应环境顺从环境而执意要改造环境让环境适应自己的人，有些唐吉诃德式的“悲剧性傻气”。不同的是唐吉诃德“想叫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而方景山却是“教未来赶在当今实现”。(杨绛：《唐吉诃德，译本序》)这个学农业经济的知识分子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跑到农村实现他的农业经济改革和农民启蒙教育，办乡村学校、工艺班，教村民们读书识字。他大约做梦也不会料到，一个小小的愚顽无知的地方权贵叶山之流一句话，便能把他送进监狱，能收走他办学的房子，能让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束手无策，让他在天底下无立锥之地。在这里，杨绛的深刻和透彻，是不仅写出了权贵势力对方景山的事业之极力反对、压制，而且写出了方景山要唤醒和拯救的对象——那些村民们——对他的艰苦卓绝、他的无私奉献、他的九死而无悔的无动于衷。剧中的王奶妈替方景山鸣不平，说他：“吃辛吃苦的，还不是为着你们”？村民们却茫茫然不解、木木然不为所动：“为我们什么了”？“别提念书识字了。有了钱认字念书，认字念书不会有钱。”面对如此实在和坚硬的逻辑，方景山大约会倒抽一口冷气。这位一心一意为了“他们”而奉献的理想主义英雄，蓦然发现这个“他们”并不需要自己的奉献。竭诚为可怜的羔羊们服务，要救它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发现羔羊们没有他照样在那里低着头悠然自得地吃草。你觉得它们可怜，可它们却活得有滋有味，说不定还觉得你怪可怜的呢！我联想到萧红对鲁迅作品的思考：“鲁迅的小说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都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他们是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她进而想到了自己：“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是该悲悯我呢！”(聂绀弩：《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中国知识分子自屈原以降，一代又一代的总是不乏愤世者救世者，不乏忧患意识补天情结，不乏对世事人生的大悲悯大痛苦，到头来却也总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可怜和可笑。究竟是谁该悲悯谁呢？是“众人皆醉兮唯我独醒”还是“众人皆醒兮唯我独醉”？呐喊呀，启蒙呀，向贫穷愚昧宣战呀，到头来总不免落个杞人忧天甚至多管闲事的自嘲。你去启人家的蒙，结果却向那蒙者学习起糊涂来，而且想学还不一定能学得来呢，于是“难得糊涂”之感叹声一代又一代不绝如缕。
在方景山旁边，杨绛还安排了一个桑丘式的人物王奶妈对这个现代唐吉诃德随时作出评点。王奶妈实乃不乏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悟性的聪明人。当方景山好不容易以碰壁为代价换来了一点明白，发现自己“苦是白苦的，活是白活的”，“活着不多我一个，死了，哪儿都不少我”。王奶妈开导他说：“活着就活着，管人家多咱们少咱们的。”方景山的明白是感觉到了生命的无意义无价值，是从知识分子最爱认死理的人生终极意义上出现了问号；而王奶妈的明白是压根儿就别管什么有意义没意义，反正活着就好，活得好一点更好。她无师自通把现代哲人先将终极意义“悬置”起来再说的哲学思想学到了手。看来方景山的明白比王奶妈的明白要略逊一畴了。他们两个究竟谁更明白呢？这也是杨绎随手画出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
耐人寻味的是，方景山为那个并不一定需要他的他们去牺牲去奉献，却又要求他的妻子沈惠连去为他牺牲为他奉献。沈惠连受不了这个。沈惠连也是一片想飞上天去的风絮，也是理想主义者。她意识到在和方景山的共同生活中被他一点一点地“消化”了，“吃掉”了：“我，我早已没有了，成了你的一部分，除了你消化不了的那一点儿。”这方景山尚未消化了的“那一点儿”，便是她在“五四”新文化“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思想启迪下获得的那点女性自我的觉醒，使她不甘于这种被吞没的现实处境。沈惠连的痛苦，是具体的现实的男性中心意识的压抑，是觉醒了的自我真切感受到的自我的破碎和失落。她说：“天下除了我自己，再没有人知道，他怎么爱我。”“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我是他的垫子，让他坐着舒服的！我是他的手杖，让他撑着走路的！他是栋梁大材，我是壅着他的泥土！他是一部大机器，我是他烧锅的煤炭！我不是人吗？我不是人，一辈子是他的陪衬！”这是“五四”女儿们觉醒之声在四十年代的回响。可以说，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人，是和你一样的人”(《娜拉》)而不堪忍受不像人的生存，乃是中国现代女性忧伤、痛苦之源。杨绎的独到之处是写出了一对共同反叛传统又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新式夫妻的决裂。她没有把沈惠连写成为爱情而纯洁无私(准确地说应为纯洁无我)的奉献者，也没有把她写成与方景山并肩战斗摩顶放踵的殉道者、朝圣者。这里重要的是沈惠连不是用方景山的眼光和价值标准看自己，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价值标准看自己，才发现了自己已被他吞没大半。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现代知识女性更为内在的精神困境，写出了在现实的世界里觉醒了的现代女性无处安放她们的主体意识。
沈惠连后来爱上了唐叔远。她毅然出走去找唐叔远。不料这个看起来“像一座山似的稳”的男人，是“永远守礼的君子，侠义的朋友”，“有心肠的真道学”。他虽然心里也爱着她，却没有勇气承受她的爱。沈惠连“飞上天去”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紧接着当她和唐叔远都误以为方景山自杀了而唐叔远也随之敢于爱她了的时候，她的心却凉了，再也提不起爱的兴致来：
沈：……嗳，我活得累极了，什么力量也没有了——让我闭了眼睛什么都不管了——再也别睁开眼晴。
唐：惠连，你懒得为我活着。
沈：难道叫我再重活一遍？一生太短了，不能够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
这里的潜台词是：难道叫我再为你重活一遍？！那不过是这一遍的重复而已。一遍就够了。
沈惠连之死是悲剧冲突的必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三角恋爱悲剧，而是一个觉醒的女性执著地要在爱情中寻找自己，拒绝消溶自我，为任何一个即使是爱她的男人活着。这里表现了杨绛属于自己的性格倾向，而且也正是在这里，她把自己和钱钟书先生区别开来了。如果说《围城》在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四个女人的关系中无意间落入了男性中心意识的两性关系模式中，那么《风絮》却是对这一两性关系模式的质疑。她这个问号划出了一道关于现代自由女性、新女性思维的和情感的难以逾越的边界，是关于子君式的“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勇敢宣言的现实可行性的问号。有趣的是，《风絮》与《围城》同刊于一九四六年的《文艺复兴》，而杨绛又是《围城》的第一个读者。这至少能说明她独立的学术思想，创作思想和人生体验吧！
杨绛的又一个问号是在短篇小说《事业》中，这个问号是关于“为什么什么而牺牲”这一意识形态化的介词结构语式的。它是《风絮》思想的深化。主人公周默君为事业而牺牲爱情、牺牲个人幸福。她的事业是办好求实女中。为此她生活清苦、终身不嫁，还要求她的学生们继续像她那样去牺牲。牺牲成了她的口头禅。小说从几个女学生的眼中去写周默君，对她这种牺牲观提出了怀疑。她们渐渐明白了她“反正只要对求实有利不管对自己有利”，觉得“求实最不是东西”。小说超越了写实层面而表现出现代哲学意蕴。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凌驾于人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对人漠不关心的庞然大物。一切为了它，它就是最高原则，最高仲裁，最高主宰，人成了它的手段并被它所吞没。人的创造本是为了人自身，但人却反过来匍伏在自己的创造物之下，受它的压迫，目的与手段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而牺牲”便是这种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却披着神圣的和虚幻的外衣。在《风絮》里沈惠连对此已提出了质疑，《事业》是这质疑的延伸。周默君为求实女中牺牲，其实也是为她头脑里的这种牺牲的观念而牺牲。这本来可以写成一个人为观念活着、为观念牺牲的悲剧。但是或许是由于杨绎的喜剧艺术气质，或许是她心中还保存了一点乐观的信念吧，她对这个题材做了喜剧处理，由周默君的学生们的醒悟促进了她的醒悟：“我从此再也不要求人家为求实而牺牲了。”这当然只是杨绎自己头脑中的人本思想的胜利，而且只是写在纸上的胜利。
(《风絮》原载一九四六年《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四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事业》收入杨绛短篇小说集《倒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刘思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