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后记里，因不堪精神的重负，我表示了“‘竦身一摇’，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的愿望。一位熟知我的朋友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说像我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不会、也无法“轻松”的。
他的话是对的。
事实上，在我宣告与鲁迅研究及其特有的精神痛苦“告别”时，就已经背上了另一个更加难以承受的精神重负——随着周作人研究的开始与深入，我的灵魂越来越不得安宁。这真是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劫难：我与周氏兄弟仿佛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立体参预”的研究注定我将与研究对象一起在心灵的炼狱里熬煎……
我的周作人研究开始于一九七九年，距今已有整整十个年头。在开始的几年里，我竟写不出自己满意的论文——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四年时间里，我拟写了两篇有关鲁迅、周作人的比较的文章，尽管也得到学术界的一些好评，我的直觉却告诉我：那都不是“我”的文章。我甚至因此对自己的研究素质与能力丧失了信心。每次读周作人著作，对于我，都是一次痛苦的内心体验。不同于读鲁迅，在那里一切都烂熟于心，处处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也烧在里面”，而且每每能触发出联翩的浮想，作尽兴的发挥，即使鞭打到自己的痛处，也会产生心悦诚服的快感。但读周作人，则处处不顺畅。那与熟知主流派作家迥然不同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人生选择、知识结构、文化心理、审美意趣……，当然是陌生的；但隐隐间又感觉着某种遥远而熟习的气息。在周作人淡雅的文字里，我常常能“抓”住其内在的新奇或苦涩，刚刚被它吸引，即刻又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防范与警惕；笔下才流出一句肯定的判断，不由自主地又加上几句批判性的“但”书或限制词。真如鬼使神差，老在诘难，打架，摇摆；象是陷入重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尴尬极了，也难受极了。一时间，竟也理不出其中的关节，陷入难言的惶惑之中。经过一阵“左突右奔”的挣扎(这既是学术的挣扎，更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生命的挣扎的继续)，积以时日，才终于发现：所有这一切矛盾、困惑，全因两个“自我”在打架的缘故。更确切地说，是周作人唤起了似乎已经忘却、否定、埋藏了的本来的“自我”，一旦唤醒，与以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的“自我”之间，就必然发生深刻的矛盾与冲突。于是，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一下子就被照亮了。我突然明白：要“理清”周作人，必先“理清”我自己；也即“理清”研究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通道。于是，为了说清楚我的周作人研究，就必得在这里讲一讲我自己与我的家族：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我出生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家庭里，自小就受着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的熏陶，它几乎是无形的，却是真正渗入血液与骨髓的。我所受教育的小学与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附小(原东吴大学后中央大学附中与附小)也都是相当“西化”的学校。记得在我小学六年级(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曾参加过学生会主席的竞选(那是名副其实的竞选，有竞选团，也有竞选纲领，演说，等等)，那是我最早接受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启蒙教育。我在中学读书时，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主要接触的，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艾青的诗，曹禺的戏剧……，都是我最爱读的。有了这样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那是我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那些著名的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大都成为“右派”)的言论，引起我的强烈的共鸣，就是必然的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费孝通先生在《早春天气》里宣布的“一本书，一杯茶，一间屋”的独立而自由的生活理想，是怎样的令我神往；萧乾先生在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制度》的名文里引述的西方名言：“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更引起我思想的巨大震动，从此铭刻在心。当时年轻气盛，自己受“震动”不说，还想“震动”别人，到处公开宣扬，反右时自然不免受到了批判。但我仍不知悔改，一九六○年讨论《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时，又“跳出来”宣称赞同赫鲁晓夫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人”。自然，这些言论都成为我走“白专道路”的罪证，没有划为右派却是万幸。在大学毕业鉴定时，给我的考评是：“有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点”。如果不含贬义，这倒是确切地反映了我的真实思想状况的。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自我传记材料，正是要说明：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热烈地追求人道、个性的独立与自由这些基本点上，与周作人这类中国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相通的。这大概就是本来的“自我”。但我的大学毕业鉴定里还有一句：“能够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通过学习与锻炼，能够对上述资产阶级观点作出自己的批判。”这同样也是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的。我不想否认，这种“改造”，开始是有压力的，以后却变成了自觉的要求与努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扭曲”过程，在《心灵的探寻》后记里已有详尽剖析。这里再举一个例子：记得一九六○年我到京郊水利工地上去劳动，在劳动中发现一位老人，衣服穿得很单薄，寒风几乎把她吹倒，她一边坚持着挖土，一切嘟嘟囔囔地发着怨言。我当时顿生同情之心，并以为她的怨言也不无道理。后来，人们告诉我：这个老人是一个富农婆。这件事竟引起了我的极大震动。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开始自责自己：我为什么会对一个阶级敌人发出“人道主义”和“同情”呢？这不是最典型地说明了“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么？由此再“深挖”一步：这个富农婆对兴修水利的怨言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共鸣呢？难道不正是雄辩地说明，自己的“立足点”还是站在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这一边，还需要长时间地无条件地在工农火热斗争中改造，以求把立足点根本移过来吗？……。今天的年轻人只会觉得这些强词夺理的逻辑十分可笑，但当时我们却是被绕得糊里糊涂，真诚地接受了它的结论的。不能低估这类“迷魂阵”的“魔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迷失了“内心”与“自我”，从外表的衣着、谈吐，到内在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感情、文化心理、审美意趣……都发生了“异化”，形成了新的“本能”。以至于在有机会重新接触到原是属于“自我”的思维方式、知识、心理、情感、意趣……时，竟出自“本能”地批判、拒绝，自觉地划清界限，并在潜意识上感到新的“自我”对旧的“自我”的优越与崇高。这是多么可怕的灵魂的“再造”！这种“再造”的“魔力”大概只有宗教对于信徒灵魂的摄取力才可与之相比。但“魔力”毕竟是虚幻的东西，在不能认清之前，它是强大而可怕的；而一旦清醒，它又是极端脆弱的。即以本来的“我”所追求的人道、个性、自由而言，这是“人”的健全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于它的自、觉追求与实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非资产阶级的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的反映。尽管后来冠以“资产阶级”的罪恶标签，我及我的同代人因此将它摒弃，埋葬；但人的本性追求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一旦扫除“迷魂阵”，就仍然会“复归”。当然，“复归”以后还会“超越”，但“超越”也是以“复归”为前提条件的，与这种对“人”的基本企求与权利的扼杀自不可同日而语。
我的这段思想经历，在我的同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代表性。它或许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毛泽东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发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达于顶峰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某些侧面。这是毛泽东无数大胆设想与实验之一 ① ，它对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必将越来越为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所关注。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面貌的“试验”，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不可<SPS=1699>避的研究课题。这种“思想改造”(国际上通称为“洗脑”)的设想与大规模试验，是毛泽东为解决本世纪的历史中心课题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在斯大林大规模血的镇压之后，所提出的一个新的“模式”；但毛泽东式的“思想改造”最终又不能不与斯大林式的血腥镇压结合起来，这本身就含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意义，有待于深入开掘。但由此应该得到的启示是：对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设想与实验的考察，必须置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危机与变革的大背景下，而这一课题本身也就自然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请原谅我的思想的野马在这里跑得稍远了一点；但我想，如果从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设想与实验这一角度，来观照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这篇“后记”所提到的我“自己”，以及本书所研究的周作人，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尽管终于发现了在对人道、个性的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上的“相通”，但我仍然感到“自我”与“周作人”之间的“隔”。——我们毕竟是文化背景、经历、个性……不同的两代人。
我(以及我的同代人)既受着五四精神有形无形的薰陶，又成长于“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文化沙漠”的时代，这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不仅隔膜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也不足，再加上激烈的斗争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情感方式……，都决定了我对于传统文化中从容，雅致，中庸，平和……的那一面始终格格不入，因此，我尽管尽了很大努力去理解周作人的“世界”，终究不能完全“进入”。无论在阅读周作人著作，还是在本书的写作中，我都隐隐地觉得，周作人“世界”中有某些属于“神韵”的东西，我还没有捕捉到；我自认对周作人的描述是精细的，却似乎少了一点“神”。我把它归之于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的某些“隔”。我想，这种“隔”，不仅属于我个人，也许这更是时代的“隔”。在当今这个仍处于动荡中的中国，人们是很难完全理解周作人的，我以“周作人的寂寞命运终于不可改变”一语结束全书，正是这个意思。我在读日本学者，特别是木山英雄先生有关周作人的研究著作时，常常感到，他们似乎比我们更接近周作人，这种感悟、气质上的差距又非是多下点功夫就能弥补的。所以，有时我又想，周作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日本，属于东方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及东方文化的“隔”，大概也是不能更深地“进入”周作人世界的一个原因。
在读周作人著作与有关传记材料时，我还常常为周作人的某些“俗气”感到别扭；在写《周作人论》时，我在好些地方都对周作人的“平庸”处加以批判性的审视。一位朋友读了以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批判性审视表现了强烈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以此为立足点观照周作人，就会对他的“平凡人生”的现实追求产生隔膜。我想了一下，以为这位朋友的意见是对的。我不想否认与掩饰自己内在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我追求着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学术境界，神往于鲁迅式的选择：“站在沙漠上，看看飞砂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鲁迅：《华盖集·题记》)而对于周作人式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喝茶》)的选择，持有很大的保留。因此，就个人选择而言，我无疑更亲近于鲁迅，而有距离于周作人，研究者主体对于不同研究对象的这种不同倾向，是难以避免且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在评价现实与历史人物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过分看重于道德的崇高与完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遍“人”所难免的软弱、妥协……之类的人性弱点的评价往往失之苛严，这是可能会构成某些偏颇的。正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在研究过程中，努力于将“理解”基础上的“描述”置于“判断”之先，在不掩饰自我选择倾向的同时，对“异己”的选择，尽可能地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气度。我的这种努力，结果怎样，得失如何，是有待于读者与学术界的评价的；我自己只是感觉到，在研究周作人的长达十年过程中，“自我”精神境界上某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例如说，我思想与性格中的“偏激”(熟悉学生时代的“我”与贵州时代的“我”的朋友，对于此大概会有很深的印象)减少了不少，变得越来越“宽容”，这自然与年龄的增长有关，但周作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使我想起了胡风的理论：在主客体的“拥抱”中，不仅主体改造着客体，客体也同样制约与改造着主体；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这里，实际上是表现了自我生命与学术研究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感。当然，这种充实是以这篇文章一开头即已提到的巨大的精神痛苦为代价的。因此，我丝毫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融为一体”的选择绝对化、普遍化的奢望，只能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合适的——如此而已。从另一面说，能够“如此”，也就够了。不是么？
正因为“如此”，我自己人生道路、思想上的曲折与矛盾必然在学术研究上得到表现。在《心灵的探寻》后记里，我已经谈到，我们这一代是在外来势力的干涉与封锁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就决定了，我在根柢上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家庭的影响与幼小的教育又使我有着对于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近乎本能的追求。这些年来，经过历史的反思，对自己曾一度自动地放弃“自我”，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内疚”情绪，因而反过来极度强化了对于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这样，在我身上，民族意识与个性意识的矛盾显得特别尖锐，而且有日益强化的趋势。这一矛盾实际上正是五四运动本身所固有的，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贯串始终的一对重要矛盾。“自我”矛盾与时代、历史矛盾的这种一致性，既使我对于同样陷入这一矛盾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容易“进入”，但也造成了过于“认同”，而难于“超越”的缺陷。敏感的读者更不难从我的周作人研究中，发现我在价值判断上的某些摇摆以至矛盾。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缺陷；因此，不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就让它作为一个有缺憾的存在而存在吧。说不定，这正构成了一种“特色”呢。
我们这一代人，是带着自己的丰富“经历”闯入学术界的。我们不仅曾在社会最底层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乱，而且经历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大蜕变。这两个方面的“经历”都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国民性及自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抱有极度的敏感。记得增田涉曾回忆说，“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触到内心”的现实，“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对于“自己和自己民族奴隶地位的自觉”(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也同样属于我们这一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顽固地认同于五四那一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无偏激的决绝态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于周作人思想中的反封建因素，特别是他的关于人道、个性独立与自由的思想，给予了也许是过份的强调与过高的估价，而对于周作人身上的“复古”倾向，则始终坚持也许不无偏颇的否定性评价。读者与批评者自不难从中看出，我的学术研究是带有极强烈的情绪化因素的；我尽管试图用详尽的材料占有来使这种“情绪化”具有更多的客观依据，并如前所说，用理解基础上的描述先于判断的方法淡化情绪化的主观性，但却不能根本改变其所必然带来的利与弊。记得王晓明在批评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时，也曾提及这个“情绪化”的特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特征吧。说起来，这种“情绪化”也是来源于五四的；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我们都属于“五四”。我当然知道，这种情绪化的观照，距离真正的学术研究是相距甚远的。因此，我欣然接受这样的批评：我(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朋友)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以诗人的方式去观照与研究我们的对象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一再地声明，自己不追求永恒的学术价值——“不追求”自然是一种托词；明知达不到，又何必去追求呢？对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也同样持怀疑态度；本书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较为丰富、可靠的材料，并且表明：在八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有着如此这般经历的钱某人，对于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周作人，有过如此这般的观察与理解而已。自然，由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别人不能替代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的上述自我否定与批判，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有限度的自信与自我肯定。这大概也不必多说了吧。
这“自信”确实极有限度；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我对于自己的研究观念、方法、道路……一直是并无信心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更是时时纠缠于心，久不能解：周作人许多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为什么竟长期地被视为“反动”货色而无人问津？“失误”究竟发生在哪里？于是，不能不转而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及以往的研究，重作一番考察与思索。五四的先驱者奉行的是“兼收并蓄”主义，他们只是在“科学”与“民主”旗号下保持着思想与行动的大体的一致；在更深的层次，彼此的观念与追求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正是这些分歧、不一致，才孕育着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文学革命)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所创造的新文化、新文学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而正是在于它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因此，直到五四以后，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多种选择时，才真正显示出“五四”新开创的历史“新的一页”的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五四以后不同选择之间，展开了相互的驳难与斗争，这是自然的；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平等、思想统一与意识形态化”的选择，与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想分离与超越”原则的选择。这两种选择本来既是互相矛盾，又互为补充、渗透的；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却从一开始就为中国传统的“独尊”思想所支配，纳入“非此即彼，非正确即错误，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采取了“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绝对对抗的态势。这样，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合力作用与实现，在中国变成了排他性选择的单一实现。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被宣布为一种历史选择即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平等，思想统一与意识形态化”道路(当时叫作“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道路)的绝对胜利，与另一种历史选择即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想分离与超越”原则(当时叫作“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道路)的绝对失败与破产。乍一看，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历史事实；但当宣布一方绝对胜利、另一方绝对破产，即一方“吃掉”一方时，也就同时拒绝了从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中吸取合理的因素作为补充，从而把已经实现，被证明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推向了绝对化的极端，这就同时预伏着自身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最后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历史的当时，人们产生某种认识的差误也是难免的。问题是，人们又反过来用这一事实的结论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即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的选择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的，未能实现的选择则是无可怀疑的百分之百错误的。在建国后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历史环境下，“绝对正确”与“百分之百的错误”又迅速地升格为“进步”与“保守”(“反动”)，以至“革命”与“反革命”。周作人以及和他一样的在中国坚持“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就是这样被宣布为“错误”、“反动”与“反革命”的(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绝不是偶然的)。这样，对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讨论与评价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因为“结论”在研究之前已经先验地确定，提出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为“反革命”辩护。实际上，真正受到损害的，并不一定是被否定的对象自身，因为在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最终要被历史所承认。“惩罚”却无情地落到了历史学家的身上：因为按照前述逻辑“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为已经实现的选择作出它“必然实现”(这一结论也同样是在研究之前就“先验”地存在的)的“科学(已)论证”。而历史学家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不仅陷入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与“存在就是合理的”的历史观，而且使自身的价值等同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出现的，为处于胜利地位的新王朝大唱赞歌的“皇家史官”，从而根本上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当我的反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竟出了一身冷汗，并长久地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我们自称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什么竟连司马迁为历史的失败者——项羽写本纪的“胆识”都没有了呢？……这又是一个时代酿就的苦果；并因为我们自身主观上的真诚，而越加显出其所内含的真理的残酷性。我们大概也只能自己吞下去——自信我还有这样的勇气。我既是自责，又是庆幸，自己五十岁时才有了这样的觉悟。按说，四十岁就应该“不惑”，五十岁是“知天命”的时候；但当我们这里一切都“误了点”、“乱了套”时，即使是现在才觉醒到要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与“皇家历史学家”的地位所造成的学术困境中挣扎出来，也还不算太晚吧？
于是，在年过五十之际，我又要一切从头开始——开始学术的，生命的新的挣扎，直到最后的断裂。
①这里及以后，我听从朋友们的建议，用了“设想”、“实验”之类不带感情色彩的字眼。不过，大家知道，人文科学方面的“实验”，往往不止杀死几只豚鼠和猴子而已。从感情上来看这些问题的作品，其最不动声色的，可举出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洗澡》，但亦已惊心动魄，读后如梦魇缠身。至于这些实验的成败，历历在目，无须我辈文学史家来分析了。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