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迷信。我却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艺方面常常存在着一种因缘。”(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身在海外，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冯至先生去世，我的心有一阵悸动。冯至和我，和我们这代诗人是有“缘”的。我知道，这不仅是指那种虽然意外但却注定了的相互遇合，而是从更深的层次上，亦即从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在生命上来看，我们和冯至，是出自同样的血缘。当然，就我而言，首先是从他那里发现了自己。这种发现是个象征，也注定了是命运。
那还是十七、八年前，一九七四年，我正在上高中。一位同学知道我爱好文学，便带着我翻山越岭地来到他家里。他挺神秘地打开一只小木箱，从里面翻出了几本发黄的书，其中一本，就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冯至诗文选》。那时，我并不知道冯至是谁，但我却被出现在眼前的诗句惊呆了：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
我浑身都颤栗了！还有：
风吹着发，又长了一分／苦闷也增了一寸…… ，
我深感惊异：这简直就像是有人在几十年前专门为我写下似的！从此，这本《冯至诗文选》就成了我最隐秘的伴侣，在教室最后一排，在寂寞的山区公路上，我抄着、念着；在那荒凉的年代，我几乎“咽”下了它的每一个字，并从中体会到一种偷吃禁果的奇异之感。是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它不仅正好应和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压抑的内心和青春期的苦闷，更重要的是，它在我心里唤起了一次觉醒，一次真正的、诗的、精神的觉醒……
直到现在，我想我仍有些不解：为什么在那个山区农民的家里，居然藏有这样的书！并且，它仿佛就在那里等着我似的！我真感到这是一个征兆，或者干脆说，这是“天意”——就在我们发现冯至诗的时候，它也在期待了几十年之后，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
这里，我不能不谈谈冯至译的里尔克对我们这一代诗作者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九八○年底，《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卷的出版(袁可嘉等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使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里尔克。就我来说，我一下子有了一种被照亮和提升的感觉；我体会到什么才是诗歌的伟大、高贵和光辉，更惊叹生命何以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而这不能不得自于冯至的翻译。
不仅是里尔克的诗在震撼着我们，由冯至译的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和《布里格随笔》也出现得恰是时候，它促成了许多青年诗人在那时的一个转变。在这之前，我们已写了好几年不无感伤的“抒情诗”，并且信奉着“诗的本质在于抒情”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但是，里尔克却一下子道出了更真实、更为本质的东西：“啊，说到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够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必须能够回想……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要有很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回来……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脱颖而出”(见冯译《布里格随笔》)这使我震动不已。我相信这是真理，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真理。我还没有见过有第二个人把我所模模糊糊感到的“诗”说得如此确切、透澈、光芒照人。这促使我由抒情的表现转向经验的开掘和感悟，由青春期的歌唱进入生存……而我深信，这种转变决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人身上。
冯至的诗(主要是早、中期的)并不是只供人们学术研究的。他的诗只向那些可以称得上是精神同伴的人发言，或者说，只和那些对之有深刻感应的生命发生关联。我在前面已回忆了最初的历程，但直到今天，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切，并从中感悟到冯至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意义。
首先，我深深感到冯至正是那种我所喜欢的并为这个时代所缺乏的纯正而严肃的知识分子诗人。冯至的写作是一种“严肃”的写作，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或者说与众不同。这和他的气质有关，和他所攻读的德语文学与哲学有关，但是更根本的，是与他要求自己必须把写作当作一种对真理的探索有关。我们看到，冯至最初的诗并不是那么“严肃”的，虽然它们美丽、真诚、严肃，这是只有当他不再写那些感伤的爱情诗，而是以《北游》(一九二八)为起点，展开对现实和自身存在的追问才开始获得的。这使我想起了基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独自面对上帝来找出有关自己生存的真理。而冯至正是曾一度从这位早期存在主义大师那里汲取过深刻影响的。我想，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生命的迫切需要，冯至才真正严肃起来。而这种“严肃”不仅要求他从此严格排除一切在诗人们那里常见的自伤自怜和自爱自炫的作风(他甚至严格到很少写诗的程度：《北游》以后的十多年，冯至几乎在诗坛“消失”。我想，这并非他不能)，更重要的是，要求他把写诗与一个人对生存意义的追索，与人格磨练和真实生存与信仰的最终建立必然地联系起来。
这一切，正如爱尔兰杰出的当代诗人西穆斯·希内(SeamusHeaney)所说：“做诗是一回事，铸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知，又是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到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头上”。
的确，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承担。这里涉及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也很敏感。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主义历史和农业文明的国家，传统过于强大，我们经历的革命又是一种农民式的革命(打地主、分田地)。因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以来，就必然存在着一种冲突，那就是知识分子精神与农民文化的冲突。而历史又注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无力在这场冲突中坚持到最后的；他们的“被改造”、被“洗澡”、被“脱裤子割尾巴”，使我不禁想起了冯至本人在五十年代所写下的一首诗：“人锻炼钢铁，也被钢铁锻炼”。
但是在四十年代初，也正是这场冲突剧烈演化的阶段，在冯至的诗中却闪耀着夺目的知识分子精神。当然，冯至并没有超脱于那个动荡时代，并且他同样持有一种对新世界的向往和杜甫式的忧患，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存在。写于一九四一年的那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明：他在日趋强大的压力下依然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这使我感到了一种难得的品格。冯至在这时唱出的，是个人独具的内心感受；是对生与死、短暂与无限的焦虑与思考，是对生存价值与精神再生的关注与追索，是语言对不可说事物的把握，以及更广大的，个人存在与自然、与宇宙生命的应和。在一个战乱年代，这些纯然是现代主义的主题，这些人类千百年来所不断追索的永恒之谜，恰恰在冯至的诗中出现了。在一个只向诗人和艺术家要求“枪杆诗”、“鼓动词”和“街头剧”的时代，在一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这是难得的。
这足以让人沉思。何谓“知识分子”？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在少数杰出的优秀者那里，他还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正因为如此，愈是在动荡和危机的年代，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愈是要求他能够守住一线文化命脉，拒绝各种时尚诱惑，而独自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在战壕里仍不放弃他的纯哲学探索(他被俘时，背包里放着的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一部哲学作品——《逻辑哲学论》的手稿)，才能理解为什么冯至会在那时写出一部与时代气氛绝然不同的十四行诗集。
话又说回来，拒绝放弃自己的自我存在与探索，这恰恰又是他“忠实”于自己时代的最好方式。一个知识分子诗人只能通过内省来达到对现实更深刻“介入”。一个忠实的知识分子并非逍遥于时代之外，他必须以灵魂来倾听这个世界。他一旦写起诗来，必须对自身的精神存在和一个民族的语言高度负责。也正是从这里，一种文学的自由才能出现，才能摆脱现实的拘束而完成对存在的“敞开”：一种对世界的惊异之感、一种存在本身的诗意和生命之流的光辉。
这里，我无意来对历史下什么结论。我只是着眼于我们这一代诗人能从前辈那里汲取到一些什么。的确，历史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时间本身在说话；时间已把一切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只想再多说一句：一种文学，如果要想获得它的成熟、高贵和尊严，就必须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保持住一种知识分子精神。在西方也许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在经历了巨大文化断裂的今天，在……，这依然是最为缺少的品格和秉赋。
接着，我要谈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为亲近的问题，那就是冯至在创作历程中途所发生的一次巨变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更高境界。冯至在评介里尔克时曾这样写到：“在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路途中，却有一个新的意志产生”。(见《里尔克》)这恰好又是冯至本人的写照。我们知道，冯至早慧，二十来岁时即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是一个相当高也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冯至并不以此自负，并不满足于早期那种美丽而忧郁的诗风，‘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料不到的奇迹”(见《十四行诗集》)，而整个三十年代他就这样准备着，直到一九四一年那个诞生的时刻到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过死生蜕变，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开始了：
这是你伟大的骄傲／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
这是《十四行诗集》中的句子，从中透出了诗人的坚执和决断。的确，这里见出了一个巨大的跨度，一下子使《北游》的作者变成另一个冯至，而诗人带着一种新生的喜悦向我们走来。
这很快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注目、惊讶和肯定。朱自清在评价冯至的十四行时说：“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见《新诗杂话：诗的形式》)
这是就冯至在诗歌形式上新的成功贡献而言。更本质的是，诗人的内在生命由此完成了一次大蜕变。这正如他评价的中年里 尔克“是怎样从长期生活与内心的冲突里一跃而跃入晴朗的谐和的境界”。在这些十四行诗里，个人的哀愁不见了，四处闪耀的，是那生命与存在的光辉。诗人由早年的自我抒情，一跃而来到一个非个人化的更高领域——在个人生命与宇宙生命之间，在死亡与新生之间，在具体可感的事物与“把不住”的存在秩序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相呼相应的境界。
诗人在谈到它们的写作时这样说到：“我那时进入中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神旺盛……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显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体。”
如果我们再读一段里尔克，这些“模糊不清”的就更为清楚了：“艺术是万物的模糊愿望。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渴求。……这几乎是艺术家所听到的 召唤：事物的愿望即为他的语言。艺术家应该将事物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里，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之中”。(见里尔克《关于艺术的札记》，卢永华译)而冯至的这些十四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巨大的艺术要求。
在历史上，一些诗人过去就过去了，但是还有另一些诗人却能奇迹般地获得再生。现在看来，他们的那些诗作不仅仍是“可读”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可学”的——可以成为我们在今天 直接师承的传统，或者说，成为我们的出发点。说具体点，一个当代诗人(甚至是今天的先锋派诗人)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的绝大多数诗人那样去写诗了，但他却可以从先辈的某些诗作里直接获得创作的启示和冲动。这正是许多前人诗作的生命力和“当代性”之所在。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这是冯至十四行诗中写歌德那首的最后一句。在冯至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也经历了这样的“死和变”，因此，也就保证了他的新生。我想凡优秀的诗人可分为两类：一是天才型的，起点即顶点，无所谓变化和发展；另一类则是生长型的，他修炼、生长并领受着。如同冯至自己所说“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如此，才有着令人吃惊的一跃；而他的一生，也就表现为若干不断向上的阶段。里尔克如此，冯至也正是这样。遗憾的是，他并未能像前者那样达到自己辉煌的峰顶——在半路上，他被推向另一个方向。
自然，这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悲剧。在今天，当我们试图谈论诗歌时，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时代和历史有所意识，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前辈大半个世纪以来从皮肉上熬出来的真理。付出的代价过多，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的当代诗歌是到了更深入地回溯、发现、反思，并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下重新调整自己的时候了。
正是在这迫人的状态下，我又重读了里尔克的《秋日》：“主啊！是时候了……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我读着，不禁一阵颤栗。是的，当先辈们的呼声传来时，它在我们这里要求的，只能是一个更加耀眼、激越的回响。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九九三年三月，北京——伦敦
王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