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倒退六十年，徐霞客也不是那么有名的。二十年代末，地质学家丁文江将徐霞客留下来的一部书《徐霞客游记》——有了这部书，徐先生就不但是大旅行家，而且是大地理学家了——重新整理出版，并为他写了一个年谱。在《游记》里头，徐先生记载了许多前人所未注意到的自然地理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石灰岩溶洞(学名过去叫喀斯特，现在称岩溶)的描述，这是世界上有关这一自然景观的最早记叙。过去总以为岩溶现象是十九世纪末南斯拉夫学者在该国喀斯特地区最先进行研究的，不料《徐霞客游记》的记载却比他们早了整整两个世纪，这当然是光荣无比，很为国人挣了面子。这以后，徐先生就越来越出名，特别在学术和爱国挂钩——凡是有学术贡献的人，必然是爱国的——之后更是如此。开了许多的纪念会，写了无数的纪念论文，时至今日，徐霞客先生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不但如此，连徐家的先人也大大沾了光，徐霞客列祖列宗的大名也上了《徐霞客家传》而得以传世。但是王士性就没有这个运气，几乎不大有人知道他。虽然他的著作《广志绎》在十年前已标点出版，但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的价值，更不明白单凭这本书，就足以使王士性跻身于大地理学家之林而毫无愧色，看来造舆论的事真是不可少的。
王士性生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比徐霞客早了差不多四十年，三十岁时中了进士，以后相继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及南京等地做过官或担任过临时差使，在来往这些地方时，又经过除福建以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所以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他好游成癖，时人称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而且每游必有文采焕然的游记和纪游诗留下来，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五岳游草》。这本书主要是旅游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著作。但是该书的序言却表明了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理观点，那就是：“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这里的“造化之变”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及其变迁，“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则意味着社会、人文现象的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是他所感兴趣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游历中认真观察各地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物产交通，并比较其间的差异，首先写下两卷《广游志》。到了晚年息游之后，不满足于《广游志》的过于简单，又潜心思考，殚精竭虑，撰就了《广志绎》一书。
这两本书和《徐霞客游记》一起成为我国近世地理学开端的标志。在此之前，我国古代的典籍向来分为四大类，即经史子集四部，地理类书籍从来就是历史学的附庸，被划在史部内，读地理是为了解经与释史。所以二十四部正史里头，大多设有《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专篇。同时自唐代以后，又有全国地理总志的编撰，譬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志》、《大元一统志》分别表示唐朝元和年间、北宋太平兴国时期和元代的全国地理情形。反映某一地区地理状况的地方志(简称方志)，从宋代以后也兴盛起来，每州都有自己的《图经》问世。加上有关典章制度的专著，如《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中也设有《州郡典》、《地理略》、《舆地考》等篇目，所以论起地理典籍的数量来，我国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这些地理志、总志和方志所重点表示的是行政区划的变迁，用行话来说，就是重点突出的是沿革地理的内容。所谓“沿”指的是对前朝的继承，“革”是指对上代的改变。任何一朝的政区必是对前一代政区有沿有革的延续。由于有以上这些地理典籍的存在，我们就得以知道，在二千年内，我国的政区是如何从秦代的三十六郡和一千个县变化到今天的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和二千多个县(市)的。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我们先进。
沿革地理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现在研究政区变迁的学问已被归入政治地理的范畴。政治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它的全部。人文地理还有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军事地理等分支。文化地理还可进一步分出风俗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经济地理也可以有交通地理、产业地理、人口地理等分支。此外人文地理还应该研究人地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上述这些分支中，我国古代地理典籍中的资料就不如沿革地理丰富了。譬如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有关于秦汉时代民情风俗的精彩描述，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甚至可以勾画出西汉的风俗区域来。但是后代这样全面的记叙就很少，以至于《大清一统志》的风俗部分竟然还照抄《汉书·地理志》的内容，而不顾地理现象发展变化的事实。
当然，在我国也还有另一类为数不多的地理著作，如《禹贡》、《山经》和《水经注》等。前两篇当为战国时作品，但不知何人所撰；后一书则为北魏郦道元所著。《禹贡》被纳入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中，提高了其神圣性；《山经》则被包括在说部《山海经》内，蒙上了神奇的色彩。其实前者是经济地理和理想的政治地理两篇文字的组合，后者是出色的自然地理作品。至于《水经注》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地理奇书，它以叙述水道的分布为纲，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内容融汇于其中，成为千百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对象。但是所有古代的地理著作，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多半是作者间接知识的产物。即使被誉为是郦道元亲自“访渎搜渠”而写成的《水经注》，其实认真分析起来也主要是靠剪裁六朝以前的地记、图经而组成的。
所以，完全依据自己对于社会和自然的缜密细致的观察而写成的地理著作从明代后期才开始。而且只有到王士性和徐霞客的大作出现，地理学才真正突破历史学的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明人的游历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譬如《徐霞客游记》就偏重自然现象的描述，独有王士性亦并重考察人文现象，这正是他高人一着的地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虽然比较发达，但保持长盛不衰的主要是对于疆域政区沿革变迁的记述，而于文化、经济、风俗等领域则缺乏比较系统完善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侧重文献的考证和口耳相传的见闻，而缺乏实地考察的缘故。王士性批评这种“藉耳为口，假笔于书”的作风，因此他所记载所分析，“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也因此，他能够对亲见亲闻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以探索地理学的内在规律。因而《广游志》、《广志绎》与《徐霞客游记》不同，它们不是日记式的旅游实录，而是在实地考察之后，对于所得材料去粗取精、整理排比并加上理论思维的地理著作，所以在篇幅上虽比不上《徐霞客游记》，但论内容的丰富与对地理学的贡献不但毫不逊色，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因为描述型的地理著作虽以《徐霞客游记》为极致，但描述型而兼理论型的地理著作却以《广志绎》为开端。“绎”者，归纳推理也。
在王士性的地理著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因此他首先以全国范围作为区域研究的对象，写成了《广游志》，分析各地自然环境(如地脉、形胜、风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数民族、宗教、方言)的差异。在“地脉”部分，他详细阐明了以北龙、中龙和南龙为三大主干的山脉分布系列，这是唐代僧一行山河两戒说以来的最新发展。在“形胜”一节中，他分析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自然地理基础，认为其分划大致是合理的，过去从未有人对于政区的地理背景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全书的最后一段，王士性又历数各地的方言差异：“声音，八方各以其乡土，不纯干正声，难以彼此相诮也。有一郡一邑异者，亦有分大江南北异者。……若一省一郡异者，如齐鲁发声洪，维扬腰省重，徽歙尾声长。……”
晚年息游之后，王士性不满足于《广游志》过于简单的论述，更作《广志绎》五卷，以全面深入地表达自己的地理学思想。第一卷方舆崖略是全国地理总叙，第二至第五卷是各地分论，依次为两都(北京、南京)、江北四省(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江南诸省(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和西南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方舆崖略”是《广游志》的延伸，从全国的范围继续分析地理现象的地域分异。例如在经济地理方面记述各地聚散货物之异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在文化地理方面注意到南北科举人物多寡的不同：“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馀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甚至在饮食习惯方面也指出南北的差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除“方舆崖略”外，《广志绎》的其他篇章深入地阐明各省内部的地域差异现象，构成色彩纷呈的地理马赛克。例如，对于浙江风俗文化的差异，王士性就有精辟的见解：“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SPS=0326><SPS=0323>，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浙东的风俗又可细分为三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兢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这里所划分的浙江风俗文化区，就基本上与当时浙江省所属十一府的区划相一致，并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作为划分浙江文化区的参考。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虽然以政治因素最为主要，但也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行政区划往往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或文化区划存在某种契合。在浙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典型。
王士性虽以政区作为区域研究的基础，但却不以之代替其他类型的区划。例如，他注意到语言在文化分区中的重要标志作用。他说：潮州“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也就是说，就行政区划而言，潮州虽然隶属广东，但在文化分区方面却应该与福建的泉州与漳州同属一区。四百年前而有如此见识，的确不同凡响。
在经世实用思潮的影响下，王士性还产生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观察与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处(利)和短处(病)，以确定环境对某种社会需要的适宜或者有利的程度。这实质上已初具现代地理学的评价研究的雏形。举个例说，他在评论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就独具慧眼：“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这活脱是现代人的经济眼光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不便鼓吹旅游业，但却曲折地表达了杭州的地利。清人已注意到王士性的这一思想，所以康熙十五年杨体元在《刻<广志绎>序》中说，王士性“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如果我们夸大点说，在王士性那里地理学似乎已是一门应用科学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譬如说，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出现转移的现象。他说：“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SPS=1004>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生在明代，他不但注意到经济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江南，而且还推测有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识。
地理现象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的转移，还表现在新现象的产生。例如，明代扬州就由于盐商的麇集而出现养瘦马的畸俗：“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这一畸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在人地关系方面，王士性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以浙江为例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是中国古代“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思想的发展。
西方最明显表现出与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相类似的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分为高地、平原和滨海三类地区，以蒙古、阿拉伯，中国、印度、埃及和欧洲作为这三种类型地区的代表。进而认为高地“居民之特色，为家长制的生活”，“绝无法律关系的存在”。平原农耕人民闭关自守，农业“按着四季而进行，土地之所有权与各项法律关系又随之而生。”沿海的人民则被大海“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海盗式的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不过黑格尔生活的年代比王士性已晚了二百多年。
既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有如此重大的制约作用，那么当环境发生变迁时，文化的重心就会出现相应的转移，这就是所谓“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所以王士性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又说：“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宁与花木异？”文化重心的转移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但是企图以动态性观点结合环境决定论来作解释，却数王氏为第一人。
明代后期虽然旅游成风，但并非人人都是地理学家。尽管观察的是同样的大千世界，但所得印象和收获并不一样。王士性当时已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广志绎·自序》中说：“夫六合无涯，万期合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王士性自认与这四种人不一样，他所重的是地理现象。所以他接着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馀，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SPS=0272>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所谓“意得则书”的意，就是在理论思维后的发现与发明，写下来的自然就是“深言”大义了。王士性也颇为自负，认为自己的著述并不是感性材料杂乱无章的堆砌(非无类)，而且也不是这些材料的简单整理排比(非无非类)；自己的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无深言)，但又无处不闪烁着真知灼见。(无非深言)
王士性深入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独到的思想，给明末清初的学者以巨大的影响。清初，杨体元将《广志绎》“遍质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顾宁人、项东井诸同学，咸谓是书赅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就中以顾宁人即顾炎武所受影响最巨。顾氏是清初朴学大家，研究者众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顾的地理学思想实渊自王士性。
顾炎武的三大著作，无例外的都打上王士性影响的印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顾氏在“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之后，才编著成的第一等作品。后者为“舆地之记”，前者为“利病之书”。所谓“利病”，就是王士性对于各地地理背景优劣分析的发展，是经世实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不但如此，在该书第一卷《舆地山川总论》中，顾氏更是全文照录了王士性《五岳游草》里《地脉》、《形胜》、《风土》三节文字(这三节文字本来在《广游志》中，因《广游志》后来与《五岳游草》合刊，后人遂以为出自《五岳游草》)，足见顾炎武对王氏地理观的佩服。且由于王士性著作流传不广，后人读《利病书》，甚至把王氏的思想当成顾炎武的思想来引用，尤其是其中关于“天运循环，地脉移动”的思想。
《肇域志》是未完成的稿本，至今尚未刊刻过。该书按省分述各地的地理现象，具全国地理总志的性质。顾氏在各省的最后，都抄录了《广志绎》相关省份的几乎全部内容，而冠以《方舆崖略》的总称。顾炎武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广志绎》兼有保存地理资料与启发思维的重要价值。此外，奠定顾氏朴学大家地位的笔记式名著《日知录》，也同样看得见王士性的影响，例如在“州县赋税”一节中就引用了《广志绎》卷一关于各地赋税负担悬殊不均的分析，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幅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矣。”顾炎武的思想对于清代学术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学观点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后人。然而，由于清代文网綦严，乾嘉时期的学者走入了考据的胡同，除了沿革地理一枝独秀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都走了下坡。也因此王士性自清代中叶以后就逐渐被人遗忘，《广志绎》一书的康熙刻本今已不见，若非《台州丛书》保留乡贤著作，我们今天说不定只能从顾炎武的遗书中去寻找王士性思想的吉光片羽，而看不到《广志绎》的全帙了。除了《五岳游草》、《广游志》和《广志绎》三种地理书外，王士性又有《王恒叔近稿》一种，及另篇著述若干，现都经过校勘整理，纳入《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一册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五月份推出，以飨同好。
我国的人文地理研究有着久远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开了系统研究的先河，其后若断若续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清代乾嘉以后人文地理只讲疆域沿革，解放以来地理学界则重自然，轻人文，所以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王士性长期受到冷落。最近几年，人文地理呈现一派复兴景象，王士性的研究开始引起注意，希望这一研究能深入下去，以有助于促进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周振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