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一部书罢了，也会成为公案，真令人感到惊讶。然而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却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和奇事。说起来，这部书不过是从《四库全书》中抽取二百三十一种，约十一万一千叶，印成二千册而已。从一九三三年签订出版合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出齐为止，用时不过二年，其实算不得一回事。但翻翻历史，影印《四库全书》一事早在一九一七年酝酿，前后竟有十八年之久。其间至少三起三落，至《珍本初集》，已是第五次——还不算插曲。所涉上至政府要员、大总统、内务府、教育部、行政院，下至社会名流、目录版本学者、图书馆人员乃至普通文人，总之，官界、学界、商界，都卷了进去，报章评论，函件往来，闹得沸沸扬扬，岂得不谓之“公案”？
一部两年印成的书，前后历经十八年周折；又不过是印一部书，却惹得官、学、商三界激烈论争，有关与无关之人竞相为谋，也可算得是“奇事”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的主要当事人也已辞世，倒不妨平心静气地理一理这桩公案的始末。幸而史料具在，并非徒作小说家言也。
《四库全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余种，七万九千三百余卷。创始于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抄成第一部全书，使用了十载光阴。一九一七年初，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听到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哈同有意出资印《四库全书》，当即托人打听此事，并拟函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求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及其他各本影印，此呈被教育部驳回。张元济又给当时在日本的岑西林发信，请他疏通以便面见哈同。得到岑信后，张元济登门拜访哈同及其管事姬觉弥，商谈印《四库全书》之事。事后还曾估算过全书石印的费用，不过未能成功。
一九二○年徐世昌任总统时，为求“文治”之名，准备影印《四库全书》，由叶恭绰、朱启钤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商务负责人张元济核算过成本后，曾亲身赴京面商此事，提出可以分批陆续印全书，也可以选印其中未曾刊印或久已失版之书。由于北洋政府拟照原式影印，工程浩大，人力、物力、资金皆患不足，而且旷日持久，所以终究搁置下来。当时商务估计印书百部，需费二三百万，需时一二十年，而且，国内纸张也不够用。
一九二四年，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建馆三十年纪念建议借印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这一次事情有进展，商务印书馆派代表赴京与清室内务府议定照原书格式参用外纸缩印，以五年为期。全书运沪影印之前，已呈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交通部备案，由国务院咨行交通部，分令京奉、津浦、沪宁三路局预备专车，沿途照料。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等也出具“决无损失”切结。四月五日商务印书馆会同内务府委员到文渊阁查点装箱，到七日点装至三分之一左右。按说这一次可望大功告成了，不料风云突变。四月八日总统府秘书厅发出公函，称《四库全书》竟由沪上商家托词刷印，饬警察厅查禁阻运。张元济在四月十四日致电国务总理孙宝琦及颜惠庆、王克敏等请求代为剖明，四月十五日又致函孙宝琦再次说明原委，请求准予放行。五月三日孙氏覆函称各方或主照原书式样印，或主在京印。张元济五月八日再次致函孙宝琦，说明按原书式样影印一事当年已曾估算过，财、物、人力皆有不足：在京印，缺乏设备；在京摄影运沪印刷也有困难。信中最后将了北洋政府一军，说道：“如蒙鼎力俯赐维持，仍照原案，准其运沪印行，非惟敝馆之幸，实为全国学界之幸。如各方误会，不易了解，尽可作罢，敝馆亦不再渎陈。惟望政府诸公指拨帑项，妙选通才，克期兴工，毋再蹈五年以前之覆辙。”事情就此中止。原因何在？据传为总统曹馄的党羽李彦青向商务勒索巨款未遂而以权势横加阻禁。
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交通部叶恭绰、教育部章士钊先后电招商务，续议影印此书。八月中旬，李拔可代表商务赴京接洽承印《四库全书》一事。但此事却颇为繁难。从八月中旬谈至十月中旬，其间函电往来，枝节横生。政府要求印大本九开，每部则售价万元，如此，何来买主？又政府出钱订购，口说无凭，如何付款？大本小本问题解决之后，又出现在京摄影不允运出的问题。张元济先生坚持必须把全书一次运沪，在九月十八日致傅增湘的信中，他剖清利弊，义正辞严，道尽个中苦衷：
拔可来信述教部司长高君不允将《四库全书》运出。仲骞、森玉商改四次分运，我兄竭力斡旋，为设种种方法，以防后患，至深感荷。惟政府未能稳定，战事难免复作。在同政府之下，以一司长可以抗令不遵，则易一政府，更可取消前政府之命令。即现政府可保无虞，而司长可以不遵执政、总长命令，则此次即从高司长四次分运之议，至第二期领书，一科员、一录事、甚至于一公民亦何尝不可起而阻止？彼时公司预约已经售去，第一次书亦已印成，岂非进退维谷、制我死命？故不能一次运沪，宁可不印。前日已电拔可南归，想已转达。弟在公司二十余年，今借三十年纪念之机会，希冀印成此书，为社会稍尽微劳，即可藉此结束。公司同人以垫本太多，危险太大，本多反对。今竟如此，尚复何言！
甚至在反复磋商，北洋政府内阁九月二十四日通过合同，《时报》将命令全文刊载之后，还有人暗中破坏，指使印刷局捣乱，印发传单，混淆视听。十月一日张元济在致李拔可的信中说：
《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当时任交通部总长、热心好古的叶恭绰连印《四库》一事是“商家冒险为政府做面子”的话都说出来了，张元济称他为明白人。但说即使叶恭绰不下台，政府定印的款项也未必有把握。事实上，合同刚刚签完，十一月十日叶恭绰即辞职，教育总长章士钊也于同日辞职。转年四月，临时总执政段祺瑞亦下台，内阁更是频频换人，可见北洋政府之不稳。
十月五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说：
印《四库》事荷公鼎力从旁相助，得底于成。拔可入京办理此事，弟尝譬之唐三藏取经。层层难关均已度过，此时总算望见大雷音寺矣。白马驮归尚未知在何日。尚望诸大护法家始终保佑。至属分四期运出，政府稳固原无不可。但现在政府是否能保持五六年？即能之，而现在主张之人是否能不更变？来者恐未必。尚有许多书呆子(京中社会)。尝言之取经之事唐三藏亦只可一遭。若令往返数次，非独太危险，且恐送却性命矣。
十月十二日李拔可代表商务印书馆跟教育部签订了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合同中规定分印三种：(1)特种九开本，用国内连史纸印，由政府出资定印三十部，分藏国内图书馆，并分赠各国，以宣传东方文化；(2)甲种四开本，用道林纸印，布面西装；(3)乙种四开本，用道林纸印，纸面华装。甲乙两种本由商务印书馆酌定印数，预约发售。
十月十七日教育部训令京师图书馆把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点交商务运沪。二十日，全书查点完毕，装成一千余箱待运。恰在此际，江浙战事重起，铁路不通。计划改由水路运沪，又恐遭不测，事情中止，全书退归京师图书馆。
这一次算是最为成功。虽有人捣乱，又有书呆子们不切实际地胡出主意，毕竟还有诸大护法全力保驾。国务会议通过，临时执政段棋瑞明令指拨文津阁全书移沪影印。然而由于战事影响，张元济盼望的白马驮归终于成为泡影。转年段执政下台，内阁换人如走马灯。虽然商务曾重议此事，但时势已非，全书送回上架，内阁不负其责，终于功败垂成。再次重议，已是一九三三年了。
不过此间尚有一段插曲，也值得一提。一九二八年秋杨宇霆邀目录版本学者伦哲如到沈阳，商议筹印《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计划宏伟。伦氏拟稿由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联名通电全国，并用英德文对外通告。然而伦氏筹划尚未定局，东北政局风云变幻，杨宇霆出事。张学良续办此事，已成敷衍之势，无意实干，伦氏返回北京。沈阳通电欲印《四库全书》时，南京政府曾去电说中央正在筹印此书，请勿重复印制。而沈阳则覆电说此间筹备已妥，乞以见让。伦氏说，两处都在说空话。一九二九年，伦哲如过南京，知道中央印书之意出于胡汉民，曾把筹备印书的计划转告胡。胡颇表赞同，准备由中央办理。但张学良坚持必印，而且连印成后赠人之事都有安排。胡信以为真，坐观其成，伦氏只好罢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时局紧张。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故宫古物南迁上海。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商务当时正值一二八遭受日方浩劫之后努力复兴之际，决心承办此事作为复兴纪念。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缩印为小六开本，用江南造纸厂毛边纸印刷，以九万页为限，每部分订一千五百册，至多印一千五百部，其中十分之一赠中央图书馆，自摄影之日起，全书两年出齐。六月六日行政院第一○七次会议议决通过，六月十七日商务印书馆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签订正式合同。
按说到此问题已经解决，官商双方合同已签，书也早已运到上海，无须再烦白马驮归，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风波再起。原来此书的所有权又出了岔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归故宫保管，教育部决定印书未跟故宫打招呼，涉及到故宫的利益，故宫自然不能不发难力争，于是不肯启钥点交。张元济七月一日致傅增湘信中说：
本馆承印《四库全书》事不料如许纠葛。近得北平友人来信，谓馆中疮痍未复，何必为此不急之务。言下颇有指斥在事人多事之意。其人盖与公司有关者。不知此次承印与前两次由馆主动者绝不相同。初由蒋某来商，即百里之侄，持其叔之信来见。弟甚无意于此，令其见王君岫庐(按即王云五，时为商务总经理)。岫庐乃谓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计却不能不做，乃与商定合同。至此书属于故宫、属于教育部，弟全不了了，岫庐更不知悉。袁君守和昨来晤，始知个中曲折。本馆全在被动地位，且含有义务性质，此时静候教育部办法。好在尚未着手，即罢议亦无碍也。
故宫与教育部为此书争执，事情又耽搁下来。不过时间还不算太长，到八月二日张元济再次致函傅增湘时，部院之争已经解决。不过风波并未稍减，学界和社会名流已经介入，报刊论争开始。七月十三日张元济致函袁同礼(守和)，说：
影印《四库》未刊本，公主张拟用善本替代，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学者即日草具公函，向教育部当局建议，甚感甚感！惟弟窃以为兹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而不必并为一谈。《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且有残缺讹误，无庸讳言。但其间有未经刊行，或虽已刊行而原本不易购求者，如能及早影印，俾得流传，当亦大雅之所许。……至以善本代库本，则鄙见窃以为不必，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善本难遇，乞假尤难。往返商榷，更多耽搁，如是则观成无期。且善本亦正无穷，先得一明本，以为可以替代矣，未几而有元本，又未几而有宋本出。若以明本自画，则于目的有违。若必进而求元本，更进而求宋本，则观成更无期。故弟窃以为二公高见与教育部原意分之两利，合之两妨。
信中所说的“二公”，指袁同礼和赵万里，这是当时极力主张用所谓善本替代四库本的两位学者。他们拟好信稿，到处拉名流闻人签名，一起向教育部上书，阻止影印四库原本之举。藏书家董康、傅增湘都在他们网罗之中，张元济不得不一一去信或面谈，申明利害得失。八月十四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说：
影印四库全书此中有人蓄意破坏，公等殆未深知。昨见报章授经领衔致教部公函，公名列第二。谨剪呈，乞察入。(鄙见书籍出版不厌其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均出库本，世人亦甚珍之也。)弟前日晤授经，谈及此事。渠谓赵万里方持一信来，已签名去矣。弟复告以个中曲折，授经乃恍然。……以鄙见度之，教部震于公等大名，恐不免将此事打消。商务舍此可并力印厚利之书，固亦合算。惟影印四库一事，一而再、再而三，亦可谓磨折多矣。
经过解释，傅增湘等旁观之人听从了张元济的意见。傅增湘认为“用阁中原本，自是正法，采用善本别为一部印行，大可并行不悖，且未刊之书不能全有善本也”。然而此事却并未就此平息，仅孙壮转送北平各报有关评论以及袁同礼、徐森玉等人对影印《四库》的意见就有一二十起。断断焉，侃侃焉，妙语高见层出不穷，闹得甚嚣尘上，大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系此一举之概。袁同礼八月十四日致张元济的信中说：
同礼职司校雠，而于文津、文渊两本，又与孑民、叔海两公共负典守之责，见闻所及，不得不图补救。区区苦衷，当为国人所共谅。诚以当局如有贻误，匪特在学术上为致命伤，于国家颜面尤不能不顾到也。
这几句话也是义正辞严，不愧为学者。“职司校雠”是学者事务，“典守之责”则是职权攸关。尽管如此，仍令人惊诧：影印几部书罢了，于国家颜面何干？又何至于口气如此严重？
同是学者，孟森的看法就不同，他在《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一文中说：
然卷帙既多，年代又相隔，固有《四库》著录而外间已绝版者；亦有著录时即系稿本者，今就库本复传之，较昔人就《永乐大典》辑佚书，其所留真相尚多也。故罕传本之待刊，实为急务。至其中或有已刊而不及知者，当多经目录学家指摘是正。万一更有遗漏，即过而存之，亦无大害。
孟氏最后说，“似无暇以有用之心力，争此无关得失之议论也”。
袁同礼等人的意见可归纳为四条：(1)文渊、文津二本互校择善而从；(2)四库残本宜换足本，辑本有原本者宜用原本；(3)底本宜据以影印，善本宜据以作校勘记；(4)序跋宜附，目录宜补。
意见固佳，但若真的做起来，则这项影印工作便比重修四库还难。文渊、文津两本互校，书非一家之物，各有典守之人，校书也非草率之事，哪里有如此简单。残本换足本、辑本用原本，足本原本由何人确定，书在何处由何人经管，能否借出付印？据善本作校勘记亦决非易事，非学富五车者不能着手。否则错漏百出，更伤颜面。到处核对序跋，同样费时费力。正所谓“空言无施，虽切何补”。揣摸这几位学者的意思，很像是有人闲得无聊，巴不得找些事做。否则，当时正是战云密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之时，哪里还有如此的闲情逸致！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草拟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也成了众矢之的，诸如“编者缺乏图书目录学常识”；“令外人齿冷”之类，訾议不绝于人口。袁同礼又出示善本丛刊目录，要求商务承印。
教育部最后聘请陈垣、傅增湘、张元济、袁同礼等十七人，组织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事情才平息下来。
乾隆编定一部《四库全书》不过用时十载，而今影印其中一小部分，却商量了将近二十年。
乾隆下令删改书中文字时，从事修书者尽为博学通儒，无人敢道不字。而今不删不改照印出来，反而众口<SPS=0162><SPS=0162>。
《四库》本无论怎样失真失实，它毕竟是历史文物。惟其如此，方有袁同礼诸公负“典守之责”。本子不佳，正好印出来供人指摘，揭示乾隆皇帝毁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险恶用心。深藏密锁，不让世人见到，意在为乾隆隐恶，抑或不欲历史真相曝光？
官界层次多，手续繁，贿赂无厌；学界“济济多士”，不乏卓见，却未免所见迂远而阔于事情；帮闲的则各怀鬼胎，专门坏事。看来看去，还是商界通达，尤以张元济先生世情练达，任事果毅，可谓“和而不流，强哉矫”！只是，方筑室道谋，官、学、商相互掣肘之际，亦还他一个无可如何罢了！
近有电视剧《戏说乾隆》风靡一时，借用此题，为这桩公案添加一笔：
且说乾隆皇帝见到这番光景，不觉捻髯一笑：“没有我，你们什么都办不成！我编了一部全书才花了十年，你们抽印其中几本书就要二十年，还吵得不可开交。当初可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你们推翻我大清王朝，喊着社会进步，哪里赶得上我的效率高！”
此自然是“戏说”。但想到《四书》上的“陈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又似乎举大事者非大独裁者莫办。这是当日刚刚从皇权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所遇到的新的困惑吧。
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