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大”疑团：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没有滥觞于中国，没有肇始于同英国处于相近发展水平的法国或德国，而却是英国。在浏览历史文献时，特别是在阅读《西方致富之路》一书时，我曾经注意到了这样一段史实：虽说早在中世纪商业法及商业法庭就已经存在于欧洲诸国，但其积极作用却因各“独立城市”之法院的任意判决和歧视外国人——这使得人们无法对商业纠纷的裁决进行准确的预期，而大受损害。到了十八世纪的中后期，座落于伦敦的皇家法院首先在保险、汇票、船只包租、销售合同、合伙协议、专利以及其他商业交易方面积累起了足够的经验。用该书的两位作者罗森堡和小伯泽尔的话说便是，英国皇家法院审慎地和公正地对待外国的诉讼当事人，使得商业信用变得更加可靠和可预测，从而为英国赢得了国际声誉(第130—132页)。有趣得很，开始于一七八○年前后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时间上又一次“碰巧”能够以法院公正判决之结果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可以间接地从其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中得到反映：一七八○年为百分之十二；一八○○年为百分之三十三；一八六○年以前一直均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要知道，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是以大规模的投资做后盾的。
或许有人会说，仅以两个事例来论证像经济增长这样的大题目是单薄无力的。然而我却不这么看。上述两个貌似巧合的事例，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极为深刻的两个道理。第一，公正的法律，既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预期。更一般地讲，公正且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它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的财产权利不受侵害，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赖或信用创造了条件，进而使交易畅通无阻。要知道，我们人类直至今天所享受的物品，无一例外地非得通过交易；而经济增长、或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投资的源泉，乃均为所谓“得自交易的收益”，因为每人都从交易中获得那份来自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利益。第二，仅仅拥有公正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使它能够真正地、严格准确地得到贯彻执行。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可谓不明智、不优惠，当年欧洲大陆的商业法庭亦不在少数，可为什么还会有许多潜在的交易者(投资者无疑是其一种)在各种可使交易双方均获大益的机会面前举棋不定呢？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合理制度”仅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其充分条件在于“高质量的制度”。在同一法律下是否所有法庭均能够做出公正判决，便是评判制度之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之一。
《淮南子·齐俗训》里有一句箴言：“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不知别人怎么理解，但依我之陋见，所谓“世治”，无非是指制度合理、严明，既有“量”又有“质”。“世乱”则正好相反。就眼下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恐怕是下大力气以提高制度的质量。虽说这可能要花费不少资源，但其未来的好处则是巨大的。保定成为台胞的投资热点，英国成为使人类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所证实的不正是这一点吗？倘若我们中国人真的能够做到法纪严明，令行禁止，秉公执法，机会均等，世何以不治，民何以不富，国何以不强！
吴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