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田仲济杂文集》，首先感到的是惊喜：原来这位我所尊敬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还是一位出色的杂文作家，原来抗战中后期的大后方还有如此成熟的杂文！继而一想：可不是么，自从杂文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人的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标志之一，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以至现代学者，几乎都与“杂文”结下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杂文的文学时代”。那么，以后呢？——一想到“以后”，心情便沉重起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以后”杂文便走上了坎坷之路，尽管时时有“中兴”的呼唤，但至少到现在，我还看不出什么“辉煌”的前景，大概也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吧！
这是为什么？
一个现成的解释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始终缺少“杂文”发展所必须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是确然无疑的，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但，是不是还应该探讨一下更深的“内因”呢，比如说，极“左”思潮怎样“改造”了我们的灵魂，渗透到我们的精神、气质、人格、思维、情感方式……的深处，由于自身的扭曲，而形成一种无可摆脱(甚至有的人还不愿意摆脱)的内在束缚……
这样的诘问自然是痛苦的，但我们又必须如此。如果连这一点觉悟与勇气都没有，我们还是趁早不要奢谈“杂文”吧，在我们有出息的前辈杂文家(如田仲济先生)面前，还是“免开尊口”吧。
田先生有一篇杂文，题目叫《踢》，讲他在公共汽车上的见闻：一位“路员”(今天应叫“售票员”)因为有人在挤车时无意碰了他，就向无关的乘客乱踢过去。田先生因此而愤愤不平地问道：“谁给他的这种权威”？！说实在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公共汽车，商店，医院，机关……，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路员”，利用他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小至售票权、售货权、挂号权，大至……)对本应是他的服务对象的普通人(也即在理论与口号上捧上了天的称作“上帝”的“人民”)横施暴虐，任加屈辱。但是，在这样的来自同胞的精神的暴政面前，又有几个人表示过那怕最起码的愤怒与抗争？更不用说像田先生那样写成杂文在报章上大声疾呼——我甚至怀疑，即使有人写了文章，我们的报刊也不会发表，因为生活中比这更大的屈辱人们都忍受了，这类区区“小事”已习以为常，如果有人居然怒形于色，人们反会投以诧异的眼光，将其视为“外星人”——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眼光并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人”甚至失去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欲望与自觉，这是怎样的精神麻木！但再反躬自问，却又害怕起来：难道我又有权对“路员”的暴虐及“乘客”的麻木表示愤怒么？我自己不也在另外的场合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人施暴并对他人加于我的屈辱屈从、隐忍了么？我终于发现，极“左”思潮的核心观念——“有权就是一切”，已经渗入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处，以至当今之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由于社会分工而享有的“权力”，既为自己捞取物质的利益，又在施虐于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处处显出麻木、忍从的“奴相”，更阿Q式地在对他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报复”中获得精神的补偿与自慰：由此而形成恶性循环。想到这里，我竟至产生一种恐惧：这难道不正是新的“国民性”的痼疾么？但我们却不能像包括田仲济先生在内的前辈那样，以杂文作为武器，痛加针砭，因为我们自己也正身染沉疴而不自觉——不能从“奴隶主”与“奴才”双重精神桎梏中挣脱出来，绝不会有真正的“杂文”！
田先生的另一篇杂文也引起了我的深思。题目叫《臭虫》，在照例对臭虫表示厌恶，描写人怎样将臭虫消灭的“胜利”以后，突然笔锋一转，“为臭虫的前途担心起来”，想到“自然是残酷的，一切不能独立生存而又无用的东西，将都归消灭”，最后竟发出如此感慨：“生命的消灭，无论如何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何况亿万的生命窒息以死，而没有人少为注意！若造物主能责备的话，我责备他滥生，更要责备他滥杀”。类似的“责备”仿佛在哪里见到过，仔细一查，果然在鲁迅的《呐喊》里找到了《兔和猫》，鲁迅也因“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为人对生命的消亡的麻木而感到“凄凉”，他痛心地写道：“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震，我(以及我的同辈)不正是这“别人”：我们早就听不到幼小的生物的生命的挣扎的呼号了，因为我们连人的生命的挣扎都“无所容心于其间”！几千年的相斫史使我们这个民族太不珍惜人的生命(更勿论生物的生命)，而生存的艰难又使我们每个人的感情世界太为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烦恼所纠缠左右，显得过分的敏感，而沉湎于鲁迅所说的个人“有限哀愁”里，与此同时却是人类同情心的减弱，对人世间(不要说生物界)的普遍痛苦的麻木，正是这思想境界的狭窄、猥琐，形成了我们这一辈与鲁迅、田仲济先生那几代人之间的精神落差。鲁迅说“博大的诗人”必定“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杂文家也同样需要这博大而仁爱的胸襟。人们只在鲁迅(及同代人)杂文里看见他(他们)伟大的憎，批判现实的“异常的残忍性”，而不懂得“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看不到他(他们)对于人的生命的珍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宇宙万物“异常的慈悲性”。对于鲁迅，对于包括田仲济先生在内的前辈杂文家，以至杂文本身理解上的这一盲点，相应的杂文的传统的失落，其根源显然应该到几十年历史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悲剧中去寻找。
田先生有两篇杂文应该合起来读。一篇叫《说真话》，是有感于“说真话的人少，说真话也真不容易”而大声疾呼：“说真话毕竟是可贵的”。这种“说真话”精神可以说是“杂文”的生命所在，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无异议。但田先生还写了另一篇文章，人们往往不予重视，但在我看来，其意义至少不下于前文。文章题目叫《谎话颂》，并不含有任何反讽的意思，而是正面反复论证：“除非你没有说过话，你便不能说你没有说过谎”。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晚年所写的《我要骗人》。鲁迅说：只要我们不是“超出现世”的圣人，我们就会“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就得“骗人”，他坦白直言：“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地骗人，“答道真的有罢”。鲁迅并且反复强调，现在“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在鲁迅“我要骗人”(以及田仲济先生“谎话颂”)的命题里，不仅显示出前辈作家对于人世险恶的清醒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鲁迅的“反对赤膊上阵”的战略策略，更是表现出他们对于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的软弱的深切理解。在我看来，敢于“说真话”固然需要勇气，敢于承认自己说过谎、经常说谎，进而公开写《谎话颂》，宣言“我要骗人”，也同样需要勇气，也许是更为可贵的，我尤其欣赏的是，这里没有半点“道学家”气，而这正是一个杂文家最重要、最基本的品质(气质)。田先生的《谎话颂》结尾处引述了耶稣对想用石头打死一个犯奸淫的妇人的众人说的那句话，“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是意味深长的。我因此而联想起周作人的一句名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周作人还有一篇文章批判那些自认在“圣庙”里有份，因而拥有“真理”的绝对垄断权，动辄“裁判”或“饶恕”别人的“一脸凶相的圣徒”，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些“圣徒”，也就是田仲济先生在《天堂》一文里所说的“拿着天国的钥匙和卖赎罪卷”的“牧师”，尽管他们自己能不能、配不配进天国“也成问题”，却“把持”着“天堂”，不让别人进去。田先生因此说：“我更厌恶这些法利赛人，我更憎恨这些吃教的”。可悲(可恶)的是，尽管这些“圣徒”、“牧师”、“道学家”，本是杂文的天敌，但他们却偏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俨乎其然的“杂文家”，把“杂文”领域变成宗教道德审判所。流风所及，人们甚至误认为写杂文就是搞“大批判”，当“法官”，对自以为的社会“不良现象”与“异己者”进行“判决”，还美其名曰“战斗性”。几十年来，杂文历遭劫难，这“大批判风”大概也是一劫吧。
田先生的《猫》写得很有意思。首先提出的是西南各地为什么“老鼠成灾”？回答是“西南各省的猫不捕老鼠”。又问：“捕老鼠是猫的天性，为什么猫生在西南各省这天性就消失了呢”？答曰：“西南各省的猫每一个都用绳子系着”，虽有心也捉不住老鼠了。再问：为什么要把猫囚系起来呢？现成的答案自然是“由于恨”(至于为什么“恨”，作者没有说，读者也能明白，鲁迅早就列举了他“仇猫”的若干条理由)——至此为止，文章的立论都没有什么特别；但田先生又问了一句：除了“恨”之外，是不是还别有原因？这才出人意外地引出：“爱”也能成为一个束缚，“自由的物事，一经人类的爱，一经变成人类的财产，便照例被囚起系起，这物事便也照例地渐渐失掉原有的机能，变成瘦弱的附庸或囚徒”。应该说，这“自由的物事为爱所囚系”的命题，是田先生的独特发现，也是真正的杂文家的发现：杂文家所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能够探微发隐，从表面看到内底，从正面看出反面(即田先生所说从“美丽的传统”背后看见“血淋淋的故事”)，揭示出被有意无意地隐蔽着的事物的“真相”或“另一面”。“爱”(以及相应的“浪漫主义”、“青春”、“激情”、“诗”)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绝对美好”的情感，但又有谁会思考、追问、发掘它的负面作用(意义、价值)呢？但不也正是这僵硬的、绝对的直线思维(“爱”就是“爱”，“憎”就是“憎”，“好”则绝对地“好”，“坏”则绝对地“坏”等等)妨碍了我们像一个真正的杂文家那样，对日常生活现象作出自己独立而独特的深入开掘。而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的僵化与简单化，也正是极“左”思潮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毒害，只是因为它影响的是深层的思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而不根本改变这类僵硬的思维方式、习惯，大概也不会有真正的杂文。
这样，我一边读着田先生的杂文，一边联想、对比自己(及我的同辈人)，我的思考最后集中到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读书开始，就不断地被教导说：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也确实被“改造”好了：尽管表面上一个个都仿佛成了“毫无……之心”的“圣徒”，但我们的内心世界却变得如此地狭窄，猥琐，麻木与僵化。——承认这一现实，确实令人难堪，但我们除了“正视”以外，已别无选择。如果说，五四那一代以至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吃人礼教，他们是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后，才创造了杂文的话，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却面对着“极‘左’思潮”这一严酷现实。这是一种更加不露痕迹的“吃人”，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如痴如迷的“狂欢”状态下，一面“被人吃”，一面“吃人”，结果连“被吃”(与“吃人”)本身也被“圣洁”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出“铁屋子”可能比鲁迅、田仲济他们那几代人，更为艰难。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年狂人的“大恐惧”——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而没有“真的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杂文。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写毕
(《田仲济杂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12.65元)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