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同意所谓菩提达摩为中土初祖、禅学始自达摩的传说，构勒了早期禅学的发展脉络，从最早来华传译禅经的安世高、支谶，到继后的康僧会、道安、罗什、佛陀跋陀罗，以及慧远、僧肇的禅学思想一一进行介绍和比较，对大乘佛性－如来藏系的心性学说在中土盛行这一现象展开了比较分析，说明禅宗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必然性。作者认为，禅宗“理论根据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壤之中，就中的关键，即在于它用汉魏以来中国化的大乘义理之学对传统禅学作了改造。从小乘禅学、大乘般若学，进而至涅<SPS=0566>佛性说，这既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大致历史过程，也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包括禅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即首先注重与早期佛教相近的禅法，进而注重对佛教实践之理论根据的探讨，禅法遂与义学相结合。佛教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最终的目的都在于求得解脱，于是又转入对解脱境界与解脱主体的研究，这便是晋宋以后盛极一时的涅<SPS=0566>佛性说。中国禅宗即孕育上述佛教的发展之中。”
在佛教中国化这个大背景下审视、剖析禅宗发生、发展及分化的全过程，是本书另一特点。以往大多学者认为，禅宗是纯粹的中国特产，与印度佛教完全没有关系——这种片面强调禅宗为中国传统思想产物的观点，割裂了禅宗与整个佛教的关系，从而导致对禅宗来源佛教本身的思想渊源的研究流于空泛疏略。作者则认为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它经历了佛教的方术迷信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这三个发展历程，并大量摄取了儒道等传统思想的内容与方法。因此，禅宗本质上是“渊源于外来的佛教而形成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这种观点，很好地解决了禅宗的存在背景和自身性质的问题。
学术界长期争论“禅宗究竟以般若性空为理论基点，还是以佛性妙有为理论基点”，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应以般若实相与涅<SPS=0566>佛性的会通，作为晋宋以后中土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禅宗亦即由此产生。“从达摩禅到惠能禅，历经了一个由外境到内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泯然的演变发展过程。”这种论断我个人以为较为妥切。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洪修平著，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版，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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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