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许“知道八股较深”，他有资格这样说。他那一辈人青少年时代都学过八股文。他的日记中记着，曾将十三岁那年学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订成一本，题曰《丁酉诗文》。他十五岁至十七岁，两次去区县考府考，一次去区院试。他在家中习作的八股文试帖诗的题目，一个时期曾一一记在日记上。这些，在当时的学子，还是一般情形。难得的是，他很早就转而对八股文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壬寅年(一九○二)他十八岁，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正是这种批判的自觉，使他能够跳出牢笼，清醒反顾，见其真相，从此终身坚持，不断加深认识，所以他有资格说“知道八股较深”。
周作人不是把八股文仅仅看作一种文章体制，而是看作一种文化传统。清人颜元(习斋)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时文即八股文。颜元指出，宋儒讲学之所以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时文，是因为他们“只好说体面话”，并无定见。又明末清初傅山(青主)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周作人综合二家之论加以发挥道：“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鸦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夜读抄·颜氏学记》)这里把问题提到时文不去国命将亡这样严重的程度，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早有一种看法，一九二五年他就说过：“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雨天的书·黑背心》)如果八股文化恰恰是奴性的产物，是表现奴性，助长奴性的东西，那么当然可以说它不去则国命将亡了。
八股文为什么是奴性的产物呢？周作人指出：“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在文章上叫做‘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说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看云集·论八股文》)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皇权用以取士的，封建皇权需要的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的奴才。这所谓“上头”，并不限于皇帝，可以包括一切专制，一切威权，一切风靡一世不容反抗的潮流之类，凡是顺着这些说话的，都可以说是在做八股文。所以周作人又曾把八股文风气概括为“你要我怎么说，就怎么说”(《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0、谈康梁》)
“你要我怎么说”并没有一定，今天要我这样说，明天要我那样说，上头的吩咐常不免今昔不同，彼此不同，下面也就得善于跟着改口，其要义即在于照着题目做文章，无论什么题目都能说得圆到，有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周作人曾举三例来说明这种手段。一个是，《论语·先进》记子路的话：“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又《论语·子路》记孔子斥责子路的话：“野哉由也！”有人做八股文，以“何必读书”句为题，便用了子路的口气，发挥反对读书的道理，把古圣先贤的书说得一钱不值。及至做“野哉由也”的题目，他又用了孔子的口气，把子路骂得狗血喷头。第二个是，学生写《汉高祖论》，根据史书敷陈他的豁达大度，固然可以及格，假如做翻案文章，开首说：“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以后略叙杀戮功臣之事，简要地结束，更可以得到老师的浓圈密点。第三个是，有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例如欲使原告者胜，则责被告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者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去而汝来告，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则罪少者之“不敬老”，欲使少者胜，则责老者之“不慈幼”。周作人总结道：“这三派都是一条路，古来的御史、翰林、师爷也本是一种人，其作风正是一样，虽然穷达略有不同。”(《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8、关于绍兴师爷》)这种舞文弄墨的手段，无论翻过来复过去，立论尽管矛盾，其非自己有一定之见则相同，有此训练，而后可以你要我怎么说就怎么说也。
周作人曾经把做八股者的心态(包括做策论者的心态)概括为“趋与避”。他说：“本来只要读熟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田》)这是很精辟的概括，说到了“点子”上。他自己写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章，一直在反八股，而往往还不免于写下去就自觉着很细微处有八股气，恐怕也就是自己察觉到有某“趋避”之微意存乎其间吧。
周作人反八股之论，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站在中国文学史的高度来看问题的观点。他说：“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人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SPS=1256>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看云集·论八股文》)他把新文学运动解释为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实在是很精辟的。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小说戏曲，输入东西洋文学观念文学思想，介绍东西洋文学作品文学知识，如此等等，全都是在反对奴性文学，提倡自尊自觉自主的文学，人的文学。而八股文是奴性文学之极致，新文学运动所反对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无非也是奴性文学，所以新文学运动虽然似乎没有怎么特别提出反八股文的问题，而周作人把它说成是一个反八股文的运动，自是探本之论。自从前几年纪念“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七十周年以来，论坛上有人提出“超越五四”，有人提出“继承五四”，没有人公开提而未尝没有人实际上想着“否定五四”，这一切加起来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大反思，必将推动对历史的认识的深化。八股文好不好的问题的重提，实际上也是这个大反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重温周作人关于新文学运动是对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这一论断，的确看到了，不明<SPS=1256>八股文是什么东西，就不可能了解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考虑八股文好不好的问题，也就不能忘记它是中国奴性文学之极致，不能仅仅当作一种文章体制来看。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