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天，我重回哈佛访问，才真正体会到“游学”的好处——那滋味端的不同往常。由于是客座学者，自然免去了在校师生的一应功课；又持有教师红卡，得以在校园里享有种种特权。于是整日价逛书店，会朋友，听讲演，读闲书，感觉上成了一个投帖挂单的鲁提辖。在辛苦攻读的同学面前，也渐渐以“洒家”自居起来。加之暑期校园极为清静，每日中午我从图书馆出来，总爱在草坪上用餐，外带喂鸽子。有时依着老橡树迷糊过去，醒来看见衣服上点点滴滴的白色鸟粪，竟不知自己置身何处。下午的时光多在几家书店里度过。其中哈佛书店的环境最为可人，既有古典音乐，又有充足的冷气，还有供读者坐览的圈椅——若不是店内禁烟，我满可以天天坐到夜晚打烊。
在这种环境中，我兴味盎然地翻看了一些有关西方“话语理论”(Theories of Discourse)的新旧书籍。冥思苦想之余，飘飘然有一种飞入“时间隧道”的感觉，仿佛腾云驾雾，阅古览今；又好像深山进香，与大师攀谈，不拘俗礼。下面依照当时读书漫想的思绪，作一篇“游记”，以纪念那一段美好日子。
第一站〔一九五○年夏，莫斯科〕从五月到七月，斯大林同志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讲话与书信，就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作出权威性界定，同时严厉批驳尼古拉·马尔的极左派“阶级语言论”。以当今眼光看，那位马尔教授及其追随者几乎成功地制造了一起语言学领域里的“李森科事件”：他们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提出要以“无产阶级语言”为纲，“重建”苏联官方语言；并鼓吹“语言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部分”，“语法是阶级斗争的砝码”等。(见《苏联语言学论争》，汉肯与霍林编译，纽约王冠出版社，一九七○)
西方人提起斯大林一九五一年结集出版的《语言学问题》，往往讥笑他的“外行干预”与“权力意志”。其实斯大林无论作为政治领袖或语言学人，俱非平庸之辈。身为政治领袖，他强调“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引用马克思：“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为统一的民族语言”)，肯定语言作为“通用交往工具”的社会意义(引用列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保证贸易周转…，使居民…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种“语言整体观”着眼于苏联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然要批判马尔一类偏激分子及其伪科学。同时斯大林也是一个敏锐的语言学问题思考者。他关注语言内在的系统性与同一性规律，认为“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法很像几何学”，其抽象法则使得“语言具有巨大稳固性”。(中文本《斯大林选集》下卷517页)——这些话现在听来颇有点“结构主义”的味道，即突出语言大系统的支配性，同时把方言、习惯语等“支系”视为系统决定之下的从属形态。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时，斯大林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而是“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作为社会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524页)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怎样看待语言的属性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提出一个著名“双关定理”，一方面肯定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同人类劳动过程、同社会物质生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与人类思维不可分割，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一命题。关于语言的物质性与实践性，马恩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中文本《马恩全集》三卷，34页)转回来说，由于语言和意识同是人类劳动、社会交往、物质生活的产物，它们两者也就混同一体，难以剥离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携手参与人类的“精神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9页)
大概是考虑到语言与物质、精神双重纠缠的特殊关系，斯大林作出“语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论断，(他也不承认语言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状态”)而把它单列一项，粗略定义为一种必不可少、而又本身自律的交往工具。至于“语言的阶级性”问题，他有鉴于极左派“阶级语言论”的危害，断然采取了否定态度；并且通过书信(不少苏联学者愿意诚恳地同他商榷此题)，毫不容情地向学术界宣布自己的最终结论：“(一)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二)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514页)
然而，斯式结论并没有真正解决、也未能永久地排除“语言阶级性”这一疑难命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左派学者纷纷返回此处，重新探讨马恩的有关论述，并对斯大林的武断表示不满。如其所示，马克思在《圣麦克斯》一文里确实说过，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它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其间“渗透了重商主义的精神”。(三卷，255页)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则指出，工人“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他们“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套宗教和政治”。(二卷，410页)这里，斯大林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既然语言与意识、社会密切相关，它怎能完全不受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呢？刘姥姥说不来林黛玉的“文话”，反之亦然——难道这只是“方言”的差异么？如果说斯大林出于反“左”的政治需要，偏重于否定所谓的“阶级语言论”(当时有必要)，那么他在学术上是否犯了一个西方左派称之为“右倾”的错误呢？依我看，左右之争容易引起意气用事。倒不如说，他老人家在操劳家务的时候，一不留神，把洗澡水(极左谬论)和婴儿(阶级性方言差异，即话语研究的重要线索)都泼出门去——这的确是个失误，可对老人而言，也只能算是“三七开”一类。而且，他的失误虽说一度阻碍了话语理论在苏联的进展，西方人却依然要把苏联视为这一理论的发祥地之一。这是因为，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巴赫金及其学术小组成员V.N.伏罗什诺夫，就已经对此作出了开创性努力。
第二站〔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巴赫金在内战后回到该城，寄居在朋友家。由于他下肢残废，没有职业，从事学术活动极为困难。而这时正是他的创作旺盛期，他领导下的“巴赫金小组”也频繁聚会，热烈讨论，成为一个重大学派理论的酝酿基地。朋友们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其中有两人发表的三部著作，明显受到巴赫金指导，或者就是双方的合作产品。例如伏罗什诺夫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便被西方学者看作是话语理论极重要的一本起始研究著作。
一九三一年，移居欧洲的俄裔语言学大师罗曼·雅各布森有幸读到《语言哲学》一书，忍不住大加赞赏，说它独特的语言哲学观及“对话”方法论，将会被语言学界视为“重要理论前提”。雅各布森转任哈佛大学教授后，由于他的赏识推荐，哈佛出版社终于一九七三年隆重推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英译本，并在前言中肯定该书对布拉格学派，以及对西方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的积极推进作用。如此一本非等闲之书，反倒在苏联无甚影响，可见历史惯于捉弄学问人。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巴赫金／伏罗什诺夫这两个东方人于默默无闻之中实现了哪些突破呢？大致有三项。
一、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观念(Translinguistics)。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曾表明，他的研究并不囿于语言形式，而看重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语义分析。“我们的分析，可以归结为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三联书店版，第250页)要超出哪些方面呢？即音位学、语态学、语法、句法、词法等有关语言系统半自治法则的研究(它们相对独立，基本不受社会历史因素影响)。跳出这个圈子，巴赫金就能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活的意义发生规律，此即话语研究范畴，或者说，是有关语言敏感于社会历史因素、并与之相互联系制约的规律。
具体些说，这种超语言学观念突出的价值，在于它大胆超出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局限，而巴赫金所说的“活语言”也是针对索氏的“死语言”研究而发。当时，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教程》(一九一五)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影响极大，几乎是语言学革新的指导纲领。巴赫金将它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当作自己的谈话对象和比较目标，因而能在吸纳索绪尔改革精神之时，又对它作出了超越性批判。其主旨是：(一)索绪尔发现并尊崇的抽象语言系统，虽有一定的科学性，毕竟只是一套理想语言模式，过于纯净和中立，因而是“死的”(该系统只能作为应用前提，却无人能拿它当话说)；它一接触现实就会发生“泄漏”，因为语言本身无法免除历史、社会与个人因素的掺杂。(二)索绪尔将语言(Lan-gue，即语言系统)置于言语(Parole， 即语言应用)之上，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支配、制约作用。可在巴赫金看来，语言＞言语这一公式是错误的，应当颠倒过来，把活的语言及其研究放在第一位；或者说，语言学家应当努力建立一门关于言语规律的语言学。
二、巴赫金的对话原则(Dialogism)。该原则是巴赫金反复运用的基本方法，支持他在哲学、艺术和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论点。简单说，他心目中的人类生存总是面对世界，“我”面对“他人”，作者面对读者。对立项之间都有一种“应答性”，它对等往返，作用双方，造成不断的交流，沟通并形成人／神、词／物、我／他、作者／读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因此衍生意义。在语言学里，对话原则主要涉及语义的生成与流变。西方语义学一向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意义来自个人，它经由字词表现或再现出来(巴赫金称之为主观唯心派)；另一派则相信意义隐存于字词本身，或位于符号网络之间(如索绪尔称网络中的符号差异决定意义，但这一“客观论”后来遭人解构，沦为虚无)。在此难题上，巴赫金独树一帜，声称意义出自人们的相互对话及其具体语境，唯有“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陀氏诗学》，252页)哲学上讲，此乃一种意义发生学的相对论：不是“我”拥有意义，也并非“无人占有意义”，而是“大家经由对话获得意义”。另外，对话既可以是两者间的，也可以是个人内在的思想矛盾。
对话原则是交流活动的哲学概括。在实际应用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言谈”(俄文ВЪIСКаЭЬIВаНИе，英译Utterance)。表面上，这言谈与索绪尔的言语相似，都是指言语行为(Speech-Act)。然而巴赫金给这新概念的定义是：一切“言谈”都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对话性与具体语境，因而都是充满矛盾的“杂语”；它们的肮脏、浑浊、易变与倾向性，显然区别于“干净、中立、自在的系统”。对此，巴／伏二人总结说：“语言的实际真实性，即言语行为，并不是由语言规范因素构筑的抽象系统，也不是导致该系统实现自己的心理－生理行为，它只是在言谈中完成的言语交相反应。”(英译本《语言哲学》，24页)。
3.巴赫金／伏罗什诺夫的“意识形态符号”论。巴赫金的上述见解，不仅对西方学者有重大启示，它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待完成的语言理论，我以为也有相当的建设功用。马克思曾经警告说，“对哲学家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三卷525页)巴赫金对索绪尔的批判，恰恰致力于打破结构主义的语言独立王国；他还不畏险阻，选择了由思想世界(抽象系统)向现实世界(活的言语)进行迫降的任务。当然他不可能轻易完成这一重任，可他指示的方向足以昭示后人。与此同时，他也清醒见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原因在于它执拗的科学意志与分析能力。譬如索绪尔有关语言法则(相对)自治的认识、他的共时研究模式，以及从整体上建立严密精确的解码基础的努力——这些，应当说是语言研究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必要步骤。鉴于上述两方面考虑，巴／伏二人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书中，首次提出语言是“意识形态符号”的论断——此举颇有兼容与创新的胆识。
与索绪尔的“系统决定论”相左，“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同时也承认语言作为符号的相对自律(但它是第二位的)。这是因为，语言系统和道德系统、法律系统一样，首先是社会性的、受物质基础决定的。它并非完全客观的规律(如力学原理)；也不尽是个人能力或特征(如人人指纹不同)；而是介于主客观间的社会共有法则。其次，不能否认语言符号也有它自身的系统约束，这对个人确是一统一的潜在前提。它要求个人向群体学习和掌握这套规律，经它实现交流并受其制约。个人／社会经由语言符号获得联系，而这符号系统却与意识形态系统“相互重叠”(回到马克思)。
关于这两个系统的重叠关系，作者解释说，“任何意识形态因素都拥有意义，它再现、描述或表示某种它的身外之物。换言之，它是一个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9页)而语言作为特殊的符号系统，不仅因此与意识形态系统重叠合一，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渗透了意识形态充盈物(ldeological lmpletion)。此处，巴赫金的“君为臣纲”公式，即意识形态制约＞符号制约，再一次得到重申：“语言形式对于说话人仅仅存在于具体言语的语境之中，因此，也就是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中。字词永远都被内容和意义充斥着，而这内容和意义又都是从行为和意识形态中引伸而来。”“只有在反常和特殊情况下，我们才用正确标准来检验一段言语(如语言教学时)。在正常情况下，语言的正确标准总是遭到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标准的掩压：言语的正确性与它的真伪性质、诗意或粗俗性质相比，总是被后者所掩压。”“假如我们将这种从意识形态充盈物中剥离出来的语言学形式加以神圣化，那么我们必将走到单纯研究文字符号，而非研究言语行为符号的地步。”(70－71页)
试举一例。《红楼梦》里有一段“贾母请刘姥姥吃茄子”的生动对话，让我们用它来印证巴赫金的道理。文中贾母对刘姥姥道是：“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姥姥吃一口笑答，“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同样一个“茄子”，对二老太通用，该是一样的意思；或依巴赫金之理，上述对话的语言正确性无误，看不出毛病。可随之而来的竟是满场哄笑——姥姥分明犯了某种“非语法”错误，陷入交流困境。后经凤姐解说那“茄子”的制法，姥姥才发现，这茄子绝非那茄子。其中的差异(不是索绪尔的符号差异，而是源于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差异)犹如天壤之别，意味苦涩，又令人惊叹。姥姥逢场作戏，还要笑认自己的无知：种一辈子茄子的人居然不识茄子。这土巴物儿在贾府出现，摇身变成了甚么茄鲞，“倒要十几只鸡来配它”。至此，我们已能看出，文中这些个茄子“符号”，显然饱含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充盈物”，而且都不是什么中立或纯净的死符号。它们相互纠缠、抗争，既沟通又阻断对话交流，并经由不断的内在冲突，逐步指示并凸现了贾刘二人间的贫富、雅俗与贵贱不同。尽管都是老妇闲谈，言语通白，气氛欢快，可曹雪芹偏能从中转达出深刻感人的社会涵义。原因便是他熟谙语言的双重性，即不仅在形式上讲究“正确标准”，更要紧的是作为语言大师，他尤能把握语言在活的对话情境里的意识形态／行为方式标准。
上面这个土得掉渣的例子，恰好是一段话语分析的实例演示。实际上，走到这一步，我们已随同巴／伏二人站在当今话语理论的门槛上了。他俩曾说：“任何抽象理论如要证明自己合法，就必须用某种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目标来加以证实肯定。”(71页)可以说，他们在开拓“言语语言学”过程中，委实做到了双重系统与标准的兼容，并顾及抽象理论与分析操作的联结。遗憾的是，他们未曾也不可能对话语这一宽泛复杂的概念作出明细界定。这既为后人预留了发挥余地，又不免因此造成了目前话语研究内部的分歧。围绕话语问题，他俩先后使用过三个相关概念，分别是言语(索绪尔原创)、言谈(自创)、以及俄文的cлoвo(说话、讲述之义)。后者被西方人径直译作话语，并等同于英、法、德文里的Discourse，Discours和Diskurs。而“言谈”概念，则因偏重对话情境中的具体段落分析(详见《语言哲学》第三部分第一章言谈理论)，早已成为西方语用学和句法理论的支柱。
如此一来，在巴／伏初创的基础上，竟然派生出高低不等的两个话语研究分支。高层一支被称作话语理论，它注重探究语言与意识、知识、意义、权力、机构、行为、仪式和文明制度之间的勾连互动关系，因此属于元哲学或泛语言学领域的尖端命题。而较低一层通称话语分析，它提倡务实的应用操作，并同电脑技术结合，展现出大范围统计分析的实用科学前景。
那么，巴／伏是否由于务实而疏忽了话语理论的高层拓展呢？应当说，在《陀氏诗学》、《小说的话语》、《拉伯雷》等书里使用cлoвo一词时，巴赫金偏好它的古义，就像古希腊人使用逻各斯概念那样，侧重其中那种“口语天意”的语言神秘力量。这和中国人看重道(既是“口说”，也是“道理／天道”)很相似，都富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所以我们不便指责他缺乏思想高度。至于西方学者阿尔都塞、福柯等人后来推进的话语概念，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渐次加以历史的说明。
第三站〔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法国巴黎〕——走笔到此，忽闻门铃大响。我抬头四顾，没见哈佛草坪，亦无老橡树，却是女儿放学回家，央我做饭吃。“洒家”无奈，被迫从那思想世界降回到现实中的厨房。关于下一截游程，恳请读者稍候。一俟有空，我随时都能驾书腾云而去——区区巴黎岂不是近在咫尺！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新源街蜗居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