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友人，开着编辑二三人的小出版社，想翻译出版一部中国的出版史，托我找找，看看。不意近年来出版史及编辑史、书籍编纂史之类竟这般繁荣，略略一找就是三大部。读着读着，脑海里浮现这么个三角锥。假设ABC分别是著者、出版者、读者，而O是图书，我想，出版构造就相当于一个三角锥吧。在时间的长河里，三角锥漂浮前移，各点、各线、各面、整体锥体，在空间留下一串轨迹，便形成出版史。然而，在这三部著书中，清晰可见的，似只是那显而易见的辉煌顶点——图书而已。虽然随处点缀些“出版事业”、“编辑工作”等词句，却基本未跨出图书史框架，或者是图书史与文学史的合并，甚或就像是文学史讲义的挪移。这些拓荒之作，让人觉得好像少了点三角锥那样的立体架构。
可能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把人们养成了凡事都非推出个“宇宙洪荒”不可的脾气，于是孔子便成为“最早的编辑工作者”。出版这一概念固然有历史演进(现在，电子软件的制造者也开始把自己划入“出版者”了)，但恐怕孔子的编辑操作还是归入著者行为的好(其实是教育行为，孔老先生编辑了教材，还不曾达到出版的“历史高度”，许是因为无须用来评职称吧)。以他为万事之源，出版史(编辑史)一泻而下，不过是把中国通史的细部放大，清晰了，可并没增加什么。吕不韦命宾客编写《吕氏春秋》，悬之国门，增减一字者赏千金，或可说是写作态度之认真，似不能由著书立说的“编写”一下子变作出版“编辑”，成了“我国编辑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硬把刘义庆派到“编辑工作”题下，当然就只有《世说新语》的内容好说了。作为著者的编辑(编纂、编写)，和作为出版者的编辑，缕述出版史之际，想来也“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的。
在汉字文化圈，正如活字印刷之于西方文化，雕版印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竹简木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了，而雕版书物(日语中有“书物”一词，就是图书之意，我想借来指涉“书这种物”，强调书之为物的一面)还活在东方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迄今对它也没有完全陌生。我们说到孔子，一般不会想到他“编辑”的是竹片木板，虽然都知道老夫子曾读得“韦编三绝”，把孔子学说流布开来的媒体主要是雕版。汉字文化圈的出版制度在雕版印刷时代便基本形成了。东方迟迟未进入活字阶段，是个遗憾，但也自有其理由。如读写能力低下，雕版印刷足以应付读者的需求；宗教本没有提高文化的志向，佛教的写经、印经是功德，不必像西方那样把《圣经》大量印刷(西方普及的是《圣经》，而东方普及的，大概是历书)；汉字过早地成为艺术，书写、雕刻本身就具有了价值，等等。活字印刷传入以来的近现代出版史当然是重要的，但东方文化的特色似应该向雕版时代里探求。例如令人饶有兴趣的“样本”，它既是以实物报酬补充稿费，也是对于作者行为的一种文化性认定，这一制度，在已具备大量复制能力的雕版历史阶段就完善了。活版行将被电子技术取代，仿佛这时更深感还没有好好研究雕版文化哩。
关于作为独立行业的出版和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法国文化史家沙尔杰(R.Chartier)有这样的说法：那在法国出现得相当晚，大概是一八三○年前后。其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出版工作必须从书店的商业活动解放出来，而以往是混同的；再是图书的整个制作过程(从原稿选择到技术的解决、从美的选择到商业决定)必须由一个人物所把握。而现代意义的编辑有两个特性，从印刷厂的技术性活动、书店的商业性活动脱离，置身于智慧的及艺术的活动附近。这样的出版文化，尤其技术方面，日本完全是从西欧拿来的。百余年来日本人已形成“入欧”的传统，言必称“古登堡”，但要说现在的出版史研究，似乎还颇为“东方”，即传统书志学的。这可能是因为尚处于史料整备阶段，而对于文献的发掘和考察，那些训练有素的书志学、图书馆学专家用功最勤，而编辑者流即便有兴趣，一般也耐不得寂寞。冈野他家夫著《日本出版文化史》(一九五九年刊)可算是较早的出版史著作，把史料爬梳出一点模样来，但基本未脱出“何时、何地、谁写的、什么样的书出版了”的路子，更不曾触及出版的构造。书志学家弥吉光长致力于出版流通研究凡四十余年，一九六六年与出版界耆宿布川角左卫门合编《日本出版百年史年表》，自一九八七年，这位“八十七岁的老兵”开始印行《未刊史料中的日本出版文化》，为下一辈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史料的牧场”。他多年前曾谈及“构筑出版文化史的路程”，认为“不基于出版的史实而出自推论，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必须首先从出版基础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开始。”凭其深厚的书志学素养与功力，长年从“未刊史料”中钩沉“日本出版文化”，论说源流，翻印文献，迄今已刊行五卷(预定出十卷)；前四卷是关于近世出版史的论考，第五卷从新媒体——报纸和杂志的起源落墨，稽考近现代出版史、出版文化。(和冈野他家夫一样，弥吉光长也感叹出书难，他的这套书是“无偿”出版)或许是出于集团性，关心组织的历史，八十年代日本出现修史热，出版界的社史、团体史、出版人(经营者、编辑)传记也纷纷刊行。当然，社史意在自我宣传，只拣好听的记述，大都是发家史、兴业史之类，而且，社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在兴亡如走马灯的出版业界，一旦破灭，可能留下了图书，而出版社却不为人知了，但起码作为副产品，这些社史为现当代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可观的资料。
日本自一九六九年成立出版学会以来，关于出版史研究时有论议。弥吉光长认为应研究“社会的出版史”，“这里所谓社会的，不单是社会学角度的出版活动，更是传播(communication)之中的出版的历史，是探究出版哲学或思想时应作为其基础的出版流脉”。而作为经营学教授，箕轮成男历来更强调社会经济史视点，主张出版的通史应解明各时代的图书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怎样生产、流通的。似乎图书馆情报学教授John Pliny Feather撰著的《英国出版史》(A History ofBritish Publishing，Croom Helm，一九八八)是箕轮成男所理想的出版史；日译本就是他执笔移译的(刊行于一九九一年)。这位现任日本出版学会会长，认为日本迄今还没有这样富于理论性的著述。在《英国出版史》里，著者把握着四个命题：作为组织者的出版者的作用，版权所有对于出版产业所具有的重要性，流通构造及其发展，出版者对政府审查的协调、敌对。所以，这部英国五百年出版史不是描述历史上出现些什么书的“图书刊行史”，而是从事图书生产与流通的人及其组织即图书产业的历史。
据闻，欧洲不乏出版史著作，如《英国书籍业史》《法国出版史》《十九、二十世纪德意志书籍出版史》，但都是煌煌大部头，恐怕日本这翻译大国也未必会移译。很可能是因为资料较为现成，日本人也写了几本有关欧美出版的书，如香内三郎的《活字文化的诞生》(英国出版史)、宫下志朗的《书的都市里昂》、户叶胜也的《德意志出版社会史》，但这类论说的出发点大都不在于出版本身。近些年来，出版，被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等众多领域取为新角度，特别是一些文学研究者，试图从图书作为器的物质形态及其生产与流通，重新构筑文学史。例如前田爱考察插图如何把视觉世界导入话语构造之中，红野谦介从封面、目次、图版、装帧等构件和外观解析图书与近现代小说的种种关系(《近代的图书——媒体的文学史》，一九九二年刊)。就像推理小说里解明所有谜题的侦探是虚构的存在一样，统御整个图书的著者也是一个虚构。作为物的图书，编辑者和校对者、装帧者和插图者、印制者和流通者、还有读者们，都身临其境，参与创作、解读;书物空间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以大量复制为前题而诞生的小说，就是在语言与书物的交互作用下展开、变形、演进的。从雕版“线装”向活版“洋装”的物质性巨变，必然给阅读行为带来质变，而显现为著者及其作品的变化。读者及读者层的研究对于出版史构筑尤为重要。只有在与读者的关系中审视某一杂志某一图书，它才能在当时的社会脉络中复<SPS=1083>，才能理解它曾有过的魅力和作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畅销更令出版人兴奋的了。人们惊怪作者竟能写这样的书，编辑竟能出这样的书，但最终的问题却在于这样的书为什么被读，读者为什么争相阅读这样的书。不可思议的是读者，而作者、编辑，不是也往往被畅销得莫名其妙吗？在出版的力量关系中，有时好像是著者的形像占据了整个舞台，有时好像是出版者操纵着一切，其实全都是读者玩的魔术。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里，作为“附录”，曾述及文学生产工具的变革直接参预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进程，但不知后来是否有人“深入探究”了。出版研究是实证性研究，许多对这一领域抱持兴趣的研究者，跃跃欲试，但最后都废然而返，──史料难觅。特别是关于读者的史料，与西方相比，如法国的遗产目录、美国的订购名簿之类，似乎均不为东方习惯所有，更是缺乏。日本研究者永岭重敏从杂志样式、读者层、接受形态这三个层面，对综合杂志《太阳》予以定量分析，揭示在“百科全书式专门化”编辑方针之下，读者层如何从历来的“书生”扩展到广泛而多样的中产阶层，接受形态如何由小册子式杂志的反复熟读转变为信息的、娱乐的。《太阳》的历史才三十余年(一八九五年——一九二八年)，而作者的调查竟费时七、八年，足见务读者史之不易，难怪他在论文获得日本出版学会奖时感叹：史料的制约对日本的读者研究构成巨大屏障。
法国诗人马拉美(S.Mallarme)说过：“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了归宿于一卷书而存在。”“书”，经过出版、流通、阅读才成其为书，而书里有“一切”，当然也会有出版、流通、阅读什么的。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