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以学者著称，但“其内心深层依然是诗人”(徐葆耕先生语)。我认为这话颇有理据。陈先生赠陈师母诗有句：“脂墨已抄诗作史”，可见陈先生的诗不仅言志而已，也是他(至少后半生)行藏出处的记录。我对于诗完全门外汉，读陈先生诗集还得抱着《词源》查典故。现在只想作为六十年来服膺、学习并力图理解陈先生的白头弟子，谈谈读后的粗浅感想。希望并世学人中研究陈先生以及现代文化史的专家批评教正，使我不至犯厚诬陈先生的过错则幸甚！
具有诗人气质者往往多愁善感。我们当然不应以“为赋新词强说愁”来看陈先生，但陈先生自青年至暮年五十余年的诗篇中，确是情调低沉抑郁者多，爽朗欢快者少。我想，主观上这是由于陈先生的性格所致，而客观上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家庭背景有关。全部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四九年以后。试分别按这三个阶段略作考察。
从一九一○年《柏林重九作》哀朝鲜灭亡诗，到一九三六年《吴氏园海棠》，二十七年之间止存诗二十七首。这固然与早年多未留稿有关，如《追忆游那威诗序》所云：“游踪所至，颇有题咏，今几尽忘之矣。”但另一方面，这一阶段陈先生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先赴欧美学习，后到清华任教，在许多学术领域既开风气，又作表率，发表了大量富有开创性的论著，因而吟咏不多，可以理解。
这一阶段诗虽不多，却有极重要作品——《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王国维自沉，给陈先生极大震动，所以一再表达哀思，挽词之外有挽诗，挽诗之外又有挽联。关于观堂挽词论者已多，而且认识似亦比较一致。挽诗中“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这两句可以概括陈先生当时总的思想感情。陈先生诗中多次以王国维比屈原，如“灵均”、“累臣”、“湘累”，固因王氏自沉于水，另方面也是借屈原忠于楚王比喻清朝。但楚王也好，博仪也好，“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作为文化遗民，陈先生毕生坚持的信念，就是为人方面的三纲六纪和治学方面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也就是吴宓先生一九六一年日记(见《吴宓与陈寅恪》，下同)所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然而，从挽词以及这一阶段另外的诗中，似乎还可察觉陈先生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侧面。胡适先生曾说过，陈先生有“遗少”味道。我于此语一直有同感。王国维之死不应局限认为只是殉满清王朝，这是断然无疑的。但另一方面他又的确是<SPS=0384><SPS=0384>于旧王朝，甘愿作遗老的。在王国维心目中，旧王朝与传统文化不可分，这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当时有共鸣。所以才会有挽词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那样凄惋的句子；才会有“依稀甘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师冠盖萃英贤”那样对晚清社会无限留恋的回忆；才会有挽联中“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那样的话，对民国代清深表遗憾。这阶段的诗句如“西山亦有兴亡恨”(一九一三年)、“故国华胥今梦破”、“承平旧俗凭谁问”(一九一三年)、“此身未死已销魂”，自注：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一九二七年)，都透露出一种“故国之思”，而一九一三年法京选花魁诗对民国大总统之调侃，更是明显的例子。这种在思想感情上不占主流却又不时流露的“遗少”心态，当年我从家中父辈们身上也曾在许多方面体验到。这也许是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们进入民国后的一种失落感，是一种还未冲刷净的阶级烙印吧？
陈先生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对于北洋军阀及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是有看法的，所以一九三二年才有对俞平伯先生的两句名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我体会，陈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既不如“承平”“全盛”的光宣之年，又不像他留学十多年的欧美之邦，故而名之为“非驴非马”。从我们的观点看来，陈先生虽不信马克思主义，这种认识确也打中要害。如果把“非驴非马”的涵义理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异常恰当吗？至于“不夷不惠”，实即“亦夷亦惠”。在这样的国家内，陈先生既能像柳下惠那样混迹于旧京茫茫人海之中，又能像伯夷那样，躲进西山之畔的清华园里搞自己的学问。尽管一九三○年有“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慨叹，但他还是享有足够的余裕与宽松，本着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九二九年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两首诗的第二首不啻是陈先生的宣言：“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读书不肯为人忙”是陈先生这一阶段的宗旨，也是一生治学的宗旨，难怪他要自诩为秘方了。如果一旦否定以至剥夺他的秘方，他的痛苦又将如何！
顺便提一下，此题第一首开头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陈先生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不仅“群趋东邻”，而且横渡太平洋；不仅“受国史”而且是以国史求东西洋博士学位，这是陈先生始料所不及，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共同进步的一种反映吧？
一九三七一四九这一阶段，虽只十二年，诗集中留下了八十二首。这十二年中，陈先生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离北平南飞诗第一句：“临老三回值乱离，”自注：“北平芦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三回乱离都在这一阶段内。其次，陈先生目疾由轻而重，中间赴英医治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外有强敌侵略轰炸，内则政治腐化贪污，民怨沸腾，日本才投降而内战即起。陈先生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了(一九三九)。除去抒发幽忧郁抑之情以外，时事在诗中的反映比第一阶段更为频繁与明显，如“看花愁近最高楼”(一九四○)、“九鼎铭词争颂德”(一九四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一九四九)。《哀金圆》(一九四九)长诗明白点出“临安书棚王佐才”的王云五。对于日本投降、“满洲国”的覆灭、南北朝局势之可能出现、国民党借助美军等，皆有诗咏，表达了欢愉快慰与忧心忡忡。当然，有些诗如一九四五年八月“铁骑飞空”一绝，我还弄不清其含意，有待专家探讨。
这一阶段欢庆抗战胜利的诗之外，有一首《漫夸》，是咏伪满覆灭的。首句“漫夸朔漠作神京”，批驳了郑孝胥在长春建“新京”，自称“欲回朔漠作神京”的妄想。据云罗振玉、王国维之间的龃龉，王反对溥仪被日本利用是其一端，可能也是“寒夜话明昌”的内容之一。陈先生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七七事变后散原老人尚未出殡，陈先生即匆匆离平南下。香港沦陷，陈先生坚拒日人馈米，困处四月余，终于间关脱险，“故邱归死不夷犹”，经澳门回到桂林。但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一旦政治上成为敌我即一切抹煞，陈先生对有才学的人还是恨其行而爱其才的。如一九四七年读黄秋岳笔记诗就有“今日开编惜此才”之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阜昌》云，“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阜昌是宋代降金傀儡刘豫的年号，元好问《中州集》收有刘豫的诗。“阜昌天子”当是指汪精卫，死于此年十一月。诗之末句“冤禽”亦与汪关合。(吴小如先生说，并谓当时关于汪之死有种种传闻)这种态度，就和抗战胜利后胡适、俞平伯两先生为周作人求情有些近似了。
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年中，共存诗二一四首，每年近二十首。抒发感情之外，吟咏时事之作远多于前两阶段。这十多年中，陈先生“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吴宓先生日记)。然却借诗篇议论了时事，借吟咏臧否了人物。北京解放后不久，范老嘱我写信给陈先生，代他致意，陈先生没有反应。后来陈先生寄给我几首诗，嘱我转呈邓文如先生。记得其中有一九五一年的“八股文章试帖诗”一首。邓先生看后笑着对我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等到一九五四年，汪<SPS=1344>先生奉命到广州去请陈先生北上就历史二所所长职务。他信心十足地说，“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我说未必，不要太乐观，结果如我所料。
陈先生曾说，他在瑞士听过列宁讲演，也读过《资本论》。又告诉浦江清先生，他不喜欢苏联共产党。但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峙时，他似乎更不喜欢国民党。对八一九清华大搜捕甚反感，教师的某些反蒋宣言上，他也签名。有人告诉我，陈先生说：“我的一些好学生都是共产党”。此语确否不可知，所谓共产党盖指进步学生。《寒柳堂集》中收有一九四八年写的《徐高阮重刊洛阳伽兰记序》，对徐的工作加以肯定。而徐高阮其人据我所知在清华读书时是地下党，且为市委负责人之一，后脱党。陈先生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坚决不去台湾；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持观望态度，所以留在广州。余英时先生最初的文章中说陈先生开始就打算离开大陆，那是片面的议论，蒋辑《编年事辑》足为明证，余先生自己后来也放弃此说。一九八九年五月我重访普林斯顿大学，承余先生以最后结集成书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见赠。我读后觉得虽个别地方或许失于求之过深，近乎穿凿，但就总体说来，这部《释证》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是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的。
陈先生晚年诗篇中出现的所感受的客观环境与自己主观心态，一九五○年《经史》绝句中的七个字可以概括无遗：“<SPS=1631>刻阴森惨不舒”。(此诗未注明年月，排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年之间。我以为一九五○年的可能性大些)学术上的态度，一九六四年《赠蒋秉南序》中“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数语，和赠蒋诗”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两句，是最明白不过的。一九八九年我在小文《我的<我的前半生>》中有“理解陈先生”一节，就是从赠蒋诗文得到启示，自信没有歪曲陈先生的用意。(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九○年十一期)陈先生的睿智并未因失明而失去辉光。一九六六年一月《丙午元旦作》有句：“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陈先生诗句中四次出现食蛤的典故：《重庆夜宴归作》云，“食蛤那知天下事”，《己丑元旦作》云，“食蛤那知今日事”，《乙未阳历元旦作》云，“食蛤那知天下事”，《乙未除夕诗》云，“那知明日事，蛤蜊笑虚盘”。《南史·王融传》载，“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SPS=0484>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参看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史》)沈昭略蔑视王融，说“我不知道你这些事，先吃蛤蜊吧”。因而食蛤与不知连贯为文，成了典故，不一定再含轻视之义了。
一九九○年四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得读老友俞大纲先生《寥音阁诗话》，其中主要谈散原老人诗，亦论及陈先生《再生缘》书云：“姻连中表，谊属师生。闻弦辨音，具知危苦。地变天荒，人间何世。春寒凄冷，揽涕读之。”大纲固真知寅老者，惜寅老恐未得见《诗话》，而大纲在台湾早逝，又未及见《柳如是别传》也。
一九九三年七月四日写成
周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