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务农，闲来自学大学中文系课程，其中一门用的是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当时只觉得此书简单明了，好学好记；尤其是书中大段大段引文，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特别适用。恢复高考后，我踏进中山大学，对各种长于条分缕析的西洋理论感兴趣，自然怠慢了黄先生。一个偶然的机缘，大学毕业前夕，我第一次登上了先生那翠竹掩映中显得有点幽深的小楼。那时我对晚清诗僧苏曼殊如痴如醉，而一九二八年北新版《苏曼殊全集》第五册中收有先生《展曼殊大师基塔》七绝三首；其中“我亦人间憔悴客，情怀得似曼公无”，尤其令我拍案叫绝。
常常是下午三四点钟，我轻叩柴门，在师母的引导下，步入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先生慢慢转过身来，戴上眼镜和助听器，再掏出笔和纸，咧嘴笑笑，表示已经准备就绪。然后，一老一少，就着午后稀疏的阳光，连说带写地讨论起苏曼殊来。大概很久没有人跟他谈论苏曼殊了，先生沉默好久，才慢慢打开尘封的记忆；可一旦打开，就很难合上。记不清三年间，我们谈了多少次苏曼殊，每次走出先生的小楼，望着夕阳，我总有“欲辨已忘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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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学的是现代文学，先生带的是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在他在我，谈论苏曼殊都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一种业余爱好。开始，先生“审查”了我大半天，生怕我像一二十年代的痴男怨女那样，只是因为“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嫁时”才迷上了这风流诗僧。一旦知道我感兴趣的是“行云流水一孤僧”，先生又直摇头，连说“不应该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先生没说，不过我知道这与先生的个人身世遭遇有关。先生幼时家境清寒，五四运动那年入公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就读。毕业时大病几死，后曾浪迹天涯，托身佛门。当年只是依据传闻，偶尔提及，先生又总故意岔开话题；直到近日拜读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黄叶楼诗》(旅港梅州中学校友会为先生刊行)，这种感觉才得以证实。
先生出世之想的时间大概不长，很快就重入红尘，先后任教梅县梅州中学、潮州金山中学，一九三六年起执教中山大学，直到以九十二高龄病逝于中山寓所。尽管先生晚年不断表示：“蓬莱无可到，梵士亦空悬。不佛亦不仙，蔬食任吾年”(《杂诗》)，我还是相信年轻时的感情体验，终其一生无法完全抹去。诗集中随处可见游佛寺感叹“凄凉佛子家”的诗作；当年杭州灵隐寺孤僧留影，普陀山木鱼携归，或者庐山青莲寺妙岸上人之约，更是让诗人刻骨铭心，几十年后不断“回首前尘，恍如昨梦，诗以写怀”。(参见《黄叶楼诗》)也幸亏先生“尘缘终未谢，旧约负庐山”，我辈才得以亲聆教诲。先生显然不希望我步其后尘，可此等事无理可说，只能自己把持，故先生只是再三表示“不应该”。
或许正因为出于这种考虑，当我提出想撰文讨论苏曼殊小说的宗教意识时，先生并不欣赏。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希望我研究曼殊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开始含着老泪吟诵起《东居杂诗》或者《谒平户延平诞生处》：“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先生用笔敲打着桌子，颤抖着声音追问：“这难道不是爱国主义？！”这种时候我只有沉默。我无法向先生解释清楚我的学术追求，因为先生从不把苏曼殊当研究对象(这才是真正的喜爱！)，只是希望尽快为其平反，故更为强调其故国伤心、袈裟和泪的人间情怀。这点苦心，我能理解，也大体赞同。可我还是坚持原先思路，把文章写完，犹豫了好久才送呈先生。好在先生宽厚，没有发脾气，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文章写得漂亮，但我不喜欢。”
一九八四年初夏，我准备北上求学，请先生为我书写《展曼殊大师墓塔》，作为我们师生一场的纪念。我知道先生平日里“偶有佳思付短吟”(《余年》)，但不敢劳动大驾，只是借曼殊的因缘求一墨宝。没想到先生悔其少作，可不忘故情，居然提笔成《重题燕子龛遗诗》三章；最后一章诗云：“五十年来绝赏音，山僧遗墨又重寻。花开花落浑闲事，流水高山自写心。”先生写毕，颇为得意，自称：“不是诗人之诗，不是书家之字，说不上特别好，可就是不俗。”这话让我品味很久很久。此后虽也有几次短暂的拜访，但我与先生交往的高潮，无疑是促成先生重题燕子龛遗诗。那天先生情绪特别好，满脸笑意，略带天真地等待我这个私淑弟子的夸奖！
先生晚年颇有童心与禅心，真的达到“花开花落浑闲事”的境界。早年的“且自外形骸，一笑齐清浊”(《丙戌重阳后二日，舣棹凤城，重登金山，凄然有作》)，尚有故作潇洒之嫌；不若晚年脱却大喜大悲后的平淡天然：“天海苍茫处，诗心一往还”(《绝句》)；“黄叶滩头秋水冷，何人把卷澹忘归？”(《杂诗》)
吟诗是先生的爱好，学术研究则是先生的正业。先生在《黄叶楼诗》的“后记”中称：“自念从旧社会中来，犹存在不少落后的思想意识，然而抒怀述事，尚不失其真。”这话其实也可做为先生治学的自我总结。五十年代后，先生自觉接受思想改造，著作中大量出现“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等新概念。可毕竟是“从旧社会中来”，稍一不慎，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一大堆远非先生所能熟练驾驭的新概念的掩护下，先生时能表达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即以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来说，其中甚多不无偏见但痛快淋漓的断语。如批评严羽教人做工夫的方法：
从《楚辞》至盛唐诸公，熟读而酝酿之，悟来悟去，都不外是纸片上的学问。岂不闻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一个作家如不能面对现实，发掘现实，反映现实，更进一步而指导现实，徒然徘徊于古人诗卷之中，便会被古人压死。所谓向上一路，所谓直截根源，不过如是如是！他的妙悟的伎俩，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段评论实未见十分精采，可快人快语，令人羡慕。先生反对时贤之长篇大论，主张“精简一些”，在《漫忆平生》中曾自述其学术追求：
我平生治学，重在捃摭要义，挈领提纲，往往失之“粗枝大叶”，但比较“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似乎稍胜一筹。
先生述学，不长于考据，也不长于分析，而是注重理解与品味，然后单刀直入，直指本心。除了学术训练外，我怀疑这与先生之仰慕佛家大有关系。不管是平日闲谈，还是落笔为文，先生都喜欢简短的判断句(写成文章还另加感叹号)。是好是坏，是对是错，直截了当，没那么多曲里拐弯的“然而”与“但是”。就好像老僧说法，不屑于婆婆妈妈；至于听者领悟与否，全靠个人的修行与悟性。
另外，先生述学，相当注重文字的美感效果。也就是说，不是“写书”，而是“撰文”。《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读起来都琅琅上口。如《评宋湘<说诗>》中发挥宋氏“读书万卷直须破”的观点：
读万卷书而不能破，便要为书压死；念佛千声而不能空，便不能成解脱之功。惟其能破能空，才能掉臂游行，自如自在。“从有法度入，从无法度出。”使法度为我用，而我不为法度用；使书本为我用，而我不为书本用，然后能自抒胸臆，自成家数。古今来所以累死许多英雄，都是由于为笔头缠死而不能自脱。换句话说，是死于书本，死于法度。辛苦一生，徒然掉泪而已。
道理其实很平常，令读者感叹的很可能是文章的气势与韵味。这种重体悟能自得而不大重书本重理论的倾向，仍可能暗含玄机。先生的这种学术路数，与近代以来日渐专业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故在学界显得有点“落伍”。好在先生从不追新潮，政治上、学术上都力戒“从风而靡”，而是追求“内有定见，外有定力”。七十年代初，先生吟成一首《闭关》；对文革后期四人帮笼络、愚弄知名学者的政治背景略有理解的话，不难领略先生的襟怀：
颂酒未能聊沦茗，藏书不读且看山。
鹃花落尽人非故，万绿摇天自闭关。
人生百年，何处无风浪？苟能关键时刻“万绿摇天自闭关”，起码也算气节之士。
先生极重节操，鄙视无行文人。以“有行”、“无行”来褒贬品评世俗人生，显然有点单薄。只有在易代之际，民族气节与家国兴亡之感纠合在一起，并发之为诗文，此“行”此“节”才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先生晚年撰《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可说是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学术潜力。此等诗人，多壮怀激烈，侠气义肠，把做人与做诗统一起来，深为先生所仰慕。只是可惜其人“僻处岭南，知音不多，把他加以阐扬，也不失为治文学史的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14页)。先生治此课题，理论设计非常简单，将众诗人分为“死难的抗清诗人”、“参加战斗后退隐的诗人”和“退隐的诗人”三大类，外附“方外诗人”等。如此排列，已显先生志趣：处此天崩地裂之际，士大夫中上者举兵抗清，“战死沙场”；其次图谋恢复，“知不可而为之”；再次“逃遁深山”，保全晚节。
除了钩沉史料、表彰英烈外，此书的最大特点其实在于“品诗”。在其人其诗均有可称可道的前提下，先生对诗人的褒贬是颇为精当的。如评述狂放不羁而又大节凛然的邝露，扬其“出语自然”的五律而抑其堆砌“辞藻典故”的五古，就非自有体味者不能持此平正通达之论：
为诗出于喜愠之情，而乱离之世，作者感于世变，往往发为愤怒不平之声。湛若处在河山变易的年代，其感想为何如？在近体诗中发露其愤郁不平之气者固不在少，感人亦至深，惜古体未能相称耳！
只是先生本人吟诗极少古体，不用典故，不务藻饰，真的是“直抒胸臆”；会否因此而略带偏见褒贬失当？仅读先生引录之作，不便信口雌黄。
相对于先生的述学之作，我更欣赏其“流水高山自写心”的诗文。当年郁达夫评苏曼殊的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比他的一切都要好”的，是“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品质而来的行动风度”。这里无意横加比附，不过，我确实更敬佩先生为人的温润与淡泊。
先生气质迥异曼殊，以其“淡泊”而激赏曼殊的“逸艳”，表面有点奇怪。可我想，在追求“适性自然”这一点上，二人颇有相通之处；更何况同是“人间憔悴客”！前者是先生评人衡文的主要依据，后者则涉及先生立身处世的根基：忧生且忧世。
先生虽也称“平生淡名利，雅欲栖罗浮”(《杂诗》)，终其一生实未能真正“弃圣绝俗”。几十年坎坷曲折，说不上功业卓著，可从未忘记家国兴亡。故其推己及人、体察先贤苦心，甚不以时人抓住三两句诗大谈陶潜如何闲适、散原如何冷漠、曼殊如何放荡为然。在先生看来，这些有真性情的诗人，处乱世而想葆其真，不得不傲群小，出冷音，实则全都寄托遥深。故其读陶渊明诗则感其“慷慨有深怀，吐辞多悲辛”(《读陶诗二首》)；读陈三立诗则叹其“袖手看云非暇逸，感时抚事见深衷”(《读散原精舍诗》)；几十年后重读苏曼殊诗，仍然是“兴亡历历萦心曲，热血何曾逊昔年”(《重题燕子龛遗诗》)！正是这种人间情怀，使得先生与上述诗人不论如何参禅学道，都无法完全忘却家国兴亡与人世沧桑。这也是先生为人为诗，淡泊而不流于枯瘦的重要原因。
当年也曾问及先生高寿奥秘，先生答以“无心”。《黄叶楼诗》中不乏“舒卷无心随所适，人间何事苦纷纭”(《岭云》)之类的诗句；可接下来很可能即是“大笔抒忠愤，英风警怯顽”(《读放翁诗》)！既求“无心”又重“忠愤”，二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先生。晚清以来礼佛者多讲<SPS=1704>向与济世，极少满足于寂灭或自了。寄禅、太虚、弘一法师都讲学佛救国的人间佛教，以为这才是佛门子弟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谭嗣同、章太炎辈更是讲求学佛得大无畏，“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故弘一法师说学佛者乃“积极中之积极”，也不无道理。佛教未必真能救国，但我欣赏文人学者之借学佛“护生”兼“护心”。说到底“救世”是近乎空言，不过借此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更重要的是觅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以抗拒平庸污秽的世俗人生。先生说得对，这种生活意向，说不上特别崇高或伟大，可就是“不俗”。
世人求功名富贵，先生求自适，各有各的合理性。只是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日渐高涨，先生的诗文、性情及风范，或许将永远隐入历史的深处。每思及此，不禁怅然。
窗外银杏悄然飘落，又到了一地金黄的深秋时节。猛然间记起，先生谢世已经三年整。面对先生书赠的《重题燕子龛遗诗》，我辈俗人还是看不破生死，仍然认定“花开花落”并非“浑闲事”。于是，才有了这篇未能免俗的短文。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京西蔚秀园
(《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黄海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0.84元《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黄海章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三年版，0.90元《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黄海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2.30元)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