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是很西洋的说法。中国人耳濡目染，至今若即若离。毕竟是五千年绵延下来的天人合一之族，习惯了仁义理智、克己复礼的儒家传统，少不得还会羡慕那种“吾丧我、闻天籁”的道家境界。与西洋人凸显自我的欲望相反，中国儒家从宗法社会大一统前题出发，强调克服人欲，约束个性，修养集体人格。孔子以孝悌为“人之本”，按照君臣父子秩序，严格规定个人角色与伦理规范。孟子所谓“君子三乐”，不含任何私心娱悦，全是应尽的道德义务。荀子曰“道礼义者为君子”，违者就是小人或禽兽了。老庄哲学宣扬天道无情，人如尘埃，更是无我到了极点。老子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意思是说人类文化刺激欲望，徒乱人性，不如去掉干净。庄子视人欲为祸患之源，并嘲笑人类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天地造化比作铁匠铸金：假如有一块矿石突然从炉中蹦出，大喊“我要做宝剑！”，那么此石肯定是一邪物。“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子·大宗师》)
庄子目中的“不祥之人”，自欧洲启蒙运动起，便开始独立西方，自称是“万物灵长”。(何尝不也是天地间的祸害？)笛卡儿称我思即我在，标明他已挣脱神的羁绊。康德倡发理性批判，将“人”堂而皇之地置于世界中心。费希特进一步分离“自我与非我”，指定前者为“认知主体”，后者为征服对象。到了黑格尔这里，西方人灵魂出窍，膨胀为一股压倒上帝、纵横天下的“绝对理念”(今称“西方现代化”理性蓝图)。
面对资产阶级不可一世的革命潮流，黑格尔说他看见了“世界精神”——这精神扮作拿破仑皇帝的模样，以历史征服者的气度“骑马巡城”。崇拜英雄的哲学家，在这西方文明曙光万丈的当口，免不了将其“主体哲学”阐发得如同英雄史诗。其要旨是：人本自由，自在自为，追求真理，心想事成；自我意识乃一“精神实体”，它独立于肉体之外，却能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这一实体创造世界、体现真理，因而它就是牵引历史进步的“能动主体”。既然如此要紧，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究竟具有那些特点，它又如何在“理性”的充盈下升腾入云的呢？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其发展分作三阶段，即从单一项、对立项到全体项，逐步实现自我提升，直到成为资产阶级大一统主体。
起初，“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原始人像动物，以食色为天性，无休止地往返于“欲望与满足”之间。由于物质匮乏、欲望受挫，引起最初的自我感觉(Selbstgefuhl)。换言之，人通过否定性痛苦经验，才有了“我”的感觉。没有欲望就不会有此感觉，也谈不上自我意识。但这感觉难以持久。因为单纯欲望仍不能巩固个人的独立意识。真正“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的产生，需要另一自我的承认。黑氏解释道，只有当个人欲望“不再指向一种物质”，而是针对同样心情的另一人时，才能从双方交往与反映中得到承认，获得自己是人而非物的认识。(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一九七九年版，120页)
假设有两个人相遇在原始森林，他们相互模仿，彼此学舌，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呢？不会。没有差异个性，就得不到对方承认。而模仿只能导致可笑的僵局。谁承认谁呢？于是爆发冲突，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在生死搏斗中，双方都想通过冒险“来证实自己的存在”。(126页)如果死了一个，问题暂时消失。有趣的结果是：其中一人甘愿屈服以延缓生命，所以他变成奴隶；而另一人求胜心切，为获承认他宁可牺牲生命，因而他就成了主人。从此人类就面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或文化上的歧视压迫。
何谓自我？黑格尔大发宏论道：它就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相对“并统摄对方，而这对方在自我看来只不过是它自身”。(116页)说白了，自我不能单独成立，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产物。唯有两人面面相对，“我／他”成了对立统一体，这才有自我意识。黑氏又说，对立促使自我意识“走到它自身之外”：它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东西”，亦即失去自我；同时它必须扬弃对方，以肯定自己；原因是，既然他能从对方身上看见自己，这说明对方也没有“真实的存在”，(123页)这段话颇有辩证风格。一方面，黑氏企图在交往前题下，确认自我意识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他不避讳矛盾，暗示这意识含有虚幻假象——这就为后人翻案留下口实，进而推断自我意识＝自我误解＝意萨司蒙骗术＝欧洲中心论。
作为对立项意识，主奴两个不同的自我，或两种文化(如今泛指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此时尚未达至黑格尔期望的理想化统一：主人胜利后，便可无偿享用奴隶劳动成果。失败的奴隶，则被罚作苦役，辛劳终身。因此黑氏说，主人拥有“自为存在意识”，而奴隶养成依赖意识，“其本质是为对方生活或存在”。不仅如此，这种“片面而不平衡”的关系还造成一些悲惨后果。首先，奴隶依赖主人而生，“他只有在物的形式下才具有独立性”。其次，主人获得支配权，便能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即通过他者劳动，获得本不敢指望的满足。(127页)于是我们面对又一深刻逆变：主人放弃创造功能，改由奴隶替他劳动，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128页)相反，虽然奴隶沦为附庸，他却能在暗中效仿主人，直到取代那个白痴。结论：奴隶是胜利者，而主人输了。此处，黑氏尽管唯心，还是为马克思留下发展辩证唯物观念的契机——这就是劳动创造人、实践乃认识统一基础。如黑氏所言，奴隶劳动是主人应做之事。他对主人的恐惧，恰好启迪智慧。劳动原是节制欲望的过程，它推延满足，陶冶个性。所以唯有劳动的意识，方能“重新发现自我”。(131页)
黑格尔承认，主奴关系两极分化，实在是意识的极大不幸。出路何在？哲学家无力行动，只能退入自由思想空间。他企望，一种新的健全自我意识，将在未来的理性社会里出现：其中人人拥有自尊，个个免受压迫，通过彼此平等承认，达到一种“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忘我境界。而此种“大我”的形成，要求废除自我中心，放弃个人自治，让人人都自觉认同集体，携手参与社会。当然，这并非马翁的共产主义。黑氏心目中，西方理性才是“世界精神”：这一绝对实体“在其对立面之充分自由独立中，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可见黑氏相信，他所关心的西洋自我意识，终将从假象与黑暗中走出，“进入理性普照全球的光天化日”。(122页)
黑格尔的理想方案有所疏漏：第一，他忘记，世上除了欧洲人，还有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异族人。譬如中国的孔孟老庄，恐怕远在其承认之外。而他念念难忘的“世界精神”，迄今非但没有统一天下，反倒暴露出许多毛病，颇有他所挖苦的“白痴主人意识”之嫌。第二，黑格尔死后，出了一个疯子尼采。他把“主奴故事”篡改成“强者与弱者故事”，偏说西方理性虚伪，自我意识懦弱，该用“超人”意志加以替换，全力扩张强者欲望。从此，西方文化发生了“精神分裂”：意识与无意识争斗，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直到闹出世界大战，哲学也变成乱麻一团。
老黑格尔灵魂在天，对此沉默不语。好在他长于思辨，早就留下一手滑脱之计。当年拿破仑英雄末路，他曾感叹历史冷酷，诡计百出。而这无情世道岂能与他那主体相互统一？为此，需要一种高超托辞，于暗中抵消偏激。这便有了“理性狡黠”之说。大意是，人的主观理想，尽管英明天纵，可实行起来往往不如人愿，甚至适得其反。原因是，理性促进自由，革命提倡解放。众说纷纭之下，最最理智的主体意识，难免也要遭到瓦解。这便是连拿破仑也控制不了的历史异化过程。
一九三三年，当科热夫热情宣讲《精神现象学》时，台下坐满巴黎知识界名流，诸如乔治·巴塔耶、梅洛·庞蒂、雷蒙·阿隆。一道旁听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心理大夫。黑格尔对他影响至深，以致于他后来努力改造弗洛伊德学说，促成西方主体观念的重大变化。此人名叫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一九○二——一九八一)，生前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巴黎结构主义明星之一。拉康早年学医，后改习心理学，毕业后在诊所工作，是一位前途看好的开业医生。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他同多数同行一样面临精神危机。一九三八年德军入侵奥地利，一代心理学宗师弗洛伊德全家被囚。这位八十二岁的犹太老人只身流亡，不久便客死伦敦。而由他创立的西方心理学体系，从此凋零破败，成了时代嘲弄对象。
传统哲学美化人性，招人抱怨。弗氏研究人类无意识有功，却因过分强调人欲，形成拉康批评的“生物学简化论”(即人＝动物)。从黑氏到弗氏这一急转弯，使得西洋自我大跌身价，几乎从“神”沦落为“兽”，或半人半兽的人头马。弗氏虽也倡导“科学纲领”，可他一直无法兑现诺言，反而玩弄双簧，即一面强调“科学的行为解释”，一面坚持“里比多”虚构理论，这就造成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矛盾。例如他在《梦的解释》里称梦是“一种意义过程”。但行为研究注重理性规范，排斥无意义紊乱。为调和矛盾，他只好将梦看作“被压抑的满足”。又如弗氏称，人从婴儿、儿童到成人的自我形成过程，伴随着里比多经由口腔、肛门到生殖器的“生理迁移”——此说简直如同咒语。
对此拉康早已不耐烦。旁听黑格尔后，他转向教学研究。五十年代初，他与国际心理分析学会决裂，在巴黎创办一个离经叛道的讲习班。从此他在讲演和论文中反复批驳里比多臆想，对弗氏理论施行“非生物化”手术，以期重建自我观念。五十年代中叶，他又投入结构主义阵营，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合并改造。谁能料到，拉康半路出家，皈依新教，竟然导致西方人学绵延多年的解构趋势，堪称奇观。据专家称，拉康的结构心理学，径直架起一座通向后结构主义的桥梁；他为别人提供攻击人文主体的利器，致使解构观念相继出笼，诸如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福柯“人的消亡”、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德鲁兹的“反俄狄浦斯论”——这一系列腐蚀性甚强的消解理论，猛烈推动了西方当代学术改造工程。而拉康的功过得失，据说又属其中关键。(见彼得·丢斯《瓦解的逻辑》，伦敦左翼书店，一九八七年)下面简评他的两项基本观念。
(1)语言关系中的互主性(intersubjectivité)。拉康研究人的意识，但他严格区分自我与主体，并倾力瓦解后者。他的名言是：“任何主体理论，都不过是直觉享乐主义的呕吐物”。为此，人们说拉康判处了“人的死亡”，可他所说的“人”，仅是传统人文观念中的虚妄主体。他怎样瓦解主体观念的呢？主要是通过语言，并突出语言关系中的互主性。
所谓互主性概念，主要受黑格尔启迪。一如黑氏，拉康认为不可封闭自我，也不该强调个人自治。自我的存在，依赖于一个与他人共享的社会前题，此即语言关系。与黑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都不同，拉康将语言引入意识研究，置其于欲望、劳动、阶级斗争诸要素之上，成为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在他看来，语言如同一张大网，它既是社会交往基础，又构成人类文化各种象征体系，如文艺、宗教、科学、意识形态等。其次，受海德格尔影响，拉康认为人无法超越历史，上升到俯瞰全景的思想境界。而人作为认知主体，究竟能否了解身为客体的自我？这是个每每令人发晕的问题。聪明之举，是绕开主客之争，转而突出语言功能，将主体置于结构语言学的系统分析之下——这就使所有孤芳自赏的自我，一下子全掉进互为主体的关系网络。
如其所示，人作为“说话动物”，通过言语达到彼此承认，而“言语总是一种契约，一种协议，个人通过它进入合同关系，并成为其中一员”。人的自我舍此不能成立，也不能脱离网络独自兀立。在此基础上，自我就等于“主体对于其它主体的完全接受”。言谈不是独白，说听二者又须不断转换位置，因而主体乃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短暂现象”。假如一男对一女说，“汝乃吾妻”，这表示男人(主体)以语言肯定女人(客体)的身份。但女方身份确立的同时，也使男人相应转变为丈夫。依据互主性逻辑，双方经由语言进入契约，建立起交换承认的互主关系。
黑格尔曾提倡理性方案，以解决主奴不平等关系。拉康觉得多余。他认为语言可以解决纠纷。就是说，如今无须政治改革，仅通过语言折冲，就能平息不同意识的冲突。问题是，既然主体已被摧毁，西方人回到一个相对局限而客观的自我境界，他们是否会变得比较乐于对话，并承认他人呢？
(2)象征界与无意识语言结构。拉康由心理学转向结构主义，颇得助于两家的亲近关系：弗氏孜孜探查人的心理，结构主义热烈追求深层结构。双方相信，这些构造暗中制约人类的行为与意识，可它们深藏不露，尽是些难以觉察的无意识结构。弗氏进入无意识领域，启发了结构派大举发掘人类文化结构——这些结构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是“图腾制度”，对于德里达是所谓“书写”，对于福柯是话语系统，而拉康称其为“象征界”，或“具有语言结构的无意识”。
先说象征界。借用索绪尔语言模式，拉康大肆改造心理学。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心理层，被他依次改称“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底层现实界等于本我，因无法科学验证，拉康将它排除在外(弗氏何其悲伤！)中间层为想象界，此即个人主观领域，它能在治疗中揭示出来。但在此水平上出现的自我意识，据拉康说是一种虚幻妄想，或不现实的错觉。上层的象征界最为关键。与超我不同，象征界不实行强制压抑，而是一种秩序，或某种类似于纸板的东西，上面写满了自我赖以形成的内容。
拉康说，象征界本是一种无意识语言结构，或称“他者的语言”。它也是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父亲之名”，象征着法律和权威。这一由“他者语言”所代表的潜在结构，作用是调节个人心理，平衡自我的欲望、错觉与幻想。个人依靠这一象征界接触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客体化”，即作为“主体”出现。拉康又将自我形成分作两个阶段：婴儿满六个月即进入“镜映阶段”。此时它从镜中看到自己，欣喜莫名，就会依据大人形象，想象它今后的模样。从此萌生的自我，开始在文化熏陶下发展语言能力。然后进入“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六至十六岁)。它对于自我成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此时的儿童开始服从父亲的强大影响，而“父亲的真正职能，是把欲望和法律结合起来”。
心理学家向来关注个人心理欲望。拉康却反其道行之，去寻求一种能够约束个人意识、并使之参与社会生活的宏观机制。这种先于、大于并决定个人思维与行为的深层结构，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礼”或“天道”，而被解释为某种抽象的、不可证实的所谓“大他者”(1e grandAutre)。此说意思含混，但似乎是前所未有地靠拢了东方智慧传统。拉康说得对，研究人的意识不能仅限于意识本身，而应跳出圈外。他把人的心理视为“想象界与象征界”的矛盾统一，刻意矫正西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还正确指出，人的社会性与互主性居第一位，社会才是决定个人意识的“无个性的普遍结构”。这表现出一种试图改造西方人文科学的积极倾向。然而，他将语言重要性抬得过高，以致成为一种“语言神话”或“能指决定论”，即将一切归结为象征符号。这样一来，人的生理、心理和认识活动，统统都被减缩成没有具体内容的语言能指。这就难免让人瞠乎其后，不敢奉陪了。
最后留下他的一段著名怪论——据说只有上帝和他本人懂得其中奥妙，信不信由您自便：无意识不是本能，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它也不像弗氏所说的那样杂乱，而是一种隐然有序的语言结构。无意识与梦幻相似，看上去怪诞，却有一条意义链，潜藏于零散词句之中。弗氏研究梦的“压缩和移位”，拉康发现无意识具有相应的“隐喻和转喻”功能。精神分析中，患者胡说乱道，言不成句，医生却能找出凝结与空白之处，并利用语言结构法则，将其整理还原成连贯叙述。根据他与疯子相处的丰富经验，拉康提出惊人见解：“人是无意识的主体”，而“主体就是能指”。此乃何意？列维·斯特劳斯说过，“意义永远是无意义因素的组合结果，所有意义的背后只是无意义。”据此拉康坚称，无意识第一，意识第二。治疗过程中，作为患者的“主体”，彻底瓦解在紊乱的言语中：他不停地说话，却不指示任何东西。这样，他就完全“变成了能指”。我们知道，索绪尔有一条语言学原理：即能指／所指，通常缩写成S／s这表示词与物之间，本是一种任意搭配的结构关系。拉康将此公式套入心理学，于是S／s变成“意识／无意识”。换言之，无意识操纵着主体的言语表现，传统的“我思”功能只是骗人假象。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北京酷暑中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