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几乎从诞生伊始便从经典作品中汲取素材。有声电影于二十年代问世以后，改编名著便成了一项系统的工作，最主要的影片有《三剑客》、《基度山伯爵》、《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小酒店》、《娜娜》、《金钱》、《高老头》、《萨朗波》等等。到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的德国占领时期，改编名著更是既方便又安全的捷径，所以当时这类影片占法国影片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经典名著既是电影编剧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又不涉及版权问题，可以节省摄制经费，而影片反过来也能够为作家赢得大量的读者和观众，因此文学名著与电影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般来说，改编后的影片在质量上都不如原著，但是曾经改编了《红与黑》和《田园交响曲》等名著的电影艺术家让·奥伦什认为，一部影片的质量决不能以它是否忠实于原著为标准。另一位电影艺术家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也指出：“一部影片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本书的反映，无论这本书是多么著名。”观众所期望于电影艺术家和编剧的，是他们对一部名著所采取的观点和态度。编导看法不同，改编出来的影片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因此名著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被改编下去，在不同的改编者手中获得不同的意义。当然，现在来改编十九世纪的名著，必须采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法国《读书》杂志第二二四期(一九九四年五月)为此采访了几个正在摄制的编导，发表了名为《电影：向经典作品回归》的报导。
总起来说，现在来改编名著必须具有当代的特色，也就是要把昔日的题材与当代的现实结合起来，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古为今用”。帕特里斯·谢罗和达尼埃勒·托普松从一九八九年起就着手改编大仲马的《玛尔戈王后》，由于该书已被改编过多次，他们力求创新，十易其稿，投资一亿五千万法郎，整整拍摄了六个月，目的就是要使它既成为一部历史巨片，又具有电视的“现实性”。他们认为在这部名著所反映的宗教战争的时代里，同一个民族分裂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派，互相仇视和杀害，这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同样野蛮。在人物的塑造上，则突出了玛尔戈王后为自由而斗争的一面。她是天主教徒，为了平息宗教冲突而被迫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但是她尽力保护她的新教徒丈夫。她后来被囚禁在卢浮宫，又成了另一个新教徒的情妇……总之他们是要通过揭露宗教战争的残酷，使影片成为“一首对宽容的赞歌”。将于明年开拍的《基度山伯爵》也和以前的影片不同，突出了当代的特点：个人奋斗的成功、对金钱的忧虑、理想的丧失、背叛和丑闻等等。
克洛德·勒卢克正在汝拉山上拍摄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名著从一九一二年至今已多次被搬上银幕，但是勒卢克的改编却分外大胆。他试图让雨果生于二十世纪，即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苦难之后再来讲述冉阿让的故事，所以影片中要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的场面，以至于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的镜头，这部名为《二十世纪的悲惨世界》的影片将耗资一亿法郎，目的是要人们懂得二十世纪真正的新颖之处是幽默，只有幽默是医治我们的各种痛苦的药物。
伊夫·安瑞洛改编了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摄制地点就是夏倍上校打过仗的战场上。该书曾于一九四三年被搬上银幕，但是安瑞洛认为过去的改编都不成功。他表示自己尊重的既非人物也非历史，而是人的行为。在他看来，夏倍并没有受妻子的骗，他的妻子不是魔鬼，只是一个尽力自卫的女人，而夏倍放弃她也是一个男人维护荣誉的行为。为了使过去更加贴近现实，影片以在战场上搜集和埋葬尸体开始，让夏倍上校从这种背景下走出来，好像是从尸体堆里回来的人，使人一开始就感觉到死亡的阴影，它笼罩着过去，也笼罩着现在。
有不少人改编过已成为经典名著的齐奥诺(一八九五——一九七○)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一九五一)，包括齐奥诺本人都作过尝试，但都不成功。司汤达说过：“一个人物不是路边的一面镜子”，让—保尔·拉普诺认为对于电影来说更是如此，过去改编失败的原因就是过分拘泥于原著。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作家的意图，“有时必须合上书本”。现在他已改编完毕，即将开拍。齐奥诺的女儿西尔薇对他说：“照您的想法去做吧，我的父亲会为此高兴的！”齐奥诺曾经认为：作品被改编成影片后会成为“符合新的需要的新作”，相信雨果他们都会同意。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