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姓一向重实，打心眼里瞧不起耍嘴皮子的。地里的庄稼是靠你那张嘴吹出来的吗。或由此故，孔子一行人当年在老农那里连一碗水都要不出来。阿Q对于自己最大的赞词也是“真能做”而非“真能说”。
一晃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百姓竟一改初衷一反常态突然一下子变得爱说了。究其故，却原来上边有号召，说是要“共诛之”、“共讨之”。诛者，口诛也；讨者，声讨也。至于共，百姓们也都知道这是让大伙一起上。于是大批判，于是大辩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当然，此时的百姓早已不似以往那般愚不可及，不仅做过一阵子诗人，还做过一阵子哲学家，至于觉悟，则更是天上地下今非昔比了。不久，七亿人民都成了雄辩家、演说家，走上街头，慷慨激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时节，无论街上一个什么人，工农兵学商，无论什么辩题，都能给你说得振振有词，娓娓动听。也怪，那时的辩题又多又杂又重要。诸如：路线问题，阶级问题，如何看待形势，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理解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如何贯彻中央文革最近的一次谈话精神话……，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宋江批周公……千秋功罪，任今人评说，我们不说谁说，几千年的是是非非，不弄清行吗。十年中，百姓之口确如决了堤的河水，滔滔不绝，排山倒海，整整十年，中国的百姓都沉醉在一片“论辩”的汪洋大海之中。说呀说呀，越说越想说，越说越爱说，越说越能说，越说心里越明，越说眼睛越亮，后来不幸发觉越说肚子越饿。遂明白，世上有些事，光靠说是不行的。
终于，今天连姓“资”姓“社”这样的重大问题也不再争论了。
现今的中国(大陆)人都不大爱说，但不爱说绝非不善说，实是“非不能乃不为也！”然一旦有了适当的机缘，那以往的功夫便显出来了。当然，说了还能做，善说、多说亦无可厚非，反倒是一美德。
若是哪一天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来规定一种语言来搞一次辩论赛，我想，中国队阵容之整齐力量之强大绝不亚于美国篮球界派往上届奥运会的“梦”之队。道理也一样：该项活动在该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狮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版，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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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