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南加州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阿瑟·拉弗(A·Laf－fer)在华盛顿饭店与白宫助理理查德·切尼共进午餐时，竭力向后者解释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税率从零向百分之百上升，当到达某一点时，经济活动开始受阻，税收开始下降。当时切尼迷惑不解，拉弗拉出餐巾在上面草草地画出了日后名声大作的拉弗曲线。这一曲线意在说明，当税收为零时，虽企业生产因免税获取了最大化利润，但政府不可能存在，经济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税率为百分之百时(即全部收入上缴政府)，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将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并为逃税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由于货币经济中断，虽税率高达百分之百，政府的收益却是零。拉弗曲线正是存在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当税率从低点上升时，收益也上升，到达某一点时，收益达到了顶点。税率从这一点继续上升便进入阴影区，即投资者因税率过高积极性受挫，减少了投资，使社会生产下降，从而也使政府的税收额减少。拉弗说：“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比如，在税率很高的A点和税率很低的B点上，收益尽可能是一样的，在税率较高的C点和税率较低的D点上，又是一样的收益。拉弗和其伙伴们强调，最可行的一点不就是百分之五十(虽然有时可以是)，而是一个变动的数字。
这是古老的中庸之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美妙的转换。A点与B点正如孔子的“过犹不及”。而那个“变动”的最可行之点又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这样的中间对一切人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相同的。”
的确，拉弗曲线提出者所鼓吹的让税理论不是前无古人的。近代哲人休谟一七五六年在其《关于税收》一文中已经考虑到这一问题：
过高的税像极端的贫困一样通过制造失望而摧毁工业，甚至在达到这种程度之前，过高的税就会提高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工资，使所有商品价格上涨。
老资格的当代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六十年代初期便犀利地指出：
高度累进的税率能征收到的税款为数很低。因为，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有才干的人把他们的精力投入于设计使它保持这么低的办法；也因为很多其他人把纳税的多少作为一种考虑来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资本主义与自由》)
尽管如此，把低税的主张与中庸之道相融合，并转化成一种曲线，因而具有了非凡魅力的，是拉弗的贡献。今天，拉弗曲线在经济学界还是毁誉参半。但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把古代智者的一种只属理想不能操作的中庸原则引入到一个讲求操作的经济领域中，其价值和影响将是双向和深远的。
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拉弗或许并没有想把他的曲线应用到其他社会行为的分析中，但是曲线所具有的意味却诱发其他学者去发掘它的潜力。拉弗的合作者、记者出身的专栏作家温尼斯基敏锐地指出：
拉弗曲线后面的思想无疑地像文明世界一样古老。
他把拉弗曲线看作是分析诸种行为的有力工具，是政治家行为的指针，他说：
对于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无论他是领导一个国家还是掌管一个家庭，下面的一切都是实在的事。在A点惩罚儿子的父亲，对儿子的大大小小的过失都给以严惩，只能引起不高兴的反抗、背地的行为和撒谎(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逃税)。而在B点漫不经心地惩罚孩子的宽容的父亲，会招得公开的、鲁莽的反抗：他的儿子的独立的、无拘无束的成长是靠损害家庭中的其他人完成的。聪明的父母则寻求E点，对于不同的孩子，儿子或女儿，E点可能会变动。……
拉弗曲线是简单的但却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所有的甚至最简单的事务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沿着这条曲线进行的。“你用糖浆能比醋捉到更多的苍蝇”。这句谚语表达了拉弗曲线的本质。帝国是在这条简单的曲线的底部建立起来，而在它的顶部覆灭的。凯撒理解这一点，拿破仑(在一定程度上)和大多数的中国皇帝也理解。合众国的立国之父们非常清楚地懂得这一切，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在联邦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的理由表明他们懂得这一概念。
无疑，拉弗曲线的产生，既标志着古老的中庸之学的新生，又是这一绝学的新的突破。这种突破，第一在于将这一观念显示为一种图形，把手段、目的、作用者、被作用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显示出来，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第二在于它将这一抽象的原则引入一个可以操作的、可以量化分析的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拉弗曲线的提出者只是无意中拨响了古老的中庸之弦。复兴中庸之说既非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日后的兴趣和所长。而要复兴这一智慧的遗产，还有很多问题等待着社会学家去思考。
或许传统中庸之学所未能阐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庸与极的关系。第一，拉弗曲线的E点虽也变动不居并难于确定，但那个领域中的行为(比如税率)的后果毕竟是可以量化的，因此可望根据后果不断调整税率，逼近E点。而在其他行为领域中，该怎样避免走向极端保持中庸呢？第二，“极端”难道就没有价值吗？不是孤注一掷才使一些赌徒暴发吗？不是铤而走险才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乌托邦的理想不是也有其正面功能吗？该怎样在不扼杀“极”的积极作用时，使社会保持中庸？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说起。要避免走上极端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张力。其实，在多数事物中我们都能程度不同地感到两个极端的可怕后果。税收中百分之零与百分之百只是更自明一些，管教孩子不可太宽不可太严，行动不可怯懦不可鲁莽，生活不可放纵不可苦行，这些不也是常理吗？问题在于当事者不是每每自觉地提醒自己清醒地识别自己置身事务中的两极是什么，并努力不倒向任何一端。
在“张力”问题上，库恩.(TKuhn)的“必要的张力”一文给极大的启发。库恩这样谈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研究需要保持的张力：
我不怀疑，科学家至少必须是潜在的革新家，他必须思想活跃，能够随时找出问题之所在。但是铜钱的另一面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基础科学家也必须是个坚定的传统主义者，或者完全用你们的话说，一个收敛式思想家，那就更有可能充分开发我们潜在的科学才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力求了解，这两种表面不一致的解题方式怎么能够在个人内部和集团内部协调起来？……这两种思想类型既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之中，可以维持一种往往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正是从事这种最好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首要条件之一。
无疑，这种“必要的张力”，不仅限于科学研究，而且是在诸多行中，找到中庸之途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个人的行为如此，对社会的行为也是如此。
我们关于中庸与极的第二个问题是，“极”有价值吗？如果有，怎样在不扼杀其积极作用时保持住中庸？
极端的行为与性格是可能有其价值和收益的。就个人与企业的经济行为而言，“一份风险一份利”淋漓尽致地说明了极端行为的价值。就社会群体而言，如我们在“歧异与一致”一章中所言“怪诞的人，特异的人，甚至残疾的人，都因其离异了‘正常’，而扩大了群体品性的外延，拓宽了群体认知的视野，伸长了人类探索的视角。”极端的行为、性格、人，显然也在扩大群体的品性和视角。事实上，在宣扬中庸之说的同时，漠视或是否认极端行为的某些积极的作用，正是古典中庸之说的缺陷，也是它因此受到一些抨击，不能更多地赢得人心的原因所在。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中庸的主张总是与极端的主张共存的。在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中，有了两极的主张的存在，才有与之相比较的中庸。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有他认知的权利。而社会上每个人又都是不同的，因此偏离某种中庸的性格、主张、选择，都是最自然不过的。如果中庸的理想最终蜕变成宣扬一种单一的思想和主张，其结果必是使社会趋向单一，这不仅是中庸的悲剧，也将是中庸的覆灭。那么在社会生活中该怎样在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扼杀每一“极”的积极作用时，又使社会的合力及其总体选择保持在中庸的轨道上呢？这便需要把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的主张(他基本上是主张科学家个人需保持这种张力)移植到社会结构中去。
社会天然地由不同思想、不同意向及其载体——不同的群体所组成：老人与年轻人，男人与女人，智力优秀者与大众，政治上的保守派与激进派。对立面中的每一“极”都发挥着它特有的功能，每一“极”的特征与价值的丧失或贬损，都会瓦解两极间的张力，从而使社会失去中庸。老人(在典型的意义上)代表着经验，年轻人代表着创新。人类中的个体普遍七八十岁的寿命大致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变迁、积累与创新的基调。假设每个个体寿命延长至二百岁。每个人的知识、经验都将比现在丰富得多，但那个社会一定比现在保守得多，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成见、定见都太多了。假设每个个体的寿命是四十岁，社会面貌显得更富朝气和精力，但那个社会一定比现在轻狂躁进，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经验与教训太少了。延长与减短年龄意味着移动每一“极”的位置。现实的社会中虽然群体存在着，“坐标位置”没有移动，但常常因某一极的价值被贬损，因而失去了张力，走向了一个极端。聪明人与笨拙者也构成了两极，我们常常只强调前者的作用，其实后者也以其惰性和愚钝固守着文化与秩序的现状，滞留住过快的思变和不成熟的尝试，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
如果给笨拙者以充足的时间，他们也能学会许多知识，足以成为一大群强有力的能够安然肩负文明重任的保守主义人士。(《萨摩亚人的成年》)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两极。而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深刻的保守主义时，它的激进派才可望脱去浅薄；同时又只有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激进派的批判和乌托邦理想时，保守派才可能更新它的原教旨理论。一个失去了激进派批判力量的社会将从维护现状走向抱残守缺，一个失去了深刻保守主义的社会将从反传统走向反文化。只有在这两极共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张力，找到中庸之道。
为什么中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作为一种理想高扬着，却从未实现过，就是因为中庸的提出者及其传人从来没有理解中庸所依赖的两极间必要的张力。他们要么是否定对立面的存在，中庸的始创者不仅明言：“攻伐异端，斯害也己”，并且真的通过消灭异己，杀掉少正卯，以维持自己学说的正统和自己理想的推行；要么就是漠视和调和不同思想派别间的差别，侈谈所谓“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似乎儒释道在最高的层次上竟是认同合一的。无论这两种作法中的哪一种都在消除着两极的共存。而当社会失去了两极和其间的张力时，无论人们对中庸如何心向往之，它却难于存在了。
政治上的大谋略家大多深通张力的作用。在他们自己处在左派(或右派)的位置上，其对立面是中派时，他们往往扶植起一支比自己更左(或更右)的派别与中派抗衡，而他们自己则可从首当其冲的一端变为居间的调停者，从而牢牢地保持住权力。当然这绝对追求不到中庸，相反这往往是把社会推向一端的伎俩。但由此也可见张力的作用。
而真正可望追求到中庸之道的社会，恰恰不去剪除掉它头顶上两端的触角。正是因为在每个问题上，它都张开了两端上的触角，所以它的视野才是宽阔的，它的探索才是广泛的，它的认识才是丰富的，它的争论才是深刻的。
中庸就是避免极端。无论从中庸偏向了它两翼上的那一端，损失都是一样的。但中庸的获得不是靠着消除“极”的存在，而恰恰是通过对“极”的价值的尊重与兼容。两极间的张力是走上中庸之途的必要条件。
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