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干什么都讲求“面向市场”的今天，要专心致志地作学问确实不很容易。不久前，在大学执教几十春秋的老友来信说，他有一天厉言为学要“甘于寂寞”、“耐得清贫”，说罢，“颇遭人白眼”云。老友自然未免“不合时宜”，算他自找；但我却真的有一种类似“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感慨。于是产生了这篇读书人的“闲话”。
“知识分子”，古无此称，是近世的“舶来品”，盖译自intellectual。字根是intel1ect，属“才智”“理智”、“心智”之类，其功能有别于“感官”。牛津大字典作如是解。因此，intellect异于一般意义的“知识”(knowledge)。曾有一时期译为“智识”，似更接近原意些。
“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何时用起来的，未及详考。以法国论，伏尔泰还没有用过，他在《哲学通信》里用的是Gens de Iettres，我们译为“文人”，无论从字面上、抑从涵义上看，都极恰。伏尔泰在《百科全书》“文人”条目下为之界定如下：
“文人”这个词和“语法家”这个词是意义相同的。在希腊和罗马人的心目中，所谓“语法家”，不单精通实际上所谓语法而已(语法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且对于几何、哲学、通史和专史也不是外行，尤其要求研究过诗和雄辩学；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正是今日我们的“文人”。人们不把“文人”的名称给予一个知识有限、只研究一种学问的人。
按照伏尔泰，“文人”到了十八世纪更加重视“哲学精神”了：“这种哲学精神仿佛构成了文人的特征；如果这种精神和高尚的兴趣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文人。”
对于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法国的《万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e universalis)解释说，在十八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起而批判旧传统、神学设教和教会的形而上学，结果之一是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习知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神圣家族》到《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一再提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
其实，伏尔泰所说的“文人”，也许还可以往前推一个世纪。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一类的人。照黑格尔说，“在哲学上，笛卡尔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从他起，开始了哲学上的新时代；从此哲学文化改弦更张，可以在思想中以普遍性的形式把握它的高级精神原则。”从那时起，理性思维同信仰分了家，同感性经验也分开了。“我们现在从事的只是寻求真理，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怀疑感性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是否存在。”(笛卡尔)笛卡尔们比之那些经院哲学家们，比起布鲁诺、伽里略们来，显然更加接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据说在法国给intellectuels一词以社会学属性，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然后普遍于西欧。论者说，这个词实际上是在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以后才广泛用起来的。左拉在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很快，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成为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
十九世纪末期，在俄国出现了intelligensia一词，我们译作“知识界”，指的是对沙皇制度持批判态度的那一批“文人”。这比左拉写《我控诉！》还要早些。总之，不管是俄国的intelligensia， 还是西欧的intel1ectuals，都带有对现状的批判意义。当然发展到今天，这个词已具有广泛得多的含义了。不过，至少在法国，这个词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总多少与左翼取向有些瓜葛。因此人们很容易就想起法朗士、罗曼·罗兰、莱昂·布鲁姆、普鲁斯特，直到当代的阿拉贡、萨特等等一大串名人。这类情况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大同小异地存在。只要一提“知识分子”，除去指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外，还有一层思想倾向的意思，就是说这批人经常喜欢对时政和社会发些批评性的评论。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知识分子”一词的，我也说不清。或曰始于“五四”。诚然，中国的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集中地登上“政治舞台”，“五四”是一开篇，但那时似乎还无此称谓。未仔细查过，不敢断言。在我的印象中大抵是在解放区先用起来的，如《毛选》中的一些文章；解放后是普遍地应用了。在古代大概就是“士”、“君子”，或“书生”一类。这样的人和求仕总是相接的上下篇。“学而优则仕”几成家喻户晓的通理。周霄问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断然回答说：“仕。”然后引经据典地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还一再强调：“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读书以求仕进乃是读书人的天职。当然，“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之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当官不能靠左道旁门。
问题是从士到仕并非人人可致的通途。原因是很多的，因而仕途不通便觉失意往往是普遍现象。当然也可以因仕途未通而关进自己的“象牙塔”里去，所谓“宦情秋露，学境春风”。有的发出“读书无用论”的感叹，如：“误矣载书三十乘，东门何地不种瓜？”(宋人陈与义)之类。中国读书人的这些个传统心态似乎到今天也没有绝迹。至于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则是另一种心境，属于一种偏见，并非出自读书人自身的感慨系之。
总之，中国之士阶层一见于词章文学(吟诗作画都在里面)；一见于道德文章，所谓“文以载道”(仕途经济、伦理政治都在里面)。但道德文章是主体，吟诗作画是帮衬。道德文章离不开“实用”，叫做“经世致用”，那是从政的意思，非关“奇技淫巧”的工艺，更非关抽象的理性思辩。清人陈遇夫《史见》中说得甚恰：“孔子宪夫后之学者，求之高远，茫乎不知岸畔，而莫得其指归也；是故引而近之日用之间，使切实可行。”又说《中庸》之旨在于“以实心行实事”，“是故立说以教人，必引而近之，使求之日用行事之实，而不索之于性天幽远之区，此圣人之意也。”东晋尚老庄“清谈”，显有悖于夫子正统。而宋明动言理气心性，却终未离开“圣学体用”；朱子甚至从祀孔庙，凡要求得一官半职的，还要给他烧一柱香，请他保佑。
“经世致用”到严复而有新意，紧密地同时局联系起来，并因而有了革命的意义，如说，“中土学术政教”其病有二，一曰“无用”，“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二曰“无实”，“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至此，中国的士除“圣人之意”之外，学问乃扩及“西学格致”，因为西学之“道”，“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救亡决论》)从此，严复为士立了一个新道统，非为登仕，乃为救时，然而学是为了用并没有变，但学的内容变了，用的目的也变了。
这个“新道统”渗透到知识分子血液灵魂之中，养成了为忧国忧民而上下求索的执着性子——从救亡图存到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到建设国家，到搞现代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条线没有须臾中断过；驱之不去，虽九死而不悔。
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之士传下来的安生立命的终生奋斗目标，浓缩起来，就是“见知”、“见用”，倘不能完遂，就不免皇皇然了。
今天在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地超过了中国的古之“士”，或伏尔泰笔下的“Gens des lettres”的范围。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我们习说的知识分子，也指的是这些包罗各行各业的读过些书的人。在谈论这些人的时候，多是要评论他们的学识、他们所操的行业有什么用处。所谓“用其一技之长”。倘有的人议论多了而不能产生什么看得见的“效益”，就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叹，而遭“坐而论道”之讥。总之，知识分子，不管所司何事，在世人眼中，总是跟“有用”、“无用”联在一起的。于此，古今每有相通者。西方的知识界由于早有伏尔泰所谓“求真知”的传统，并不一味与求仕、求用紧紧相联，所以为“纯学术”保留了较多的地盘。这可能与笛卡尔时期的反经院哲学思维、提倡追求真知的理性思维所留下的治学传统有关。因此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仍多偏指思想领域里的学者，不像罗森塔尔和尤金所界定之宽，也不如我国“知识分子”一词覆盖面之广。
以往我们在谈及知识分子时，一向不笼统归之于某一个阶级，盖各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被当作“统战”对象。看某一具体的知识分子，总要看他是“附着”在哪个阶级的身上，故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论。今天，知识分子虽被称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处境、心境不仅与工人大异，即使在知识分子之间亦每不相同。如像我这一类知识分子就有自己特殊的心思，科技人员、经济工作者或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干部，就不一定有类似的想法，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里也只能说“我之类”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
“我之类”的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文化背景上说，居于中西新旧之间：同中国传统文化“剪不断，理还乱”，当然涉足有深浅之不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陶冶，当然难免一知半解；学了点马列，每每生吞活剥；对“现代化”盼之极殷，想法不少，“办法”不多；对于社会上已然流行的事情，不时露出几分“傻气”……有朋友说属于“边缘”(mar－ginal)人物。“自我欣赏”时，有四“通”八“达”之感；失意时，又顿觉几面都不沾边。反正不属于“新潮”化了的一代，因此在“下海”的风口浪尖上，或不屑一顾，或无能一顾，总之只能从不同的角度“望海兴叹”。叹之最深的，是自己几十年熟悉的那点儿东西大大掉了价，因此“失落感”特重。“儒冠多误身”，古已有之；轮到自己，也同样不甘心。
这种复杂的心理，同传统文化(以及某些所谓“纯学术”)的受到冲击颇有关系，或者说弄文史哲的人多属之。日前在电视里偶然看到有为“严肃”音乐(！)鼓呼者，发现亦同此心境。冲击来自两方面。其一来自所谓“俗文化”。如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很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教化了，尤其是青年人，恐怕多数人都没有受过系统的“旧教育”，或者说大都没有这些东西“垫底”，如同一派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果真如此，多么是好！但是却一下子被半是“舶来品”、半是土生土长的以商业文化、通俗文化为主体的畸形文化氛围包围起来，难免食而不化。这种畸形文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是铺天盖地般扑来了。我经常哀叹，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以及对所谓“纯学术”、“严肃”音乐、京戏昆曲等等、等等，准确些说，许多中外属于“高层”的文化宝藏都不同程度地被殃及。)的致命打击，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民族虚无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狠而猛。
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现代化”要经济，要科技。传统文化使不上劲儿。至于说有些传统文化可以弄来“硬通货”，此属“生意经”，似不在此列。
于是听说过两种议论。一种可称为“悲观”论调：传统文化气数已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另一说未必；现在大家搞钱，是“当务之急”，等将来富裕了，自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到那时，传统文化等等“风雅颂”的东西还将有一番风光。这两种说法都似是而非。第一种是因为传统文化攀不上“现代化”而来的。熊掌与鱼之间可作断然的选择，而这里涉及的却是精神领域的失落，其痛苦可知。第二种则把传统文化约略等于点缀人生的装璜，不见有些“大款”为附庸风雅而摆上几套“豪华”版的文学名著乎？
当然还有一种议论，想方设法地把传统文化“拔”到同“现代化”挂钩的水准。以为这样就提高了身价。例如把一些古训予以高度发挥，赋以现代意义，“内圣外王”拿到今天可以意味着“四化”，“为万世开太平”亦可寓意“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等等。这些，对于总觉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两张皮”的我，终是仰之弥高，但是却言之不坚。
我认为，传统就是传统，说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并不在乎它有多少实际的用处；有的可以有实用价值，有的就没有，有的就是该进“博物馆”。过去一提进“博物馆”，便带有不时兴、不受待见的政治性隐喻，一旦进了“博物馆”，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那是一种讨伐旧体制的比喻，并非对博物馆及其文化的否定。因为博物馆所包蕴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对于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来说，其价值曷止连城！因为传统文化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精神财富，丰饶的历史积累，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感情、兴衰和荣辱……对“古为今用”作胶柱鼓瑟的解释、或勉强地给它标上实用价值，直至拿到“市场”上去闯荡，那都不是提高它，而恰恰是贬低它。
细想想，问题终是摆脱不了“有用”、“无用”的情结，因而不能心安理得地还它以应有的位置。说来说去，老是要委以兴国治邦的重任，让它起不该它起的作用，甚至预言它到二十一世纪可以领导世界哲学新潮流，才觉得不“辱没”了它。然而这真的是大可不必的。
最后再扯几句“为学术而学术”问题，但愿并非蛇足。作学术研究的人谈起它仍免不了心有余悸，原因之一是它似乎就是“脱离政治”的同义语，因而与“白专道路”相去不远。这类批判的阴影在知识界的记忆里是很难抹掉的。
事情本来很简单，作为独立治学的精神，它无非指的一种认真而彻底的态度。恩格斯说，理论要彻底才有说服力。“彻底”就是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王安石在青年时曾说：“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这“不以时胜道”，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不久前翻阅叶圣陶老人的早年散文，发现一句十分贴切的话，他说：“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我想，这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等等不都是一致的么？
所以，“为学术而学术”，说到底，就是求真知、求真理的精神。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该有这种精神；这攀不上“脱离政治”和“白专道路”。它与“学以致用”最终也不是对立的，因为即使实用性很强的学问，在作研究的时候，也需严格尊重它的固有规律，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正派的态度；否则，明明不对头也要用，或明明对头也不用，岂不南辕北辙！
看来，“为学术而学术”，非不能也；只缘我们过去的坎坷太多，便有意无意地加以规避了。当然，如今作学问，难处确实不少，需得操心劳神处颇多。比如，出学术著作，多方掣肘，又不是谁都有拉“赞助”的本事和机遇，在这个时候放言“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高尚情操”，就难免给人以空口说白话的印象，似乎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也。
骤然想到李白的一句诗：“我纵言之将何补？”闲话应该就此打住，“闲话”云云，本来就是说说而已。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东总布陋室
陈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