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观现时的国民，似乎多趋于怠懒，比较少见热忱的献身精神。心思方面不够清明。对于功利太过猴急。且依旧流行着种种假面的东西。世风大抵还是轻浮的罢。愿意读些书的人们，总的来说是愈见其少了。据报载，目前就连在北京图书馆里——那可是中国的“读书中心”呵！——也已经少见人影。学院里也少有用功的学子了。这样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形成良好的、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的“语境”的。
不过，我的这种想法近来竟慢慢的受到了些许动摇。因为，即便在现在，我依然见着了一些依然沉潜致思的学人。虽然是少数，但他们，用鲁迅的话讲，才真正是“中国的脊梁”。所有轻薄的世风都不能改变这些黑夜中的肉搏者的命运。这些人，这些“个人”，正以他们独立的个性，从事着艰苦卓绝的创造性思想事业，不折不挠地向历史和人类证明着他们的存在的身位价值。
而且，这些年，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初步的成果了。譬如，香港三联书店推出《三联精选·学术系列》，并举出这样的令人鼓舞的口号：“着眼于学科中的原创性、中国学术的独创性和思维论证的严谨性，愿为中国学术路身世界学术之林，为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的贡献，尽一分绵力”。(只可惜，这套书眼下只在香港的三联书店出版，大陆的读者还难得读到)
这当中，我见有张志扬的一本。书名依然新鲜动人，叫做《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封底的编辑者言称：“这是一部中国学人著述的沉思录式的存在哲学。但它更有现象学神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野，以揭示被抛入现实社会传统机制中的个人，探寻自身真实性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读完全书，我体会这段话已经是绝好的提示了。
就我所知，这是张志扬的第二本著作。此前还有一本，是他的论文集：《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两本书的思想是连续的、一致的。但无疑的，《渎神的节日》更具有一气呵成的思的严格性，更能让人清楚地见出这位思想家的心路历程。所以，上回已经介绍了玄妙之《门》(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六期)，我这里还想就这本《渎神的节日》讲几句。
说这本书是“中国式的存在哲学”，我以为是并不过分的。而实际上，我们偏偏就是没有过真正的“中国式的存在哲学”。回顾一百多年来，西方的某某主义、某某思潮流传到中国，多半泥牛入海，杳如黄鹤。几曾见到，这种种主义和思潮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而为“中国式的”？又有哪一种主义和思潮挡得住我们的“批判的武器”？再怎么说，它们也是抵不住我们的“外王内圣”的道德境界，加上我们的“古已有之”的阴柔功夫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西方物质－东方精神”这样的阿Q式的逻辑圆圈，这圆圈几乎是潜意识地成了我们的文化研究和评判的百年不变的固定准则，它足以把中国的良民们“圈”得服服贴贴。
所谓“中国式的……”，当然不是把外面的思想和文化“拿来”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进中国的顶天立地的机器里囫囵加工一番。若此，总还免不了泥牛入海，消灭得无影无踪。人类文化和思想上的事情是没有这么简单的。这里恐怕有一个现代解释学所谓的“视界融合”的问题。自然，这种“融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保持多样化的“个性”，而不是先验预设的“整一”；“融合”的结果恰恰也是实现多样化的“个性”，而不是后设的大而化之的“大一统”。
思想的“个性”表现在“入思”和“表达”两个方面。依我看，张志扬的《渎神的节日》，以及他的别的著述，正是以这两个方面的艰苦的尝试，体现出他的存在哲学的“中国特色”。从这一“进”(入思)一“出”(表达)两个方面，可以见出作者运思的要旨，那就是：为中国当代思想探索路径和基点，为中国当代思想找寻道说或表达方式。
无疑，这不止是“这个人”的任务，根本上也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者的无可推拒的使命。
“入思”，说到底，也就是思想家为自己确定其“身位”。作者这里把它概括为：“在中西两大文化壁垒的夹隙里寻找现实的立足点，即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在《渎神的节日》里，作者以“墙——圈——俑——X门——垂帘——死谷——引——上帝与虚无——入思”，计九章，来写他的运思经历。其中进学入思的艰苦和深邃，需要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我这里只讲特别引发了我的思索的两点。
首先一点，我想越俎代庖，用“反黑格尔主义”来加以概括。在作者那里，这种“反黑格尔主义”的目的，明言是要为剥离出“个人的真实性”备下前提。
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黑格尔主义以及新黑格尔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在西方世界偃旗息鼓了；而从现实的效应看，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的黑格尔主义，并没有立即消失殆尽，而是在现代文明中有着各种顽劣的表现。流入中国之后，它渐渐蜕变为一种顽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思维定式，纠缠着当代中国人的心思。甚至，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黑格尔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块地盘了。
这种黑格尔主义，用作者的概括，几乎成了我们的“存在－思维－表达”的基本模式。他将它提炼为：
A、“历史的必然规律告诉我们……”
B、“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
E、“因此，我们要为明天而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逻辑”。这里，谁是“我们”？是“被普遍原则所概括、所抽象的共同体或观念人”。而“我”，作为活的、具体的个人的“我”，是连立足之所都没有的。不是吗，“即使我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因饥饿而死的生命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现象’而已，‘透过’它，伟大的‘本质’仍然完美无缺”。再者，这个无空间的“我”也没有时间，而只是为了显示“历史的必然规律”的一个环节。于是，一个没有“此时此地”的人，却获得了公认的“本质”，并仅仅作为这种“本质”活动着。(《渎神的节日》第49页以下)
有多少个体的鲜活的生命牺牲在这样一个抽象的“本质”机器里？对此人们应该还记忆犹新。牺牲自然也是为了“本质”，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所以是适得其所的。而且，错误和罪恶向来只是个体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而作为“普遍本质”的“我们”是决不会犯错的。你要申冤么？等着“普遍本质”来为你“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吧。
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等现代西方思想家所发动的“形而上学批判”，根本上就是对上面这种在黑格尔主义那里登峰造极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反动。而对中国的当代现实来说，情形尤为复杂，黑格尔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王权政治的余孽结伴而行。因此，尽管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反黑格尔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潜在主题，但对待这样一种“顽症”，也许仍然需要世纪末的一代中国思想家付出艰苦的思想努力。
重提“反黑格尔主义”这一命题，意义重大。在我看，这也是时下众说纷纭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当代思想的现实意义所在。但我因此也感到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对“后现代主义”思想所作的一些不无轻佻的议论，也很有可能致使这种严肃的思想有如过眼烟云一般在中国消失，就像以往的别的种种西方思潮一样。
同样也与黑格尔主义的流布相关，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哲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充斥着干瘪的概念演绎和空洞的体系构架，蔓延着一种可以说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畸形的“学院语言”。虽然不是西方，但我们的学术语言所体现出来的唯理论或观念论的色彩比西方更西方了，其枯燥乏味和空洞虚假已经把语言所具有的负面遮蔽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情形至今也还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还到处可以见到这类气大如牛、不着边际、绝无纰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风”问题，其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重重纠葛在此也只能搁下不表了。
思想与表达是一体的。语言的苍白即是思想的苍白。当代中国学术语言的僵化和虚假方面，无疑标示着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僵化和虚假方面，标示着它与生活的真实的隔绝状态。
我们看到，疏远于这种僵化和虚假的“学院语言”，张志扬的语言风格是独具品格的。这一方面自然与他的思想的创意相联系，另一方面也正显示着他对“学院语言”的自觉的反叛。在他的文字里，植根于处身境况的深刻思辨总是与对词语的刻意驱遣紧密相联，思的严肃总是与说的精微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丰富的思的辩证，但不是作悬空的概念推论；论题纯然是学术性的，但每每是从切身处发起话题，以鲜活生动的语言来表达厚重的哲思。从我的印象看，在这方面，他恐怕是较多地受了后期海德格尔的“思-诗一体”的语言观和运思实践的影响。
这些年来，海德格尔虽然没有像萨特尔那样在中国获得轰动的社会效应，但从影响的深度和持久性方面看，海德格尔是远远地超出了别的现代西方思想家的。在西方，情形其实也是如此。思想不是流行歌曲，其生命力不在于轰动一时。
海德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语言大师。照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看来，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有三个伟大的语言天才：古代是亚里士多德，近代是黑格尔，当代就是海德格尔了。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西方哲学语言和概念的构造者；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对形而上学学院语言的罗可可式的纤巧的德语化”，把概念语言发展到了完美的境界；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则可以看到一种“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海氏致力于开掘词语的源始的命名力量，发展出一种反形而上学学院语言的“半诗性的特殊语言”。实际上，这三位西方思想大家分别标志着西方哲学三大阶段。他们在语言上的革命与他们在思想上的创造是一致的。
对中国思想历史来说，我以为大致也可以分划出三个语言创造和革新的阶段：首先是先秦，即中国传统思想语言的成型时期，形成了以“儒、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及其道说方式；继之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由佛经翻译而致的思想语言的增生，形成“儒、释、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和基本道说方式；最后是现代，是中国传统思想语言的瓦解和再生时期，其直接的起因就是所谓“西学东渐”，即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翻译。甚至，现代汉语即白话文的形成，也得力于对西方文法的“翻译”。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正是中国学术思想和语言的“转型”时期。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是与日常语言相分离的(近代以前，西方的情形亦然)。现代汉语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白话”还需要锤炼。我们通过“翻译”而形成的大量概念和范畴，还有待于在我们的语言实践中消化和融通。此外，我们自然还面临着一个与自身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的“间距化”的难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西两大文化壁垒的夹隙里”，几代中国思想家筚路蓝缕，做出了近于“精神分裂”式的艰苦努力，孜孜于为现代中国思想开辟新的路径，为汉语言寻找新的思想道说方式。然无庸讳言，成大业者稀。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当代学术思想还没有形成具有个性的创造性特征，也还没有形成具有现代汉语言特色的、成熟的思想道说方式。
正是就此而言，我觉得张志扬“思想－语言”实践的不可轻视。无疑，他的思想还“在途中”，但可以看作一个征兆，说明着世纪末的一代中国学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和使命的自觉，这就是：要在这个一体化同时又是多元化的世界时代里，为中国思想的新生和勃兴，为汉语言的命名和道说力量的复苏，做一点铺路奠基的工作；同时，这也就是困惑于现代生存两难的个人为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找到自身真实性的位置的不息求索。
可想，这是何其沉重的自设的思想苦役！所以张志扬在“跋”中如是说——
不是智力，而是承受力，
把我引入哲学这死而复活的
受难地。
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写于西子湖畔
(《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张志著，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
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