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最部大作，涵盖面宽广，其主要论点，大致于下：
第一，对二○○○年前后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的看法。作者认为，二○○○年前后的时代特征，可概括为两句话：“后冷战时代”和“后西方时代”。在这一时代，美、苏争霸的“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世界向多极化时代发展。与此相适应，西方文明称霸世界的时代亦行将结束，一个多元化的新文明时代即将开始。在新的文明时代，第三世界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将对人类新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二，反对全盘西化。作者认为，三百多年以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居统治地位，近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五四运动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批判，导致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过分否定，结果为全盘西化的理论和政策大开方便之门。这种盲目崇拜外国的观念和风气，近年来在中国部分知识界有沉渣泛起、日益蔓延之势。作者认为，只有摆脱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陈腐观念，包括全盘美化，全盘欧化，全盘日化，或全盘俄化的陈腐观念，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对一切域内文明，既不盲目排斥，又不盲目崇拜。以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传统优秀文明为本，借鉴外国文明中的有用成分，铸造中华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步入富强繁荣之境的唯一途径。
第三，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实践的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若干值得警惕的缺点，一是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在实施之前，研究设计工作还不够缜密。二是经济建设在有的年份急于求成，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三是经济改革有伴之以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及时地建立起新的高效精干的客观政治系统，结果在放权后未能有效地统筹和驾驭全局。四是对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青年人对西方文明的迷信心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四是对外开放过分向东南沿海倾斜，对广大中、西、北部地区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有所忽视，这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民族问题的处理，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四，对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建议。首先，作者提出改革的五原则，即改革要从最基本处做起；改革要着眼于体制和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改革必须使百姓受益，博得群众的支持；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有胆有识的精诚团结的领导核心；改革必须做长期打算，坚毅不拔，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心理。其次，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权、责、利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做适当的配置，激发各机构各单位员工对生产和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再次，作者认为，必须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党风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认为三者三位一体，不可或分。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扫除腐败现象，培植社会新风尚，反对个人主义，重点是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和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问题。作者批驳了中苏改革一成一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改和政改的次序不同的说法，指出苏联的解体是植根于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而且苏联经济改革比中国早二十年。作者坚持社会高于个人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对将个人置于社会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者指出，政治改革、党风整顿、精神文明建设这三者的“成败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对中国继续进行领导的机会、能力及成就”。“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九十年代晚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秩序及运作将遭遇到困难，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此外，作者还主张实现中国宪法规定和约束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强化舆论监督。
第五，关于中国经济圈和中国统一作者在七十年代后期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圈设想，近年来在海内外反响日大。围绕着这个问题，海内外华人经济学家提出多种方案，在中国经济圈的内涵、条件和实施步骤诸方面，学者们主张不尽相同。十多年来，作者的“中国经济圈”理论不断有所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圈”是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局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地区，其中中陆限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区。中国经济圈是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为依据，两岸四地跨越政治障碍进行非政治性合作，目的在于聚集两岸四地的经济技术力量、形成合力，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密切大陆与台、港、澳的经济关系，促进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作者反对某些学者所提出的任意扩大经济圈的内涵，将新加坡、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经济、甚至世界各地华人经济包括在内的所谓外华经济圈之中华经济圈之类的提法，也反对提出先决政治条件，坚持中国人经济圈是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非政治性合作的基本立场。作者这一观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经济圈或共同体习惯上指的是国家集团，按照作者的界说，大陆南部四省区与台、港、澳之间的经济合作，命名为华南经济区更为贴切。中国两岸四地的密切合作，对于振兴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统一，无疑有重大意义。诚如作者所言：“经过四、五十年的分头建设以后，在二十一世纪到来时，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界，中国人是有一个‘黄金机会’，用‘一国两制’和‘中国人共同体’(或经济圈)之类的新办法、新规范，来完成其‘中华一统’，‘华夏再造’的历史任务的。”
第六，关中九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摆脱了超级大国的阴影，进入了一个和平、友好、合作的历史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东欧剧变，美、苏冷战结束，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要冷战对象。这是冷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严峻的一面。作者认为，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应进行结构调整，丢掉对西方国家的幻想，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并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
作者主张，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远交近通”，推行全方位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入东北亚经济圈，中国东北、华北部分省市与朝、韩、日、俄合作；加入黄海经济圈，中国华北、东北沿海省市与日、朝、韩合作；加入第二欧洲大陆桥合作区，中国西北地区及陇海沿线地区与中亚、中东以至欧洲国家合作；加入南中国海经济圈，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市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加入亚洲西南大陆桥协作系统，中国西南各省区与印支半岛和南亚国家合作；建立大上海发展系统，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区与环太平洋国家合作。作者认为，中国通过各省区与邻近国家发展合作，可以同时有多个国际合作区投入运作，比传统的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整体合作，效果可能更好。
作者强调指出，对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应和第三世界国家慎重处理。因为在现阶段，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美国、西欧、日本三极称雄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必须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南北合作。
第七，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书的重要特色，是重视中国儒家学说传统，尤其推崇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认为该书所记述的礼义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系统，很值得注意。
作者称本书的基本要义是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中华新文明，而只有吸收以《礼运篇》为代表的东方封建文明、以《美国独立宣言》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明三者的精华，合一炉而冶之，根据中国今天之国情，制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才能达到建立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中华新文明的宏伟目标。
(《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跨世纪发展策略的探索》，黄枝连著，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
杨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