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像个老练的编辑，它删掉不重要的东西，保留重要的东西。依我看，历史更像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它总是只承认已经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十年(文革)无文学”已几成定论。然而，既然我们知道并且懂得文学是人学，文学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人民性的，因而也知道并且懂得哪里有人，哪里就一定存在着文学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想像甚至相信，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竟会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没有文学！？事实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认可，倒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它应有的“资格认证”——人们从来不敢把那些通过一个又一个分散的小圈子秘密地传抄、交流的东西视为“文学”！它还缺乏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供人辩识的“人格面具”，因此，它被文学史严重地忽略了。其实，只要稍想一下就会明白，恰恰是这种秘密传抄、交流的“地下”方式本身构成了文革隐形文学的品貌特征。如若不是这样，文革期间真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本质的文学就不存在！新中国文学的滔滔江水就真正是干涸、断流了！既如此，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崛起的基础与实力又从何而来？以诗歌变革为先导的文学嬗变又如何可能？
　　“地下文学”的存在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处于表面的沉寂时，切莫以为文学也会停止它的呼吸。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严酷的时代常常会给文学造成一种假死状态，或者说，会使它转入“地下”，但恰恰是这种“地下”状态，为它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热源，积蓄了力量。文学的假死，也不过是在严酷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罢了。因此，无论时代多么严峻、残酷，随便地就否认文学的存在至少是太轻率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这是一颗无法用平常、冲淡之心去慢慢咀尝的果子。即使是那些用忧伤的调子吟唱出来的知青之歌，那些在嬉戏中产生的即兴之作，谐语谑词，也都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掩饰不住地裸露出那种在强制的文化断奶之后由于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畸态和瘦瘠，令人心颤恻然，不敢目对。或许正因为这些，要容忍和接受这样的文学是困难的。它那因放逐而产生的野性，因觉醒而促成的叛逆，以及那不够典雅、纯正，甚至有些粗糙的艺术，都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更遑论认同。唯其如此，挖出这一段被淹没的文学，还它以文学史上应有的位子，使中国当代文学的断流得以拉通、承续，就不仅需要眼力，更还需要勇气。就此而论，这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在文革文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开创性是勿庸置疑的。
　　这本书的扫描范围，虽仅限于北京和几个有限的省区，但读了之后，你会感到，作者所勾画出来的分明是一个典型的时代现象。因此，书中所描述的一些文学现象，事实上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周围。这并不奇怪，文革时期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实质上都是在相同的舞台背景下，用相同的编导手法排演出来的同一幕戏，只是其地方版本略有不同而已。由此，倒让人想起了一个属于“范式”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作者对“地下文学”这一用语有个严格的界定，是用它来“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第5页)这个界定最突出的地方，是作者使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来对“地下文学”作了限制。这或许不失为谨慎。但恰恰是这一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就可看出，每当政制苛酷，文网过严时，就必然会出现“地下文学”。因此，“地下文学”并非文革所独有，而应是一种惯有的历史现象。也因此，作为一个范畴，是否应将之延伸到文革以外的文学史研究中呢？这一点似乎值得重视，也有必要再加以讨论。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阡著，朝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8.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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