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是他二十九年前写作的短篇小说《无人警察》。这是一篇讽刺未来社会的幻想小说，被收进角川书店出版的语文课本里，供来春(一九九四年)高中一年级选用。不料，日本癫痫协会提出抗议：这篇小说“有助长对癫痫歧视、扩大误解的记述”，不能原封不动地编入教科书。
《无人警察》收在短篇小说集《闹哄哄的未来》里，特地买了一本来读，是三年前刊行的角川文库本，已印了五十七次，可见筒井文学相当有市场。小说写的是“一天早上，我走路去上班”，那时代的汽车离地三十公分，悬浮在空中东奔西驰，街道上不仅有“下水道”，还有“下气道”，吐出的香烟就被它吸走，净化空气。街上少见行人，不知为什么，“我”被机器人警察盯上了，心里直发毛。原来这机器人警察不仅能探知人的意识，并且能探知连本人也未察觉的潜意识，发现了“我”对机器人警察有反感。人被“文明的集大成”控制了。译作中文，不过千把字，是所谓小小说吧。笔涉癫痫，当然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这样一段：交通警是机器人，“除了小型电子头脑，还内藏速度检查机、酒精摄取量探知机、脑波测定机等”，“有发生癫痫之虞的人开车是危险的，所以用脑波测定机检查驾驶人的脑波。脑波有异常，在发作之前就把他送进医院。”
就这么几句，筒井康隆却不肯退而删改，理由是“并没有用这个作品搞歧视之意，虽不愿让有癫痫的人开车，但那扯不上歧视。”这位黑色幽默作家是文坛异端，招致抗议也并非头一遭。他的作品，这个《无人警察》还算是毒分较少的，倘若也有问题，那恐怕也就没有挑不出问题的了，焉能不“断笔”。筒井说：“当社会开始侵害创作自由时，与其写那种左顾右盼的瘪三作品，不如随时掷笔，作家平常就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据说，迄今已经有五十来位作家领教过这类纠弹。他决意不再应约写作，在月刊杂志上连载几近十年的随笔《笑犬楼眺望》就此收摊儿，往后只搞搞电影戏剧、吹吹单簧管什么的，以示“一个作家的小小的抗议”。
对于歧视用语、歧视表现、歧视意识的纠弹，渐成社会风潮，在日本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出版于一八九九年的儿童文学名著《桑波》，在欧美，六、七十年代反歧视黑人运动高涨时被批判为“灌输对黑人的歧视”，而当时日本只不过从作品论的角度有所论议，到了一九八八年，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十一家出版社相继把译本绝版，甚至一些图书馆也限制阅览。这样一来，纠弹歧视与表现的自由、阅览的权利则不无冲突。有人认为，日本癫痫协会从尊重人权的立场出发，末了却抹杀表现自由，否定了作家的人权。把《桑波》重译出版，或许就是为了表示对言论自由、表现自由的维护。
其实，翻翻名家的作品，由于历史背景和主观意识等原因，歧视用语和歧视表现并不鲜见。确立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大文豪夏目漱石平生曾两度外游，头一回是留学英国三年，第二回，应老同学、满铁总裁之邀，访问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一个半月，归国后写了《满韩处处》。这个游记里，“民族偏见和帝国主义优越感不能否定”，“则天去私”的漱石对中国和朝鲜民众也抱有歧视意识。
纠弹语言，猎场自然首先是辞书了。其教授率弟子把日本出版的辞典调查一过，指摘有关残疾人用语的收录、解说大都有问题，把“孤独症”仍解释为现在已否定的“精神分裂症之一种”，未指明“残废”是早已淘汰的历史用语等，俯拾皆是。日本政府文化厅以外国人为对象刊行的辞典和教材，依旧保留着“瞎子”“哑巴”、“支那语”、“乡下佬”等八十年代初就已然从政府文件中淘汰的词语，遭到盲人团体等痛斥，连忙把市面上陈售的图书回收。素有“国民辞典”之誉的《广辞苑》第三版曾被批判“蔑视女性的记述很多”，时隔九年刊行了第四版，虽大幅修订，如“他一点不用功，但成绩很好”，“她很漂亮，但脑袋笨”，改为“字写得好，但画画不行”什么的，无涉性别，但女权主义者仍不满意，指责把“娇”、“迷恋”、“端上来”之类形容词、动词的例句派给女性，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否定的，还是搞歧视。同性恋团体抗议几种百科辞典，把同性恋记述为“一种性异常”、“得不到异性，或对异性有劣弱意识，从同性寻求代偿”等，是歧视、偏见，要求削除、订正。
日本尤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部落歧视。Karlvon Wolferen著《日本 权力构造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也招来部落解放同盟的抗议，因为书中用了“特殊部落”一词。著者虽然同意再版时改动，却并不认可指责，“即使换个说法，被歧视部落民被迫忍受特殊社会环境的事实也丝毫没变”。从文脉来看，该书绝无歧视之意。“特殊部落”、“特殊民”，是明治政府创造的用语，后来又变为“细民部落”、“后进部落”、“少数同胞”等，其实，直至六十年代，运动团体也使用“特殊部落”一词。一九二四年刊行的《特殊部落千年史》，于一九九二年重刊，书名被改为《被歧视部落千年史》。对此，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因为尊重著者所起的书名是出版原则，何况该书当年曾遭禁，更应以原名出版，改动题目，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历史上都是错误的。
对于抗议，纠缠起来更不划算，出版社一般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哈意”一声，删改乃至绝版。不过，像电视上流行的智力游戏一样，人们查找、指摘所谓歧视用语和表现，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把出版人弄得神经兮兮的。描绘各国人物的漫画中用斜线表现黑人，有歧视黑人之虞；观光指南上引用小说的描述，“这里是出美女的地方”，涉嫌歧视女性。有趣的是，人们对那个达磨却网开一面，莫非因为都有求于他？少林寺壁观九年的达磨，在日本生活中随处可见，是纸做的不倒翁，两眼无珠，你若有什么愿望，就先给他画上一只眼睛，心想事成之后再点上另一只。政治家的愿望是当选，电视上常出现他们援笔点睛的场面，好像还没听说有什么人表示抗议。
传闻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补者的大江健三郎说：“社会若是有语言规制，创造并使用新表现的，不就是作家吗？”语言有历史性，如我国词语更多褒贬，追究起来，“聋子的耳朵”、“瘸子打围”、“瞎子摸象”之类都得换个说法，那可就麻烦了。 日本的电车上设有“身体不自由者优先座位”，仿此，“眼睛不自由者摸象”，如同隐喻游戏，岂不更有点调侃的味道。倘若从“不自由勿宁死”立论，也能论出个歧视来。“内人”、“堂客”、“屋里的”，这类用语显然是表现传统观念的，含有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歧视，应该淘汰。但症结在于社会，在于人心。即便禁了“瞎子”、“瘸子”，改用“盲人”、“腿脚不自由者”，未必不会又变成新的歧视用语。阿Q式的禁来禁去，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过，歧视用语、歧视表现在我国的文学作品里却未免过于肆行无忌，倒是对于性方面的用语很传统地、很意识地予以避讳，例如以“操”代“?H”，也许少了点象形文字的视觉刺激，道貌岸然，但如果有女权主义者出来给字面作解，解为“操作”还马马虎虎，解为“操纵”， 恐怕也就大成问题了。
日本德间书店出版过《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第八卷是阿城的小说，译者立间祥介在后记里特意声明：“侮辱地指说人物身体特征的语言，在我国即所谓歧视用语，被用作固有名词(绰号)，有时略加注释就照搬原文了。”台湾女权主义文学代表作《杀夫》在欧美也颇得好评，但日本却迟迟不敢移译，因为他们担心，这部小说里歧视用语比比皆是，反而会助长现实生活里的歧视。今年(一九九三年)日译本终于问世，宝岛社书籍编辑部特意写了一篇长达四、五页的出版说明，有云：
我们担心，这部作品因表面上歧视用语的有无被不当评价。要不，读者一定会感受该作品里流动的主调低音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歧视文学。因之，我们毅然用心于忠实的翻译，丝毫不做语言改动，那样做只意味着反而使歧视的现状暧昧。本书的出版，当然不是要造成对日本屠宰场工人及其家属的无端的歧视和偏见。省察日本现实，不能否认，与部落歧视也不无关连，对屠宰场工人的歧视确实还阴魂不散。我国肉食历史短浅，没有自己宰杀动物食用的传统，在当今的饱食时代，一方面未曾有过地大量摄取动物性蛋白，另一方面却以歧视的眼光看待在屠宰场工作的人们，对这种矛盾泰然处之，是实际状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与今天日本的现实相去不远，也同时能鞭挞日本的屠宰场歧视，愿本书的问世对于产生这种歧视和偏见的社会将成为警钟。
关于文学中的歧视用语、歧视表现，我们倒应当从这段说词得到一点提醒。
日知漫录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