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来再做希腊的翻译,这虽然比较更是繁难一点,但是这回所译的乃是路喀阿诺斯(Lukianos)的《对话集》,是我向来决心要翻译的东西,所以是值得努力一番的。以炳烛的微光,想担负这工作,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的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
周作人的文章总是引用别人的话说明什么,而参以自己的看法,这是他的文章的特色。然而怎样引用是一门艺术,不是人人能学的。他的晚期有感到文思枯竭的时候,又说过做注释胜于乱写无用无味的文章。所以当《回想录》结束无法再写时,《对话集》的翻译恰好填补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空隙。对于一个作者,偶然从事翻译有时能使他忘却写作所产生的烦乱而把心灵寄托在宁静的工作中。翻译不同于写作,但有着写作所没有的优点,即每天都可以期望有进度地置身于聚精会神的案头,它给了他如同完成一件创作之后的喜悦。《对话集》的翻译对于那一时期的周作人无疑更是如此。
卢奇安又名琉善,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诗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文章多揭露和讽刺虚妄与伪善,文笔犀利带有犬儒色彩。卢奇安对后世文学也有相当影响,最显著的是在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中有他的痕迹,一般认为莎士比亚是从间接的来源看到他的书,这即是《对话集》中的第十篇《提蒙》。周氏后期翻译如大部头的日本式亭三马的《浮世理发馆》、《浮世澡堂》依然保持着极谨严的和认真的风格,他在注释和篇前解说方面所下的功夫尤其值得称赞。我常觉得有时读注文比正文又别有一种乐趣。即如式亭三马这两部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书,读正文时有隔膜之感,无论如何不能像译者那样领会,可是两书的注我却全读了,时时有令人发笑的地方,甚至语涉猥亵也不觉嫌恶。《对话集》独多涉及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等等,自然注解是异常详细的。而此书每篇前都有译者的讲解,其中如第四篇《妓女对话》介绍文长达二千余字,佳处简直就是译者往日文集中文章一样可读。这些都可看出以炳烛的微光完成此书,译者所显示的专注的精神。
《卢奇安对话集》在希腊经典中不广为人知,而且现在它也不会拥有太多的读者。但我却因本书的出版而想起译者早在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叫做《希腊之余光》的文章,该文收入一九四四年刊的《苦口甘口》集中。作者对于希腊精神长久所怀的敬意,以及写此文与后来又译《对话集》中间二十年的相隔,令我觉得冥冥中这两者似乎有什么可联系的东西,即由此所反映出作为作者和译者的周氏某种心态的延续。
在《希腊之余光》这篇文中,作者主要说两件事,一是他读英国列文斯顿著《希腊的遗产》一书中对于希腊文学特色之一的求真精神,感受甚深;另外是关于希腊神话起源诸问题。列文斯顿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雅典大将都屈迭台斯在救援一处被斯巴达大将围困的城时,无功而返,这自是他极大的耻辱。然而后来都屈迭台斯又作为史家记载这一战役,却屏除个人感情,作纯客观的叙述。于此列文斯顿说都屈迭台斯是热烈的爱国者,但写历史却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使人不知他是偏袒雅典还是斯巴达。周氏称赞说:“严正的客观到此地步,有点超出普通人力以上,但真足为后世学人的理想模范,正如太史公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对于都屈迭台斯这人物,周作人早在一九二九年刊的《永日集》中《忒罗亚的妇女》一文称赞过,可是此处对于所谓严正的客观表示如此强烈的赞扬却是《永日集》文中所没有,时间的不同可能是这种侧重点变换的原因,即写此文时作者是多么需要为自己的情感寻找妥适的位置,以求获得世人的认可。
本文的最后一段话是更值得玩味的,这是他历数希腊神话起源后说的:
我们目睹希腊精神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罗斯金又评论希腊人物,他们心里没有畏惧,只是忧郁,惊愕,时有极深的哀愁与寂寞,但是决无恐怖。这样看来,希腊人的爱美并不是简单的事,这与驱除恐怖相连结,影响于后世者极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这里语焉不详,深不自满,只是表示野人献芹之意,芹只一二根,又或苦口,更增惶恐矣。
这里作者所表现出的惶惑的心情在他是很少见的,因为他的文章向来以淡远谦逊代替情感的外溢,此处说语焉不详固然和他未能把希腊神话源流阐释明白有关,但更使人联想到的是文章所处的那特定的年代一九四四年,即此际作者难以表白的心态。希腊的一切令他如此向往,从来以为希腊的精神只是爱美这一点,现在也意识到要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了,然而情怀至恶却也无所掩饰,意欲如野人之献芹,而又惧难以取信于世人,此所以即是所谓“益增惶恐”之真意吧。《苦口甘心》集的序并未说书的取名的由来,现在我们知道就出于《希腊之余光》这篇文中。这也当然不会是无意识的。
一九六四年周作人写了生平第二首自寿诗,这时《对话集》尚在译中,但他却把它写入诗中:“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两句下都有自注。六六年写的《回想录》后序中,他再次提到《对话集》说“这是我四十年来蓄意想做的工作,一直无法实现的,到现在总算成功了。这都是我活到八十岁,所以才能等到的,前年,《新晚报》上有过我的一篇杂文,叫作《八十心情》,足以表达我那时的情意。”二十年前他写《希腊之余光》,极言苦口甘口,他是不会料到后日正是他自己担当了这一任务。恰当的说,这一半是他自己异常的努力而实现了这一愿望,而另一半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时势使然,没有这后一因素,愿望会永远只是愿望而已。往事如烟,书与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周作人在为日本文泉子著《如梦记》作题记说重披数十年前旧书,那旧时购书的情景就如梦一般了,重读其书更增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大都如此。这么说,《希腊之余光》与《对话集》当是属于可恃的那一种吧。
(《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8.70元)
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