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郭路生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更重要也往往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在是非曲直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对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的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这种由对诗歌的忠直体现出来的忠直，体现了那个时代备遭摧残的良知，显示出能够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在这一点上，郭路生甚至区别于后来众多的先锋诗人，所谓分裂总是从形式上开始的，而郭路生在形式上从来不后退一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除非你一遍遍将这些句子吟诵出来，否则不会体会到其中声音的均衡、内涵和美。其中每行足足有六个音步，这在汉语诗歌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是十分少见的，正是这种拉长了的瞬间成了那种超载情绪(向往、失望、从失望中再度抬起头来)复杂的运输工具，它是逐步、缓慢地释放的。阅读中为了能够一口气将这样长的句子读出来，读者不得不进一步拖延每个音步所停留的时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延长的幻觉。同时，四行一个小节、上下行之间音步的整齐对应以及押韵在这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属于人为的因素，但恰恰是这种人工装配性的东西从整体上造成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组成了诗歌自足的世界，它们将那些沉重负载的情感清晰可闻地呈现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如同悬挂在人们面前，成为可以触摸，可以观照的对象，从而摆脱了原先存在于人身上的那种压迫性，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之感。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精神享受了，在郭路生和谐优美的多音步格律中，原本是晦涩的东西得到澄清，郁结的东西得到释放。诗人林莽曾追忆道：“在我们空旷的精神世界中，是他的诗歌为我们洒下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些“为生存的艺术家”或“诗人”，这是一支为数众多的“艺术大军”。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存在的事实，在艺术内外体验到的仅仅是个体生命痛苦压抑的烦恼，包括个人尚未得到社会承认的那种苦闷。所有这些东西像泥沙一样流进了作者的头脑和血液，乃至写出来的是一首“生存的诗”，其中生存的经验大大地损害了诗歌经验，它们呼啸着在作品的表面撕开许多裂口，使之看上去如同这个喧嚣疯狂的世界一样喧嚣疯狂。而另一类艺术家、诗人(我不敢将他们称之为“为艺术的艺术家”)并不排除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事实，只是未敢将对它的考虑置于对艺术的考虑之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和谐、匀齐的艺术整体，如何将生活的内容转化、提取为艺术可以观照的对象。他们的良知首先体现在尊重和珍爱自己手中的这门艺术上，体现在这种职业道德之中。要说是反抗环境中的混乱和黑暗，也只有以一种新的秩序而出现，否则，从零乱到零乱、从一种瓦解到另一种瓦解，最终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郭路生近三十年直至今日都在潜心探索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恐怕是永远绕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起点、一个典范。尤其值得有了这许多惨痛教训的中国先锋诗歌界深思。我始终要说，在这个领域中，崩溃是从形式上开始，并通过形式上的紊乱而加深。譬如海子以及顾城。
在今年寒风料峭的春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医院看望了郭路生。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过去”。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得多。
下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令人有些不知所措。
九三年出版的《食指 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有《疯狗》这首诗(“食指”是郭路生饱含辛酸的笔名)。据说他自己曾写过一个关于《疯狗》的说明，声称当年在《今天》杂志上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日期被提前了，这首诗实际的写作年代是一九七八年。除了这个更改之外，合集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在“疯狗”的标题之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这是原先在各种场合未曾出现过的。时隔十多年之后，郭路生坚持恢复它的原貌，这不是没有理由。事实上，郭路生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郭路生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身为“先锋”(他的《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过)为什么又要脱离当时先锋的队伍？再来看《疯狗》全诗，如果不能找到有人猜测的那种反讽的含义，那么，郭路生到底要什么？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院墙，／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疯狗”是支撑全篇的中心意象，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却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逻辑间架：仿佛成了一条疯狗；但还不是；甚至还不如；假如真的是……以“疯狗”自况，这其中当然带有悲凉的自嘲的意味，但自嘲却不是自怜；在自嘲的背后，是出入意料的纵身一跃：恨不能挣脱这内内外外，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锁链，恨不能更广泛地漫游人间，更深刻地咀嚼人生！郭路生的同情显然是在广大的世界那一面，是这个世界中更艰难的人们。“疯狗”既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也意味着那些艰难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神圣的人权”，他们完全不懂这个。这里隐隐包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权”仍然是现实范围内的一种限制及现存秩序中的一种运作，在它强调的东西中包含了一种优越之感，尽管它看上去涉及每一个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在这里撞到的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常见的东西是：郭路生宁愿将自己看作“艰难”的人群之一员，他本人不以“先锋”自居，不把自己看做一只“燕子”，或“普罗米修斯”或“真理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的姿势与其说是前倾的，毋宁说是后退的；与其说是从一个“高音”开始，毋宁说是从一个低音开始，与其说是超然、拒绝的，毋宁说是包容、宽厚的。请注意他反复使用的“人间”、“人生”、“人们”的意象，而不同于其他的先锋诗人爱使用的“世界”、“天空”等。后者是抽象而俯视的，郭路生更多地将自己“放回其中”，尽管同样在其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由此，郭路生从以强权和强音为标志的残酷历史中逃脱了。他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因而对他来说，既不存在桂冠的问题，也不存在烈士的问题。他远离枪声激烈、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为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式武器、词藻、油彩和包装纸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没有保护伞，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没有。处于这种状态不能不是危险的，他不靠岸，不去为了生存兑换那些小钱币，他的确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漫无目的”。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时时身置的临界点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在那儿，他什么也没有，他宁肯什么也不留下，财富、名誉，所有那些小小的舒适的规则，包括一张替自己辩护的嘴。能交出的他都交出了。那么，他收获的又是什么？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心中吹过一阵又一阵寒风／心底沉淀着盐份饱和的溶浆／心头耸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而且就在我胸中砰然跳动《我的心》
他一再写到这颗“心”。他近些年在医院的那些作品中，受伤的心灵这个意象频频出现。他像个哑巴似的，老是禁不住去指自己胸膛中还在跳动的那个部位：“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在精神病院》)，“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心胸／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受伤的心灵》)。这些诗句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噤若寒蝉”的悲凉，他肯定越过了某种界限，否则不能体验到这样的痛楚和辛酸。这么一颗除了病痛什么也没剩下的心灵你可以说它是卑贱的，贫困的，然而它又是高贵的、矜持的，没有什么能同它交换或与之相比。对于世界它看上去是不起眼和毫无价值的，但由于它的自知自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疼痛，因而成为自重的，任何东西都衡量不出它的份量。它是独立的，又是广袤的；是无挂无碍的，又是知冷遇热的；是雾状的、无形的，然而又是坚定而忠直的。它曾经有过的疯狂可以看作来自宗教般的勇气，像“以身试法”，同时它又是那么小心翼翼，令人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总之，它不像它自己被感受到的那样。你也可以感受到与之相似的自己的那颗心，但要在摘除了种种面具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郭路生在形式上如此谨慎。对于这么一颗本质上是广大、无形而富有同情的诗人心灵来说，它不仅需要而且热爱形式上的那些小小的桎梏，通过这些细小的链子而造成一种节奏，一种呼吸和心灵上有规律的脉搏。
(《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版，8.80元)
崔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