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是文学作品，供人欣赏。从这个角度看，读诗文集找故实，简直是邪魔歪道。知堂读诗集以能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为重，不注重诗句的用典与炼字，自己说这不是正宗的读诗法。黄裳先生也说，“读诗词集而注意寻找其中记下的故实，看来并不是诗歌欣赏的‘正轨’”。然而当正经作品看，历代流传下来的诗文集并不都有很高的价值。清人的作品中内容一般、文采平平的尤其多，无论是载道言志，还是当文学作品，都没有多大意义，倒是其中记载的人事活动、社会动态、风土人情、思想状况，会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因为这些事情只有荦荦大者才能进入史书，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地区的风俗和生活无关时局大势者，就只能在人微言轻的个人作品中见其一斑，从侧面给史学提供拾遗补缺的材料。知堂再三声明他不懂诗，也不谈诗，但是却不时从诗集中引述关乎民俗的材料，邓之诚更广泛利用清初诗文集中的材料考证史事，写出名著《清诗纪事初编》。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黄裳先生的《榆下杂说》钩沉索隐、采摭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他对明末清初史事的研究显然得力于正史以外的大量杂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作者的诗文总集和别集。而一些沉湮已久、无人过问，甚至被人弃若敝屣的旧籍也因此而明珠出土，显示出应有的价值。例如《明月诗简》不过是一册普通的康熙刻唱和诗集而已，友朋酬唱古来就没有多少以文学名世之作。此书的几位作者并非享有重名，内容也无关乎国家大事。然而黄裳先生联系有关的材料钩稽嘉定侯氏一家在清初民族斗争中经历的惨剧，就是难得的史料。短短一文仅四千字，竟然翻遍清初人的诗文集，引证了吴梅村、王鸣盛、钱大昕、张云章、张大受、陈其年等人与侯氏交往的诗文，这是有心读书的明证。如果平时读清初诗文集时不带着发掘故实的眼光去积累材料，就不会信手拈来这么多有用的史料。
<IMG=BB94205901>
正是有此眼光，《榆下杂说》从一部并不起眼的《蓝尾轩诗稿》中抄出了有关陈圆圆的记载，从《三州诗钞》中抄出了关于《桃花扇》传奇的五首诗，从其诗不足观的咏戏诗集《咏梨集》中抄出道光时一百六十折戏剧名目，从《天津杂事诗》中考证康、乾期间天津地区的风土人情，从嘉庆刻《晋砖唱酬诗》中联想到乾嘉时代文人学者的生活方式、与达官贵人的关系以及乾嘉学派兴旺发达的原因。
知堂所说的有见识，不过是具备必要的自然和社会常识，通晓人情物理而已。见识贵在平正自然，而不矫情悖理。所以，宋代道学家所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过激的言论就曾被人讥为不近情理，说他们每以极至指责妇人小子，故所行多龃龌，只有要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榆下杂说》》中各文夹叙夹议，也时时有见道之言，发人深省。例如在介绍王泰际(研存)其人时，引述过黄淳耀的故事：
乙酉嘉定城破之日，黄淳耀守西门。城中男妇请启关不允。研存与黄为同榜进士，亦为民请命，不从。复以年谊动之，黄怒曰：“汝欲献城耶？我顷刻死人，不顾年谊矣！”
文中说读了这段记载，使人感到道学家的可怕。嘉定城中许多无辜的男妇，就这样变成了屠戮的材料。
对于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我们当然永怀敬意，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这里价值观的账应该怎么算。仔细想想，这些事情真难一句话说死：碰到猛虎，是设法逃脱还是挥舞着拳头扑上去作它的口中之食呢？碰到劫机者，是顺从他的意志，还是跟他对着干，直到飞机坠毁、数百名无辜的乘客玉石俱焚、尸首无存呢？不知喜欢作极端之论的古代卫道之士对此有何高见。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特别是人的价值。“不死英雄”一文则讨论了在国家危难、社会变革时期处世持身的准则。“千古艰难惟一死”，殉国殉难固然难能可贵。然而文中指出，在国家危难之际是不是能不论其人品行如何，一死就可以归入《忠义传》，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呢？这确实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IMG=BB94206001>
《榆下杂说》中记述较多的还是书人书事。作者的许多藏籍已是人间罕见的珍本秘籍，《淡生堂文集》世间传本已寥寥无几；张缙彦的诗文集虽有好几种刻本，但都已若存若亡，这里介绍的三种诗集他处未见；张远的《无闷堂集》三十卷足本，此为仅见——惟文中云诗集后十卷为软体字刻，则“十”下漏去“一”字。
“书跋偶存”中所述各书都绝贵重难得，张岱的手稿及康熙刻《西湖梦寻》尤其令人向往。康熙刻《翁山文钞》十卷足本，当年各家南北穷搜极索，始终未见，仅偶见传抄本而已。此本完整无缺，未经剜改，恐已为人间孤帙。
“来燕榭书跋”所记明末刻板画《罗汉十八相》、清初刻《萧云从离骚图》、崇祯刻《陈章侯绘象离骚》、明刻《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都是极难得的珍本。明刻六卷本《四如黄先生文稿》也极罕见，此处所记有明末著名藏家徐兴公题记，极可珍贵，可惜仅余卷五、六残本二卷。据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前四卷，合在一起可成全书。若为一书两析，更是此书的幸事。《禅悦内外合集》十卷，此处所记抄稿本仅存前二卷，绍兴鲁迅图书馆则有抄本十卷。《三辅黄图》明刻虽多，但此嘉靖薛晨刻本，至今也仅有限几本存世。
<IMG=BB94206101>
“访书琐忆”中所得明铜活字印《王状元标目唐文类》极罕见，此前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而已。至于旧纸店老板珍藏不售，最后“宝剑赠壮士”的明嘉靖刻元代女诗人张玉娘的《兰雪集》，则更是未之前闻的秘籍。此集所知最早的刻本为明末孟<SPS=0042>舜刊，清代虽有刻本，也都罕见。民国初年李之鼎重刻收入《来人集》中，所见仅为由赵氏小山堂、鲍氏知不足斋、孔氏微波榭递相传抄之本，已极称其珍罕难得。如今各馆所藏此集善本仍是清代传抄之本，并无旧本。此处所得竟为嘉靖刻本，不能不令人神往。
但是，《榆下杂说》中介绍祁承<SPS=0784>时引录了祁氏的一段故事，其中某些提法似还可议。书中说祁少年时，“性尤喜史书，生欲得一全史，为力甚艰。偶闻华容魏学博有《全史隐括》颇悉，郭相奎使君以活板模行于武林者百许部，一时竞取殆尽，遂亟渡钱塘购得其一”。黄先生说这部全史的名目已不可考。其实这部书并未完全佚失，北京图书馆藏有明魏显国撰《历代史书大全》残本二百六十五卷，恰为明活字印本，目录注全书应为五百九卷；别有另一残本，合在一起仍不全。这应该就是祁氏当年所说的《全史隐括》。绍兴先正遗书本《淡生堂藏书目》卷四“通史”类著录有《史书大全》一百八册，注为“五百十卷，魏国显辑，帝纪一百七卷，列传四百五卷”。卷数虽不合，应即此书。《千顷堂书目》“通史类”也著录此书，作五百十二卷。两书所记“魏国显”应是“魏显国”，此人善于编辑史书资料，四库存目有他的《历代相臣传》、《儒林全传》和《历代守令传》，现今都还有明刻本传世。
“来燕榭书跋”一文中提到的《道腴堂续杂著》确实十分珍罕，《道腴堂杂著》已经难得一见，《续杂著》几乎闻所未闻。《中国丛书综录》所收九种六十五卷之《道腴堂集》中仅有《杂著》一卷，而无《续杂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所收《道腴堂集》所记相同，但析为十种。二者都是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入录，据载国内仅此一部全书。但北京图书馆另藏一部《道腴堂集》，虽仅存五种三十八卷，却有《杂著》及《续杂著》各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本》(丛部)失载，以致漏去《道腴堂续杂著》。
《榆下杂说》有不少文章叙述作者访书的经历，记载了不少书林旧事和书藏的流散情况，这也是很重要的资料。古书行业参与文献的聚散过程，跟文化事业有关，然而文献中很少记载这个行业的情况。北方的古书聚散中心在北京，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是反映北京古书业概况的难得的资料。南方的古书集中在江浙两地，黄裳先生访书来往于沪、宁、苏、杭等地，目睹了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江南文献的流散和古书业的营业情况。看到文章所记大批古书上市供人选购，古书业人员与顾客之间喝茶闲话的情景，不禁令人神往。
“爱书者”和“叔<SPS=0348>先生二三事”中记载了近代著名藏书家周叔<SPS=0348>先生的事迹，对于这位热心保护我国典籍文献、关心文化事业的前辈深怀敬意。文中提到周叔<SPS=0348>先生曾慨叹“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古书不下千余种，奈何我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传播保护祖国文化反不如一私人企业”。这跟供求关系有关，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古书不愁没有买主。即使买三千多册一部的《丛书集成》也不过用去大学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而已，今天则需要两年的工资。要看古书的人进了古书店看看售价，望望然而去之；不看古书的人连门也不进。学术不值钱，书业就不会景气。正经书卖不出去，就要印粗制滥造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目前出版界的畸形状况正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反映。黄裳先生有书可“说”，而且有好书可“说”，这是当今许多爱读书者所钦羡不已的，《榆下杂说》也就成了他们过屠门而大嚼的好资粮。这本书之所以能受书迷的欢迎，也许这也是个原因。
(《榆下杂说》，黄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 4.40元)
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