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晚节末途不必去说他，只讲他舞笔弄墨的一些用品，便和乃兄大有天壤之别，钢笔和圆珠笔当然与他们无缘，后者只是一支贱值的“金不换”，而且所用信封只是把友人来信翻转废物利用，周作人则是样样讲究，特印的“煅药庐”稿纸，荣宝斋水印的信封，唐人写经格的信笺，再加上一笔不拘的真书小楷及明人小品式的尺牍，真真令人爱不忍释。原稿规定是要寄还的，信札则不好意思叫人“上缴”，我实在不忍信手弃掷，多年积聚，总有二百多通。当然，连同所赠的几帧立轴，也均已成为昆明劫灰。但于他身后，却尚有可以补偿的机会，可惜也并没有成功。
周作人要了那么多的原稿回去，其目的是想积聚装订成册，和他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日记，作为传世的瑰宝。这想法是从他的乡前辈李慈铭那里学来的。李莼客的《越缦堂日记》的确是人间的瑰宝了，他们昆仲俩的日记毕竟不能和越缦先生媲美，因为他俩排日所记，不过是一篇流水帐，和《越缦堂日记》确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乃兄被影印出来的《日记》也只是《记》以人传和保存一些研究这位文学伟人的资料罢了。周作人这种想法，真是痴绝，与武康山下鬼哭，并无两致。
那些手稿和日记，他虽着意保存，一下子便逢着两次大劫：第一劫幸而给他逃过难关，那便是抗战胜利后周作人给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是“主刑”，还有“从刑”，即是“所有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用外，一律没收”。那末这些手稿和日记，也应当在没收之列；可是国民党法院并不对那些东西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只有黄金美钞才是财产，因此仍给他深锁在八道湾的苦雨斋中，逃过此一劫。
谁知周作人身后的一劫，却是在劫难逃，尤其像他这种人，比“四旧”更大可招人讨伐，焚毁弃散，自是意中之事了。就这样，那些东西便散落在人间。到了天日重光之时，我还有幸见到那些散帙。
那是八十年代初，夏征农先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有人给他送来一部手稿，题曰《秋灯琐记》，作者署名“周作人”，要求社科院给他出版。夏先生当然首先要知晓此稿的真伪，因为手稿的第一页提起我的名字，便命我予以鉴定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差使并不困难，一眼便知道是周作人的亲笔，文字和所用稿纸都和他过去所有的笔调及格式相同，并无疑问。奇怪的是此稿编得杂乱无章，内容只有日记和杂记两种，倒是按年编列的，起一九三六年终一九四五年九月，日记中缺漏很多，显见并非完帧；稿的前后也无序跋，而且《秋灯琐记》的书名也非周作人的手笔。我不相信这手稿是周作人亲手所编，因此写信给周丰一先生，询问乃翁有否这样一部手稿，复信当然也是否定的。
我据此回复了夏征农先生，说那些手稿不过是有人从地摊或抄家物资中搞来，随便题上一个书名，不过文章及字迹则确实不是<SPS=0939>品。至于处理意见，则在八十年代初，周作人的著作还是一个禁区，恐怕哪一家出版社都不会接受出版，还是放在社科院资料室以俟将来为宜。
一瞬五六年过去，研究周作人和出版他的著作多了起来，有一家省级出版社委托一位上海代理人向我约稿。有近三十年不曾写稿的我，情不可却，于是以《周作人与<秋灯琐记>》为题，破戒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文字。此稿交去至今又过去五六年，不知怎的这家出版社老是印不出来。问它索还原稿，总说即将出版，那也只好听它。所以在这里只是浓缩一下它的内容的重要部分：所谓《秋灯琐记》的最后内容，是周作人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底的日记。大家知道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而九月底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逮捕附敌人员之时，这一个多月周作人在北平行动还是自由的，但像他这种身分当然心里很明白，作“待罪之身”是一定的了。那么他这一排日所写的日记，确是较过去流水帐式的日记有价值得多。所以《秋灯琐记》其他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唯有这些日子的日记的内容却至今尚未全忘。
周作人究竟不失为周作人，他不慌也不乱，这四五十天几乎每天是跑琉璃厂的旧书肆和古董铺，买些古董书画回来，则必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这是一反他写日记的常规，从前他只是极简单记一笔，说买某书一本，泉若干已毕，而这些日记却详记其内容，可见得他颇好整以暇，不以物外击其心。其实他也只是学东晋的谢安，<SPS=0940>情镇物，至于在家里曾否折过屐齿，则非外人所能知了。
他所买的古董书画是哪一类的呢，使人饶有兴趣的竟都是一些有关“性”的书和画。蔼理斯和弗洛伊德两位大师的学说之传入中土，周作人也预有其劳，且也是他的一贯爱好，固然不足为奇，但在这种时候，竟然还乐此不疲，实在令人惊讶他的镇定。
八十年代初期，先进的复印技术在中国还属罕见，我不但无法予以复印，连抄录下来都不曾想到。事隔十多年，只凭模糊的记忆，其中他花了大量笔墨的是从琉璃厂买回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老百姓对女性强暴犯罪是《刑法》上列有专条的行为，对帝皇便称为“强幸”。帝皇真是好气派，“强幸”还要由多名宫女手执小周后的四肢和捧头，而这位“烛影斧声”的主角则纱袍<SPS=1591>帽，强而幸之。周作人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人物姿态和宫殿背景，写得津津有味，而且还旁及另一位词人皇帝的词及小周后唾其面而后饮牵机药的“一旦归为臣虏”的故事，好像把随时可以发生的比李后主更不堪的大事丢在九霄云外了。
其实像以此为题的图画，传世的不知有多少，周作人所购到的，未必名家作品，或许竟是杨柳青画铺“传媳不传女”的所作也未可知，且那种画作者例不署名，所以周作人也无法在日记里说明作者是谁。
夏征农先生现年开百秩，健康逾恒，但他早已卸去社科院职务，不知这部《秋灯琐记》他那时作何处理。若能找出来给大家见面，倒是研究周作人的最好资料。若是那时我的处理意见是把它放在我的单位，则现在当然可以听凭处理，不至于无迹可寻，所以这也是一种失落感。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