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不曾见着 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并乞代候 揆初先生，并代谢 嫂夫人盛馔。弟胡适敬上 卅七、十、卅夜
顾老一边指给我看，一边笑着对我说：“你看这‘盛馔’二字，将来看书研究历史的人，还不知说我用什么高级菜招待他呢！他那天突然到我新闸路家中来，当时正是金元券飞涨的时候，小菜极难买，一时也来不及买。他老先生突然来了，又没有吃饭，家里只有青菜、鸡蛋，便炒了点青菜，鸡蛋，吃了个简单的便饭……看了这‘盛馔’二字，想想真是可笑，也不胜感慨、抱歉……”
当时我听着也不由地笑了。捧着那本《胡适手稿》第三集，心想多看看，但顾老写文章要用，我又不好带回家去看，匆匆一翻，也看不了多少，连书中收了顾、胡之间几封信也没有弄清，便放下书与顾老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走了。这次有幸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来台北访问，在胡先生纪念馆中，得以静静地重读此书，一边情不自禁地想着几年前的旧事，一面又感到这也是十分幸运的文字缘。
《胡适手稿》是在胡先生去世后，于一九六六年影印出版的。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后期对《水经注》的研究花了很大功夫，因而这十大本手稿，其中有六集是关于《水经注》研究的。研究的焦点，是世传戴震校《水经注》，全是偷赵一清的，而赵一清、戴震又都是偷全祖望的。胡先生对此开始相信，在《手稿》第一集第一篇写给魏建功的信中说：
昨天莘田说，心史先生有一长文给季刊，亦是证实戴东原偷赵东潜《水经注》一案。莘田说你颇有点怀疑，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古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之人，其治学精神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滥用其聪明，取巧而讳其所自出，以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东原之于《水经注》，当时也许只是抄袭赵书，躲懒取巧，赶完一件官中工作而已。初不料皇帝大赏识此书，题词以光宠之，又不料他死后段玉裁等力辩赵书袭戴，乃更加重东原作伪之罪……
这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写的，信中所说“莘田”是罗常培先生，心史是孟森先生。当时胡先生是完全相信戴东原抄袭赵书的。而后来胡先生发现了疑点，开始注意此说，找书参看，资料越多，疑点越多，研究兴趣越浓，找出大批证据，进行大量考证，证明了此说的不可信，努力澄清戴偷赵，赵、戴皆偷全的疑点。进而证实全祖望校《水经注》往往假托先世，是“英雄欺人”、“不老实”。《胡适手稿》是根据五千多页原件影印的，其中关于《水经注》的抄件、批注、片段文字、来往信件，占了十分之六，胡、顾二人书信均收在第三集，前引原文是胡先生写给顾老的第一封信。另有数信。在这组函件前，附有胡先生手写编目如下：
胡适给顾起潜的信
卅七(一九四八)十、卅夜
又(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顾起潜鉴胡适之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十三
胡适给顾起潜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廿八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一、廿九夜
顾起潜鉴书
卅七(一九四八)，十二、六夜
这些信都是商榷详细考校《水经注》文字的。当时顾老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在浙江兴业银行及叶揆初、张元济等老辈学人支持下办的私人图书馆，馆中藏有全祖望重校《水经注》残抄本，黄友录本、陈劢录本三部，胡先生找顾老借阅此书，并托影印其中一叶，所以前引信中开头就写着：
起潜先生：谢谢 你几天的厚待，谢谢你种种帮忙！承 你影印谢山重校本卷二首叶，已收到了，谢谢。此叶谢山手迹即薛刻本卷二‘河水又南入葱岭山’之下的话……
信的开头，只两行字就写了三个“谢谢”，神情如见，可以想见老辈学人的情谊真切，也可想见胡先生学术研究之乐。此信共写了三张经常使用的先生自己特印的二百字直行稿纸，主要内容是校订此页谢山手迹的话，提到薛刻本、张氏约园本，信中还提到顾老问及的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事等等。信中说起此事时写道：
日内当代为一问，连日为教员罢教事累我奔忙，故尚未能去访问，傅晋生兄。
这几句跳出学术之外，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当时胡先生是北大校长，北平解放前夕，学运斗争剧烈，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一日数涨，教员罢教，胡先生在上海看完书后，去南京为罢教事向当时教育部及其它各方，谋求解决办法，多要些钱，救急解决北大教职员的临时生活、过冬煤、米等等。读了这两句，令经过的人立时想起当时的苦难年代。因之顾老托向中央研究院傅晋生先生访求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的事，一时无暇顾及，但信中还特别说明情况，表示歉意。这信是从南京寄到上海的。信的结尾说“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森玉即徐森玉先生，代致候并加“千万”二字，可见多么珍重，至沪时间多么匆忙。
信原件边上又批注云：“重校本跋，稍迟当写寄。”这是顾老请胡先生给三部书写跋，因此所作十月卅一日的第二函中，一开始就写道：
今天开始写合众馆三本跋，有一点须请教。我的笔记说：陈劢咏桥录本有下列缺卷……我写此跋，深悔当时不曾多费一日时光，细细比勘此陈录本与黄友本。我想请 兄试为我校钞卷十一……
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匆匆草此，竟是长函，一切费 神，至感！胡适敬上 卅七、十、卅一夜”。此信是前函后一天写的，写了五页，后面又附了两页“附白”，全信七页二百字稿纸，共千四百字，全是逐条逐字考订文字，不便多引。正文页上有几处尚有小注，如第三页文中“今日偶见薛刻本全校卷十一的叶一上的须水条”句上便有眉批云：“湛水叶须水请特别注意陈、黄二本有无作‘<SPS=2253>水’？约园本作‘<SPS=2253>水’，张氏约园本尚不止此四条称‘重校本’……共六条之多！”至此不必多举这种有关《水经注》的纯学术商榷批注的例子，只引上面一两点，就可看到其治学多么勤，多么细，多么认真谨严了。
胡先生的信都是钢笔写的，顾老的回信则是毛笔小楷，开头较工整，第三页后作行书，信很长，每页十三行，行二十字，共十一页。有的单行大字下，再加双行小注，全信约三千字。开头云：
适之先生：两奉手教，敬悉种切。命查各节，条复如下……
将胡先生函中托查各条，逐一回答。此函结尾处写道：“谢山《鲒奇亭集稿》，已选照一叶，俟印出，即寄上。”当时没有复印设备，要复制原件，只能拍照片，或者影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收胡先生给顾老信件都是寄给顾老的，所印三份原件如何又回到胡先生手中，编在手稿里印出来，这事我说不清，也未问过顾老，自然这种事现在不成问题，写好信未发之前，马上留个复印件，印书制版和原件一样，太方便了。可惜当时尚无此设备。因而这时期内二人通讯并未全收在此书内，如胡致顾最后一信开头道：
起潜兄(注)：昨寄一‘喜信’，报告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已在西安发现了卅五卷，此信想已达览了，我近年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如此一事，即可见我的宣传确有用处，今日审视我开始写的答你十一月十三夜的回信，已发现了不少错误，故决计重写过。承影写黄友本，‘湛水’、‘沁水’二篇，又‘<SPS=0648>水’一叶，多谢多谢。先说‘黄友’……”
这封信更长，二百字稿纸写小字，每页成了二百八十字，先写了十一页，已是三千来字，时间是“十一、甘八夜半”，后面又加二附页，时间是“十一、甘九夜”，即隔了一天，又作了五六百字的补充。可谓洋洋大观了。而开始所说的“喜信”，报告《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信，却未收入此书中，未免遗憾。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前二函均称先生，此函已称兄，据五十年代中期知堂老人函告：北大传统，较客气称先生，友谊较深无须客气均称兄。称谓之间，亦可见传统风尚。
最后一封，是顾老写给胡先生的。时间是“卅七、十二、六夜十二时”，除说收到胡先生甘八、甘九两信，重抄“陈劢本”七则，已寄上外，还特别关心沈文起《水经注疏证》，信中问是否已寄到，希望用晒图蓝纸晒印一份，这是当时最方便的复制方法。信的后面说：
近闻沪藏书家有《水经注》批校本两种，一洪亮吉、孙星衍校，顾千里跋、陈澄中藏。一武进丁绍基批校，历时十五年之久，范行准藏。俟吾设法观到后，再行奉闻。
自先生提倡《水经》之学以来，中外人士学与不学者，皆知是书可谓伟矣。龙得参与检校之役，殊以为幸。<SPS=0034>扰之中，邮筒不绝，尤堪纪念。
揆初、菊生、拔可、森玉诸丈，皆镇静安好，属笔道念。
胡先生和顾老为《水经注》研究考校、邮筒不断的时候，也正是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战火纷飞、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时期，而二位却为《水经注》研究如此认真、勤奋，这正是胡先生十二月甘八日信的结尾所说：“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这种“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心态，一般世人是难以理解的，当事者在夜深人静，沉溺于自己乐此不疲的学术研究境界中，忘去一切，一口气写完三千字的考订长信之后，忽然醒来，想到外面世界，以世人眼光，再看自己，感到“可笑”，其矛盾心态，主客观的无可奈何之感，跃然纸上矣。顾老回信，针对此点，并告知叶景葵、张元济、李拔可、徐森玉诸位前辈学人处此动荡中的情况及挂念之情。读到此间，似乎一下子使人回到四十五年前了。自然，当时的老先生们是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事情的发展变化的。但他们都曾执着地把为中国文化的研讨、延续和发展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这点是共同的。作个假如的幻想，如果是个统一安定的大环境，他们不是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吗？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数十年岁月，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胡先生已成为历史人物，关于《水经注》研究始终未写成专书，只留下六大本有关研究资料的手稿，供后人阅览。不知现在还有几人会以那样的欢乐精神去作“故纸堆生活”？
癸酉重阳后三日完稿于京东定福庄客舍高树黄叶秋窗下
邓云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