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老实话，一些评论家的概括，对于创作家来说，其实是倒胃口的。当我迈动左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左派，当我迈动右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右派，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臀派，当我梳头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发派……罪过罪过。我的打击面也许太宽了……笑声和掌声淹没了我的话。放肆了！我的这种对于评论家的不敬的戏谑之词，是指的那种以几个通用概念直线地现成地判断一切作家与作品的所谓评论家。这里边可不包括本文要说的郜元宝和许多严肃的批评家。
……一九八八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翻到了郜元宝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两篇文章。我立即被他的文章所吸引。
我觉得那是与作家也是与读者的在深层次上的对话。他有情理丰茂的文学—艺术的语言，那是作家的语言，也是思想家的语言。不像有的评论文字，通篇充满文件的语言，社论的语言，大字报的语言，汇报的语言，批示的语言，乃至于专案组的语言，就是没有作家的语言，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这样的评论家讨论问题，实在只能说明自身的愚蠢与难以救药。
而郜元宝是在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透过字里行间，描写叙述，他体察着你的热情，你的苦恼，你的诚实和你的含蓄。他特别能抓住你的自相矛盾，你的自我折磨，你的欲说还休，你的满不在乎的潇洒中的内心深处的伤痛。他知道你的成功，更知道你为这成功而付出的代价。他知道你的失败，更知道你的失败背后的酸甜苦辣。
他是在用他自己的心——既不会与作家的心悖谬也不会与作家的心重合——与作家的心对话，更用自己的心冲向扑向作家的心。如果是一个旁观者，对于这种心灵的冲撞，他会感到兴奋；他甚至于也会觉得紧张，如果不是恐怖的话。
而另一些自以为才高八斗的吹胀了的评论家，不看完作品就敢捧杀棒杀；读几行就可以写几页，只读过你的作品的十分之一就敢对整个作家下结论。他们看见头屑就戴帽；看见剪落的脚趾甲屑就套皮鞋；听见笑声就责备你的匪恭匪谨；闻到屁味就给你塞痢特灵。他们像是宠坏了的孩子，天真而又骄傲地随时宣布他们已经证实了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航行了全部海洋；世界已经被他们征服而真理才刚被他们首先发现。他们那么急于填平他们只尝了几杯水的江海，那么急于把非己的一切送入垃圾堆至少是博物馆。他们还动辄自我做古，宣布文学史应该也只能从他们哥儿几个开始，整天吹什么中国无文学，中国只有两个半小说家，中国文人都是娼妓；或者另一种极端，说是由于他们没有中举掌印，邪恶瘟疫泛滥了多少年，所以多少年来只有类黑线专政，只有一片黑暗之类的痛心疾首的昏话大话。
郜元宝也试图做一些概括，这些概括也或有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意味，更有他自己的借酒浇愁、借题发挥、直到李代桃僵的操作。但是他毕竟在深思熟虑，他力透纸背，他穷追不舍，他独出心裁，他深深切入；他的概括即使使你无法首肯，也还是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使你激动，使你震惊，使你深思，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快乐或者痛苦，使你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使你长叹一声：“好你个郜元宝！”。
就是说他的评论是一种自己的发现；是思想的挑战，至少是思想的真材实料；是一种灵感的由头，是天光暴露、豁然开朗的先兆；是一种话语的柄把，是大好文章的开篇；是投到湖心的一块激起波浪和涟漪的石头，是一束能点燃起熊熊火焰的火把，是一颗多少打进了你的身体(虽然很可能打偏了)的子弹。
至于不足，我觉得这位青年评论家的评论仍略嫌贪大求深有余而精琢细磨不足，思想发挥有余而艺术把玩不足，认真严肃有余而通达趣味不足。对于文章的细微处，对于艺术的细微处，对于形式的细微处，对于文学的趣味与游戏处，他下的工夫与心领神会还是太少太少了。小处着手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梳细剔微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潇洒神游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对于文学的和光同尘的世俗性的认知还是少了。在“博士”全球的同时继承中国文论的传统也不足。
当然这种遗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时文的传统、习惯与风气使然。
他还没有“红”。我祝愿他再多寂寞个相当的时间。免得红得发了烧，匆匆忙忙得胡说八道起来。
(本文是为郜元宝著《拯救大地——世纪末文学和生存的可能性》所写，该书为陈思和、王晓明共同策划的“上海新批评文丛”的一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