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圣人与士的性格的形成时，首先要明确作为士人精神追求和现实规定的“为圣之道”与“为士之道”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两种“道”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为圣之道”即“为士之道”，“为士之道”是通往“为圣之道”的必要路径，“为圣之道”是“为士之道”的终极目标。对二者关系的这种认识，根源于作者对《大学》中有关士的生存世界的划分。在作者看来，《大学》将士的生存世界划分为三个不同的世界，即自我修养、家庭人伦、国家仕途，在不同的世界中，士的人格的所追求的目标彼此相联，又显示出了差别。把握这三个世界，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统士人复杂的人格现象和人生选择，特别是关于仕与隐的关系。仕与隐的紧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是由“士”的素质和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弘道”、“以道易天下”是其终极关心的问题。然而，在传统政体下，“以道易天下”并不是完全由行为主体加以控制的行为，它不但取决于士人阶层本身的素质，而且取决于各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条件。因此，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里，到底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十分需要仕隐、进退的智慧。对此，《韩诗外传》卷五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即是说，如果通晓仕隐、进退的人生智慧，也可以称为“圣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仕与隐是中国传统士人在传统政体下的人生选择和所获得的政治智慧。
至于学问修德与圣人的关系，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分析。实际这二者所关涉到的，就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具体分别。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古人追求从“人”到“圣人”的飞跃，并没有采取宗教信仰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以“学”为途径的理性方法，这与整个传统文化中的“重学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学为圣人”便成了中国古人所设计的一种最为伟大的理想，它超越了个人甚至群体和阶层的范围，具有全民性，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不过，理想虽然远大，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样一些矛盾：一、“学为圣人”的理想，属于高度综合性的活动，包括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可以说包罗万象。而且这不是一日一时之功所能奏效，而是一种永恒不止的追求。然而由于个人的努力往往是难以实现这样的终极理想的，因此退而求其次，设计一些层次较低的理想目标便成为现实的考虑。二、原始儒学所设计的“三纲领”“八条目”，为文人学士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内和外、修身与平天下的难题。由于对“学为圣人”的理想目标存在不同的理解，还由于每个人实际上可能拥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和行为动机，因此历史呈现出来的并非单色调的对圣人境界的追求，而是一幅更为复杂的色彩斑斓的图画。三、在俗世中生存的人并不能时时刻刻只是为了终极理想而活着，名声利禄都是实际的存在，它们又和崇高的道德构成矛盾。因此，作为上述矛盾的具体表述，“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区别以及由而形成的紧张、焦虑便成为文人学士争辨不休的话题。除此以外，在对“学”的涵义理解上的“正统”与“异端”，“学”的功夫上的“道问学”与“尊德体”的分别以及在“学为圣人”的崇高理想之下调合这些分别的努力，也同样纠缠着传统士人的心灵。这样，尽管学向本来是应该具有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这两大功能，然而，由于把圣人视为一切学问所追求的至上目标，那么，道德修养方面的功能便被不断强化，而纯粹意义上的知识获得、知识积累功能却被逐渐弱化，最终慢慢萎缩。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专门学科没有严格的分别就可以从这里寻找到问题的症结。
本书《序言》的作者三浦国雄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国文化整体的高度来眺望……，是否允许这么说：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是作为抽象的哲理加以表现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跃动着不断地使形而上学具体化、人格化的力量。换言之，在那里，‘被思惟的思想’和‘活着的思想’宛如搓紧的绳子，相互缠绕在一起。‘圣人’论正是捕捉上述两条思想之流的适当视点。”那么，我们可以说本书的意义与价值就由此而得以彰显。
(《中国圣人论》，王文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版，15元)
品书录
段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