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有把握地谈论的仍是现代性现象。这是一种普世性的转置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力量。在现代性现象中，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的处身位置正在于自己已然不知自身的位置。
何谓现代性现象之本质？对此现象有敏锐感受性和把握力的西美尔(Georg Simmel，一八五八——一九一八)的回答调校了问题的提法：现代性现象之本质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这个东西。哈桑(InabHassan)用来描述和界说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主要本质倾向的述词——“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早已被西美尔占用并贴在了“现代性”的身体上。
取消本质，若是现代性现象的标志之一，恰恰显明的是，现象本身成为了本质。把握现代性现象的形态结构，成为现代性现象知识学赖以成形的基本课题。从形态面观之，现代性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
区分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结果位置显得重要而且迫切：在现有的关于现代性现象的知识学文献中，现代主义少有例外地被用于描述那些主要发生在“精英”层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圈内的话语事件——为此，人们习惯于例举从尼采到福柯，从萨德(Marquisde Sade)到昆德拉以及自梵高、勖伯格以降……问题正在于，现代性事件并非主要是、更非仅仅是一场文人—学者—艺人们的言变事件。在现代性事件的总体现象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不断扩张的群众文化的造反运动，是社会现实中个体生活的行为和感受方式的质态和形态变化，是群体伦理的内在结构的变换，是作为制度的文化形态的发生性重构。
现代学作为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要扭转知识学界对现代主义的过多倾注(文人的自恋性自语)，一旦现代学履行从知识学上审视现代主义话语的职能，这种扭转就已然达成。
因此，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关于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就显得必要。C.Newmann注意到，后现代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话语的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事实上，这种话语通胀现象百年来从未间歇，它属于现代性现象，而非后现代主义的特质。现代主义话语作为对现代性冲动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表述，仍是一种知识类型——无论其为单纯知识性的，还是叙事性的。这类话语呈现为名目繁多的“主义”式话语，燥动着难以遏制的现代性知识－感受的欲念冲动、或标高新异、或愤世媚俗、或大开社会病药方。与这种类型的现代性话语相区别(如果因与之有瓜葛而不是截然对立)，现代学作为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虽然也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但它要求首先抑制现代主义式的感受性表达和现代性的欲望冲动，寻求建立一种有知识学逻辑距离的话语体制。如果现代主义话语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现代学则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如此“关于”的知识学距离才能把现代主义话语置于现代学的审视效力之内。
我将西美尔、韦伯、特洛尔奇(Erust Troeltsch，一八六五——一九二三)和舍勒(Max Sche1er，一八七四——一九二八)看作现代学的奠基人。尽管他们并没有采用现代学这一术词，但现代性现象(Moderne)已作为一种学问的主题词着重性地出现在他们的知识学言述中。他们不仅相当充分地确立和展开了现代性现象这一学问对象，而且试图设立关于这一现象的学问逻辑和知识学上的结构性题域。因此，把现代性现象与知识学如以联结(Modern－logy)不仅合法，而且已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学上的材料(杜尔凯姆、本雅明、霍克海默、洛维什、艾利亚斯、列斐弗尔、艾森斯塔特、姚斯、布罗岱尔、贝尔、布鲁门伯格、卢曼、贝克、哈贝马斯等在学问的技术性层面和课题拓展方面积累了现代学的文献索引)。
韦伯对现代学之确立的贡献，不仅在于众所周知的他对现代性社会制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精神之起源这一现代学子课题的出色研究(当然，还不能忘记松巴特和特洛尔奇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力图设立现代学之学问逻辑的学问论；西美尔，这位被确认为“第一位现代性社会学家”的现代学学者，首先向现代性题域的纵深突入，致力把握现代性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质态和形态以及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他对“钱”的文化社会学分析、对都市人的处身位置和新的社会分层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现象(审美主义)的社会学分析，相当周到地确定了现代学诸课题的位置和命题：特洛尔奇，一位博学(取得过神学、哲学、法学博士)的现代学大师，致力于描述古代社会思想的内在性质，为界定古代性与现代性在形态和质态上的差异奠定了知识学的基础，并通过对历史理念和历史思想话语的社会哲学的分析，给出了审理现代主义话语的一个范例；舍勒，一位天才魅力型(韦伯曾用七个不同的“某某学家”描述过他)的学者，则致力分析现代性精神气质的质态“怨恨”及其形态分布，并基于松巴特的“市民”概念拓展出作为类型的“现代人”题域，基于狄尔泰的世界观类型学说拓展出古代—现代文化理念类型题域，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对现代主义话语的批判。
现代学不是一门新的学科，而是一门新的学问形态。现代学从现代性现象的三结构要素获得属己的知识学课题。就审理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化理论)而言，现代学的知识学建构依托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的材料和法则：就审理知识—感受理念的变调(现代主义批判)而言，依托于哲学、语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材料和法则；就审理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转型(现代性问题)而言，则依托于哲学、社会学、神学(宗教学)、心理学的材料和法则。因此，不奇怪的是，人们已很难以“哲学家”或“社会学”或“神学家”来称谓前述四位学问家；奇怪的倒是：某些“后现代”论者现在还惊诧于难以界定福柯的学者类型。
现代学的生成史形于力图与现代主义话语划清界限的努力。作为现代性冲动来表达的现代主义话语——无论其质态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或混然然的言述，经常以某种知识学的形态出现：‘知识学成了现代主义表达冲动的工具，其质态是学问的审美化；构想多于观察、诗意铺陈多于描述性分析、解放主张多于症候分析、新异的知识话语的建(或解)构多于对现存知识文本的审理。从巴霍芬、尼采、斯宾格勒、容格到海德格、巴歇拉、施特劳斯、德里达，堪称声势浩然的审美化学术思潮。当年韦伯教授与斯宾格勒先生那场面对面的辩论，是两种截然异质的学问形态的交锋。加达默与德里达、哈贝马斯与李奥塔的对抗还带有那场交锋的火药味。
问题的极端问题性在于：由于现代学与现代性问题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现代学是否确能企达韦伯在学问论中提出的知识学之合理化尺度，有效地抑制社会解放的形而上学冲动？哈贝马斯为什么重提这类问题？在马克思的学问中出现的社会知识学之分析力度与宗教性社会解救冲动之强度的融合，是要继续予以拒绝，还是加以调校后再度推进？
即便在现代学创始人那里，情形也相当复杂；西美尔的个体心态在多大程度上可与他呈示分析的现代性心态划分泾渭？特洛尔奇最终退守绝对的个体性；舍勒只是在他转向知识社会学的晚期才基本遏制住宗教性形而上学批判，并敏锐地看到隐藏在韦伯的合理化学问论中的非理性成份(“魅力”理念及世界观与知识学之间的关联)。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学至少在知识学的形态质素上坚决抵制审美化的学问，由此与现代主义话语划清了界限。
现代学自身中隐含的两难困境表明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根本就不是一个构想，而是一个问题——的开放性和艰难性。对此，现代学创始人从未放心：韦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西美尔——个体原则与社会关联、生活质态与生活量化的矛盾，特洛尔奇——伦理多元性、历史相对性与文化价值系统的统一性的矛盾，舍勒——本能冲动与逻各斯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如果今天还能谈论“根本性”的事情)，现代性关涉个体和群体的安身——立命问题。在现代性中，身体的置身之基如果没有被抽掉，至少也被置换了。某些后现代论者到今天才感到惊讶，为甚么是身体和爱欲而非纯粹理性成了哲学、社会学关注的中心，就显得过于反应迟钝。舍勒在本世纪初已多少有点耸人听闻地宣称：现代性——一言蔽之曰：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巴黎最后的探戈”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以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人们的情欲高潮，不过是一个被他不幸言中的现象而已。仅此一例，便已表明，欲深入现代性问题，还得先了解一下现代学之经典学者们想、看、说了些什么。
中国，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而言，百年来已在现代化中扭行，而现代主义话语，自严、康、梁以降，从未止言，作为问题的现代性亦在汉语域中出场。无论从哪一课题位置上讲，现代学都不是汉语学术的异姓学问。从这门学问的知识学立场看，则“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之类的言论，或“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一类的高瞻远瞩，都带有过于审美化的浓艳娇媚。
一九九三年八月巴塞尔中街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