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推举我做次“蒋斡”，因为六位子女都是我看他们出生成长的，或许“老叔”的面子可能谈得下来。我受命之后，设计了一套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便是手稿由出版社影印出版，手稿则可归赠老舍纪念馆收藏。我自以为是极完美的方案，因为总不能把手稿一分为六，各人收藏若干页呀！可是我这“老叔”毕竟做了一次“蒋斡”，完全有辱使命。我当然不至被拒之门外，但他们斩钉断铁，决不肯拿出来，并且告诉我他们所持的理由，其中的曲折，则恕我不能也不便奉告了。
其二，也是和周作人有关的事，一九三四年春《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并刊，第一期即刊出“京兆布衣知堂老人”五十诞辰整版照片，并有《五十自寿诗》七律两章手迹，这便是脍炙人口的“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的下平声六麻“裟”字韵“打油诗”。话说“打油”，实在涵义深刻，一九三四年去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代不过十五年，而那时冲锋陷阵的新文化主将，却已“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了。所以当时大家对这两诗反应强烈，多人提笔依原韵奉和，和诗的人又都是五四时代的健将，率先成诗的是五四的元老蔡孑民先生，据我所记忆的还有沈尹默、老舍、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等，是不是还有胡适，则记不清了。上述的几位和诗的手迹，都在《人间世》陆续发表，还有许多则在截止之列，不过我是全都见到的。
且不说周作人的思想行动以此两诗为分水岭，只说那些手稿的下落。《人间世》的主编是林语堂，那些和诗的作者和他是同一代人，所以林语堂并不珍视那些手稿，而该刊的两位编辑却是下一代人，自然不肯轻易丢弃，于是把它们一分为二，精裱为手卷而各执其一。其中之一的编辑解放后去香港，此卷想必在行箧中。他于八十年代中捐馆于香港浸礼会大学教授任上，当时消息尚很阻滞，此手卷落入谁手不得而详。
另一卷也是包括原唱的手卷是在收藏老舍《骆驼样子》手稿同一人手中，可巧不曾遭“抄家”之厄，因为给他儿子隐藏在郊县一个朋友家里，倒是安然无恙。我对此也动过它的脑筋，建议把它捐献给国家，理由是和上述一样，总不能把已割裂为两半的一半再割裂为六七份，你拿蔡元培，我取刘半农，岂不太可惜了？便是放在家里，“深锁琅环饱蠹鱼”，也不是办法。可惜年轻的人总有他们的打算，并不为我这“老叔”的话所动。现在由国家领导人指示筹建新文学馆，不知他们是否能改变初衷，把那些珍贵的新文学珍贵文物捐献出来？既可为新建的新文学馆作永久贮藏，也可使我免去又一次的失落感。
最后还要谈一件珍贵的手稿在我的手中的失落。王遽常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诗人，为唐文治的入室弟子，无锡国学专修馆第一届毕业生和教务长。他的书法以章草扬名，国内堪称第一，东瀛人士尤为倾倒，可说是版碑照四裔。诗文更是师传有自，而且以“爱国”两字为前提，不屑屑于吟风弄月之作。顾炎武是他所崇敬的人物，他为顾诗作《顾亭林诗集汇注》，亭林诗传世不过四百多首，而他所作的注却多达百万言，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方告杀青。书于一九八三年出版，成为整理中华文化遗产的典范。
我有幸担任这部巨著的责任编辑，所以得有机会亲炙遽常先生。编辑此书，撇开内容不谈，光说那百万字的原稿，竟个个都是出于他的手笔。用的是十六开大小的宣纸，没有格子可爬，而他看来却行间字数匀称，宛如科举时代殿试策的白折子。王先生连秀才都不是，遑论举人，没有练习受白折子之可能。可见得书法写到炉火纯青地步，区区白折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稿上的字体，个个都是二号铅字大小的小楷，而且字体还是章草，这对当编辑而又对书法一窍不通的我，实在是困难重重，大部份章草的字，都要根据上下文才能辨识，个别无法识别的字，还得上他的门请教。
审稿完毕，即要付排，难题又来了，排字工人无法排字，那只好请一位高明的抄胥用正楷重抄一遍，方得付排。
书出版了，抄录付排的稿本按例要存档保存，而王先生手写的装订成厚厚六大册的手稿却成了无主之物，既无须退还王先生也不必上缴保管，总之便算归我这个编辑所有了。而我那时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感到保存这部手稿有些麻烦，很想赶快把它处理掉了事。首先询问资料室，请他们收藏保管，答云他们只能藏书从不收藏手稿。后来机会来了，顾炎武的故乡昆山修建亭林纪念馆落成，征求各种有关顾氏的文物陈列，我提出捐献这部手稿，可是他们只要求就手稿复印数页放在玻璃柜中展出，不需要那么巨大的手稿全部，我自然也只好照办，不能强人所难。
这样，那部手稿便躺在我的简陋的书箱中约有三四年，蠹灾鼠患自然免不了。最后，那时王先生尚健在，有一位识货的边省博物馆馆长，大致在访问王先生时知道有这样一部手稿，便由他征得王先生同意从我手里把此稿捐献出去，永久珍藏在那家博物馆中，可称物得其所，我自然如释重负，但也不无失落之感。尤其是看到今天朵云轩的拍卖和深圳市的征集，那价值百万元之钜的珍贵文物竟悄悄从我的手指中流失了。
王先生书法的名贵，其实我应该早有所知，可是我顽冥不灵，一向不当它一回事。就在《顾亭林诗集汇注》一书出版之后，王先生有意写一些墨迹送给我，作为酬庸之具，可是我只是唯唯，更未作进一步的请求，他当然也不便硬送给我。后来机会来了，位置于衡山路上的宾馆衡山饭店大修竣工，要在十多层建筑的门前悬挂四个硕大无朋的招牌，便礼请王先生法书，润笔是每字百元，一共人民币四百元，王先生却不受，饭店的主持人过意不去，便以盛宴一席由王先生作为主人宴请宾客。惭愧得很，我居然作为主宾叨扰这席盛宴。
衡山饭店旧名“毕卡第”，是那时西区最高级的建筑，十多层的高楼，最高的一层，渐缩小只有一间房间，那桌特设的盛宴便设在那一层高楼中，由总经理亲自肃客迎宾，招待隆重周到备至，一级厨师特设小厨房掌勺，四位舰装侍女分立倒酒进菜，这种气派，使我这个乡下佬大开眼界。那个时代是一九八三年，在今天万元一席不足为奇，可那时即使是四百元一席，也已是最昂贵的筵席了。
因此我追想到那时王蘧常的字是一字百元，则那部百万字的手稿应该价值多少呢？无论怎样百折千扣，这笔数字总是大得吓人吧！
以上种种，虽有些失落，但也如行云流水，偶然因拍卖、征集等新奇事物而偶有一感，决不至于如武康山下鬼哭那样痴绝的。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