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发生过分歧。后来斯大林曾据此指责“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然而这一指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多次论证过。关于这个问题全集第二十八卷的前言写道：
在《青年国际》这篇短评中，列宁批评了布哈林在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布哈林在《青年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必须“炸毁”，因为无产阶级在原则上敌视国家。这就错误地把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炸毁”国家的观点加到社会主义者身上。列宁指出，布哈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利用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第Ⅵ页)
在第四十七卷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说法。(见第Ⅷ－Ⅸ页)
应该说，前言的作者基本上如实地介绍了列宁当时的看法，尽管所谓“半无政府主义”指的并非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列宁当时确实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然而，这个认识并不正确。恩格斯早在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就已指出：“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28页)可见炸毁国家是恩格斯的用语，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此其一。其次，列宁本人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一九一七年初，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旁边批道：“注意：‘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来代替它……”(第三十一卷第190页)同年稍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直接采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提法。如果说，列宁和布哈林以前在炸毁问题上有过分歧的话，那么，到这时候可以说分歧已经消失。关于这一点，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有一个说明。这一年《法的革命》文集首次发表了他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他为该文写了一个题注，介绍他写这篇文章及其他几篇同样性质文章的经过，然后写道：
弗·伊·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上的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犯那个加之于我的错误，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不正确地对待了关于“炸毁”国家(自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问题混淆起来了。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明。无论他发表这段话的时候，还是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作报告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都还活着，布哈林是不可能信口开河的。何况当年争论所涉及的资料都白纸黑字地保存在档案库和图书馆。
如果第二十八卷的前言批布哈林的时候把“炸毁”国家说成“半无政府主义”，那么到给《国家与革命》那一卷写前言的时候，面对列宁也主张“炸毁”国家的提法，该怎么说呢？
和普通人一样，列宁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列宁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一篇前言在介绍列宁的思想时应当努力反映列宁思想的全貌，表现其发展变化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读者掌握列宁思想的全貌和真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作者全面掌握列宁的著作，不要只抓住一两篇著作孤立地做文章，尽量避免片面性。
另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前言必须给读者提供准确的知识。
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
按照这里的说法，凡是说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前提、其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论断”。然而这种说法是直接违背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的基本思想的。当时第二国际的英雄们纷纷断言：“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并没有否定这种说法，反而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依据的不是俄国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而只是打算改变一下历史发展的顺序，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列宁强调的是任何人都无权以缺乏前提为借口，反对俄国人民起来革命。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列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到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客观前提，因此在以后时口号召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搞“文化主义”，实行文化革命。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了”。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遗训。我们吃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借《论我国革命》一文去批“唯生产力论”的苦头。我们的作者在介绍列宁思想的时候应力求准确和正确，而不是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读书献疑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