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五年。
一霎眼就过了十五年。没想到《读书》能熬过十五个寒暑的风风雨雨，居然比三联书店有名的《生活周刊》还长寿，并且居然在海内外拥有一批寄与激情的作者和读者。《读书》是同“读书无禁区”共生的。这个勇敢的命题，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却又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命题，是在开拓一个新时代的真理标准问题激辩前后，针对绝灭文化的“大革命”许多倒行逆施而提出的。所有脱离具体条件进行的毁誉都是反唯物主义的：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此刻，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有幸听见制造机器人的争吵：一个愚人，一个智者，一个贤者：都是机器人的主宰。愚人说，我有罪，我不该把愚蠢的淘气程序输入机器人，惹起意想不到的麻烦；我建议把机器人拆卸，九九归真，成个正果。智者突然改变了他历来的主张，坚决反对拆卸，他说，怕什么，今后输进聪明的程序就是。愚人说他不会编聪明的淘气程序；智者说，那就编些不聪明不愚蠢不淘气的程序罢。愚人说，这太难了，临老学吹打，学不会。此时贤者说，难也确实难，拆也不好拆，不拆也不好，研究研究再说。这样，机器人存在下来了。天下从此多事了。
于是有《读书》的《两周年告读者》，还是唯物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社会主义，还是古今中外，还是没有雷区，也许挂个牌子：“现在学习，暂请勿进”，但此地真的没有布雷。
这样就过了十五年。智者走了，贤者走了，愚人后来到王屋山移山去了，实际上也走了。(你不记得罗曼罗兰引用过歌德的名言吗？“没有意义的人生等于提前死亡。”)
读书真不容易呀！《读书》也真不容易呀！
(2)五十年。
罗曼罗兰离开这个世界五十年了。他是幸福的，他看到了巴黎的解放，他从隐居的乡下回到这个曾被纳粹屈辱过的巴黎，然后在年底(一九四四)与世长辞。奇怪的是，直到最近，大洋彼岸有些人还称他为“神秘主义”作家(不幸这一说在九十年代的我国仍在传播)，这使我大惑不解——不过近来不解的事越来越多，这就不必深究了。这位曾被称为欧洲知识界的“良心”的学者和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号召人们“超越战争”而几乎被目为卖国主义者(幸亏彼时彼地没有戚本禹！没人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他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三十年代初(一九三一)他毅然“向过去告别”，更加要实现他提出的“精神独立宣言”：拯救被资本侵蚀的文化吧；然后在二次大战前夜登高一呼，号召各国知识分子，走上街头，为保卫文化，保卫文明，保卫和平，保卫人的权利，反对战争、反对侵略、反对法西斯而斗争。这样，他被认为是进步人群的杰出代表。
纳粹进占法国后，罗曼罗兰以老病之躯，避居乡下，埋头写作两部“大书”：一部是非常别致的“回忆录”；另外则企图完成他毕生从事的《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时代》。头一部其实篇幅并不大的书，新近有金铿然、骆雪涓的译本(一九八四)。后一部“大书”首两卷都早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第一卷《从“英雄”到“热情”》有陈实译本(一九四六)〔“英雄”即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热情”为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第二卷《歌德与贝多芬》有梁宗岱译本(一九四三)。可惜的是，两个中译本问世时，正是烽火连天、血流遍地的日子，怕很少人看到过。罗曼罗兰这部“大书”，恐怕他本人只看到五卷出版，我见的第六卷是一九四五年在巴黎印行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作者就没法看到了。五十年代初，前苏联出的罗曼罗兰集序言也说此书是六卷本。我却见过第七卷，一九四九年取得版权，印制的开本和格式，跟其他各卷一样。这第七卷题为《贝多芬的恋人们》，附有那封著名的贝多芬给“不朽的恋人”的信。
我上文说罗兰的回忆录非常别致，是因为一般回忆录都是凭着自己的记忆，信笔写来，常常带着感情的成分加以取舍，甚至加油添醋，往往与事实颇有出入；唯独罗兰的书，取名《回忆录与日记片断》，除了回想和沉思外，还插入了不少当时的日记原文以及当时写的书信，比纯粹的回想有更大的真实性。罗兰十分欣赏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回忆录》两卷本，也是这个格调，收了大量当时的书信，有时某一章只是一封信。莫非这也是法国文化的一种传统？
(3)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前，基佐(F.P.G.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去世。他是显赫一时的政客(请原谅我没有用比较好听的名词“政治家”)，官场失意后却当了教授(这一点比时下的政客有出息)，留给后人四卷本《法国文明史》(曾译作《法国文化史》)，而我则偏爱用“文明”一词，以别于时人目为“唱歌、跳舞、做游戏”的文化。他在这部文明史中，强调法国的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是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动因；不过他并没有始终坚持这种论点。
《法国文明史》同时下某些教授(比如美国某些教书匠)的历史著作不一样，它使读者如同听见这位老教授在讲堂上的谈笑风生，那些充满机智和智慧，富有魅力的言谈。当人们听怕了前苏联的某些教条主义者的枯燥无味的“演讲”时，看看这本讲课记录，确实感到有如春风扑面。
他说：“我觉得按一般见解，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即“社会和人类的完善”。他赶紧补充说，“先生们，文明不仅包括这两点；要使它完善，那么它们的同步性，它们内部的和迅速的联合，它们相互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他接着警告说：“一项重大的社会改良，一项巨大的物质福利上的进步，如果不伴随着智力发展和精神上的相应的进步的话，……这种社会改良就显得是不牢靠的、无法理解的、几乎是不合理的了。”说得多深刻呀，虽然有点拗口。他认为“只有社会改良除了纯粹的物质繁荣之外没有带来其他成果时，只要它没有把人的精神提高到与他的地位同样的水平时，某种次要的东西就会在它身上留有烙印。”
其实何止烙印，次要的东西不正是在那里徘徊吗？！
(4)4+2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清华大学某个小会议室里看到4十2幅肖像。四幅挂在较长的一边墙壁上，另外两幅则挂在较狭的一壁。
是四个巨人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前三个穿中式长衫，只有赵元任穿西装——也只有赵元任我见过，一起吃过饭，上下古今畅谈过。
另外两幅则是时人大都熟悉的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个中华民族魂。为了复兴中华，他们都作了绝对无私的奉献。一个面对特务的威胁全无惧色；一个面对贫病而不屑一顾美国的救济粮。“生命诚宝贵”，难道他们不懂得？但他们为了群体却视死如归。
六个真正的学者，六个中华民族的智者，六个真正的“人”，各有各的见地，各有各的贡献，各有各的遭遇，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但他们的肖像挂在一起，却活生生画出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远非平坦的道路。或者可以说，他们心中都刻画了两个字：中华。
在他们当中，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周作人说，这是因为他晚年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非这样结局不可。浦江清说，不对，他的自沉乃是超脱人生，超脱学问的大解脱。陈寅恪则认为，眼见中华文化沉沦，而被这种沉沦中的文化“化”了的人，必将随之而消亡。不论怎么说，一个大知识分子的自沉，决非他本人一己的悲剧；无宁说，这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文化的悲剧。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茨威格、法捷耶夫……是奥秘？是谜？是庄严弥撒？是恶运叩门？
在某一天，有没有可能4十2十1？——那1，是吴晗。或者他的像挂在壁的另一边，或者照现代名单学或座次学，矮半截。
(5)息辩。
据说学术问题愈辩愈明。也许是这样的吧，我不是学术界中人，不敢乱说；但我凭直觉立论，有些东西本身就很明，那又何需乎辩呢？
比如前时为一副对联辩了一通，局外人就难以理解。
对联是：“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
首先辩这副对联是否大学者陈寅恪所作。海峡两边都有人确认是他老先生的手笔。手笔一词有语病，至少语义模糊；或者说是他所作更为确切些，因为谁都知道那是为什么。双方都说，这位老学者为了述怀，作了这副对联，并把它贴在家门口，时为一九五九年春节或国庆时；好像谁都亲眼看到过似的。这且不去管它。
接着，这边说，由此可证明这位大学者如何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那边说，刚刚相反，这副对联恰好证实此老反共、反“极权政治”、反社会主义。这也罢了，时人进一步推断，这副对联是一种歇后语文体(而这正是老学人最熟悉的玩意云云)，上下联写全了应当是：
六亿人民齐跃进(地狱；或火坑)
十年国庆(只有)共(产党)欢腾
唉唉，我欲无言。辩什么，骂就骂罢。想象力太丰富也害人不浅，尤其做学问。
其实这样意思的对联，五十年代街上到处都有写好出售的，何劳学者如陈寅恪去伤脑筋？
子曰：息辩！
(6)简单化。
对于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绝对不能简单归结为“热爱”或“憎恨”或“反共”或“亲共”。从旧制度杀出来的智者，心态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视野无边宽阔，常常超出世俗的集团利益，为了信念，或者理想，或者纯真情谊，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表面上不可理解的决断。
我欣赏卢纳察尔斯基在罗曼罗兰六十寿辰时(一九二六)对“左”派说的几句名言。他说他不赞成“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对于罗曼罗兰，他说他宁愿用“谁不和资产阶级一道，谁就还有希望”这个口号更正确些。他说，“罗曼罗兰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就以正直、严肃、能深入检查自己和周围整个文化生活等原则的体现者而著称。拿破仑三世和巴黎公社覆灭之后出现的那一代人产生过一批最爱思索、几乎是苦苦思索的代表，罗曼罗兰也是其中之一。”(采用蒋路译文)
在我国，邵荃麟氏为罗曼罗兰《搏斗》中译本(陈实、秋耘译)写的《代序：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道路》。那时比较简单的正直的评论者忧心忡忡地担心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时，他却认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是在于生命的意义即是不歇息的战斗，生命的力量是从这样的战斗中强大，真理也是通过这样的战斗而取得。他说，在窒息的环境中苦斗的中国知识分子，正需要一种鼓舞的力量，而恰恰罗曼罗兰给予了这种力量，所以这部小说是有益的。这篇文章作于一九四八年，距今四十六年了。我以为这是作者最好的评论文章之一。
评论学人，简单化是容易作到的，但不能服人。
(7)二十年。
整理书物时忽然发现用大信封包着的一部书。找开一看。原来是谭介甫老先生的《屈赋新编》，上下两册，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华书局出版。来龙去脉，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书前有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写的。有老先生的《自序》文末署：
谭介甫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于武汉大学三区四十二号住宅，时年八十四岁。
两年后(一九七四)，老先生病故，距今已二十年了；直到老先生辞世后四年，此书才能问世。据闻老先生那时曾奉召晋京，我知道其时有一批学者奉召来京标点二十四史，但那是另外一码事，不过像谭老先生这样的学者，不奉召却也难得来京的。那时我还在“战天斗地”，不知其详。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作者认为是屈原自作的作品二十五篇，称“屈作之部”；下卷收作者认为非屈原作品八篇，称“非屈作之部”。读过此书的仁人智士，以为颇有创见。作者自序中有一段说，“毛主席一贯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使我亲身感受到主席对我们研究工作者的无比关怀，并寄予殷切的期望。”颇有点画龙点睛之意；可惜作者十分正直，没把屈原封为“法家”，否则书早在作者有生之年便得面世了。
由是想到，如果有人把那十年所出的书列成目录，一定颇为可观；如能将其中一些书稿面世的来龙去脉写出，则更发人深思。目录学有时也并不枯燥，反而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反映出社会思潮的变化。
(8)中毒。
看到几份报刊说，“老三论”和“新三论”又被人文科学家赏识的消息，颇感烦燥；回想起在“牛棚”时每天一醒来便集体齐声朗读“老三篇”，状似古庙中念经的情景，很是可笑。那三篇文章本来很好，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三个人也都是可敬可爱的好人，野心家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在一个“指示”中，把这三篇好文章称为“老三篇”，要人们“当作座右铭”来学，把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归结为念经，形成了每天早上那种滑稽场面。不料阴魂不散、林毒难除，前几年有人硬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这三种信息科学称为“老三论”，更妙的是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这三者硬归结为“新三论”。何必？何苦？各论有各论的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怎能归结到“老”“新”“三”？况且，研究自然界规律的科学应用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绝对不能照搬照抄，和尚念经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解毒吧！
黄昏人语
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