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神学有两个基本的言述维度，人文学的方面和教会性的方面。就教会性的言述样式而言，圣经文本是最主要的表达信仰经验的思想资源。此外，基督神学最初是由希腊、罗马的哲学、语文学的资源构成的，这就形成了基督信仰经验的人文学的言述样式。对基督信仰经验的表达，圣经文本的资源已经足以滋养，为什么还需要人文学的资源呢？
在晚期希腊和早期罗马时代——即基督神学的成形时代，知识界的状况是：各种哲学观念、伦理学说和宗教观并存，尚不存在一种与统治权力相结合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多元的知识状况。基督信仰经验若要在这种知识语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其它哲学、伦理思想对话和争辩。如果基督信仰经验的表达不采纳人文学的思想资源和言述样式，就难以在多元的知识语境中伸展。
基督教被罗马立为国家宗教后，基督神学自然也就成为官学，教会经验之外的人文学思想被统摄到神学中来。当今的一些文人学者喜欢抨击基督教及其学说在罗马帝国的霸权地位，一如我们一再抨击两汉儒生的罢拙百家、独尊儒术。一种思想形态乃至知识状况其实是与国家政治结构和状况相关的。多元的知识状况与非一统性的国家政治结构相协调，一旦国家思想要求政治结构的一统性，统一宗教和知识观念就是必然的了。欧洲近代以来日益理直气壮的对基督及其思想的唯一霸权的抨击，正与罗马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民族国家形成时，是走向实质性的联邦共和政制还是走向一统性的政制，又决定着单个民族国家的知识状况。民主不仅只是政治制度，也是文化制度的一种样式。
当今的知识状况，至少在形构上与希腊时代和先秦时代相似：多元的思想局面，任何一种思想形态与政治权力的连结，都受到限度。但与希腊、先秦时代不同的是，各种宗教和知识观念体系日益向人文学转移，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制度结构中获得信仰中立的延续和发展。在社会层面，任何宗教或价值观念成为个体和自愿团体自主选择的对象。
中国知识界状况百年来可谓天翻地覆，本世纪下半叶出现一统性诉求并得到有效实施。近十五年来，知识界状况逐渐有秩序地向多元结构转型。在新的知识状况中，基督神学的位置在哪里？读罢陈泽民教授主编的《金陵神学文选》，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问题。
欧美基督神学百余年来的基本发展方向是，神学的人文学方面日益扩展。这种扩展的社会学根源已如前述。从知识学方面来看，神学的人文学扩展表现为神学与现代人文学术各种分化的学科(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具体结合。这种结合对基督神学在现代多元知识处境中的发展，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神学的人文学方面的分化发展，既与知识界的现代状况相协调，亦是神学自身的现代伸展。否则神学将日益丧失在多元知识处境中的对话能力。
基督神学的人文学方面与教会性方面并非总是和谐与共的。整个中世纪神学都在致力于协调知识理性与信仰经验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现代神学家特洛尔奇(E.Troeltsch)、潘纳伯克(W.Pannenberg)、拉纳(K.Rahner)、默茨(J.B.Metz)、特雷西(D.Tracy)均致力于神学与现代人文一社会科学的协调。基督信仰经验是一种独特的意义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它是一种独白，但应是在知识对话中的独白，否则会削弱神学言述的社会效力。然而，基督信仰经验的独特性必须维系，否则就没有其经验效力。因此基督神学的教会性方面在现代知识状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不可取代的意义。
从现代知识状况的制度方面来看，基督神学的人文学方面是由大学建制来保障的，教会性方面则主要由神学院建制来保障。即便在欧美国家的大学中，由于传统(古老的大学多由神学院衍生、转构而成)而使神学的人文学方面与教会性方面多有内在关联，“大学神学”依然不同于神学院的神学。首要的差异有两点：1.“大学神学”坚持人文知识学的优先原则，而非圣经权威优先原则；2.信仰经验在大学中的开放性和超乎教派性，神学院则坚持教派性原则。
基督神学(注意：我说的是神学，而非宗教)在知识处境中的地盘，要由大学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学系和独立的神学院给予文化建制性的保障。其它宗教的知识学亦如此。这种文化建制所保障的社会学功能是重要的：信仰学说由此得以与政制建构保持距离，自由的学术空间与公共的政治空间相安无碍。
中国神学的现代发展的情形是：基督神学的人文学方维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在我看来，大学中的宗教学系被取消，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前，神学学科并未被排斥在中国知识界之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府中的宗教学系，支撑着神学在知识界中的学科位置，为神的人文学方维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制度性的保障。大学中的宗教学系取消之后，神学就被拘限在神学院的院墙内，神学的人文学取向因此受到抑制。迄今为止，整个汉语学术界，仅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辅仁大学尚有宗教学系；香港浸会学院有半个宗教学系，北京大学则仅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宗教学专业。宗教学的学科建设的低水平发展，不利于知识界对社会中的宗教状况的知性把握。
对中国基督神学的发展来讲，人文学方维的萎缩，将意味着基督神学自身的萎缩。由于大学建制不再给神学学种地盘，维系神学的人文学维度以及神学在人文知识界中的活力，就得由神学院来承担。《金陵神学文选》表明，金陵的中国神学家们一直在致力于神学的人文学建设，就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汉语神学教育界来看，这种努力也是少见的。
《金陵神学文选》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刊“金陵神学志”上的论文精选会萃，虽《文选》标明一九五二－一九九二，大多数论文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作品。《文选》中讨论老舍，许地山等现代作家与基督思想的关联的论文，在其它(包括港台)神学院的学刊中是少见的。张贤勇、张景龙先生的神学思想史论文以及骆振芳教授讨论约翰福音中的“道论”的论文，显示出值得称道的人文学素养。就主题探讨的深入和人文学风之严谨而言，人文学界的诸多同类论文亦有不及。
看来，金陵这片有神学学术传统的地域(《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即诞生于此)，将应成为维系神学的人文学方维的重要学术园地。我国知识界长期敌视神学学科的状况已有改观，神学学科的生存权利问题将转换为神学学科如何建设的问题。
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建设，既依赖于个体的志趣投入，亦有赖于国家和民间社团的财富投入。在现代社会中，后一个方面的因素显得非常重要。
宗教研究在我国主要由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术机构来承担：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所和极少数大学的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再就是各佛学院、神学院。由国家支持的宗教研究，在学科性质上与由宗教社团支持的宗教研究完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宗教研究，注重发展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历史学、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学乃至宗教哲学。这些学科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品质(信仰)问题。如果我国知识、学术界只有这一方维的宗教研究，会丧失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宗教行为和现象的知觉，宗教思想的表达亦会趋于萎缩。毕竟，正如佛教哲学并不就是佛学，宗教哲学也并不就是基督神学。宗教人类学与神学人类学、宗教历史学与神学或教会历史学、宗教社会学与神学社会学都不可等而视之或互相取代。要认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和信仰经验，还需要透过神学院的学术表达。神学院的学术研究，理应建立在教会性的信仰经验之上，正如佛学院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自己宗教性的信仰经验上。
我国的神学院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恢复，由于历史上的中断，恢复缓慢，宗教社团财力不支，以至神学教育和研究远远跟不上宗教的现实状况。宗教性是人和社群的本性之一，它只可形塑，不可消除，注重宗教社团自身的神学育和研究建制的建设，对社会中的宗教生活的秩序化，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性意义。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民间的宗教生活日渐恢复常态，但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出现，已引起社会学家们的关注。问题在于，社会学只能观察社会的宗教生活的结构状况，并不能对实际的宗教生活发生效力。只有神学院教育和研究能具有实际的社会效力。把宗教还给宗教是值得社会科学去论证的一个题目。
我国代表最高神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建制是新教的南京金陵神学院和天主教的上海佘山修院。这两所院校出版了一些学术书藉(未进入图书市场)。但从《金陵神学文选》来看，基督教界的学术研究尚远不及我国佛教学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原因何在，笔者未曾探究，不敢遑论。笔者从图书市场购得一套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法音》文库，很欣赏这套文库的言述品格和知识质量，连装帧设计也堪称精美。宗教界的文化建设有益于我国整体的文化建设，值得知识界鼓励。
在学术意识和日常意识中，对佛教的外来宗教感已相当的淡薄。佛教的信仰经验已融入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日常生活，个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这种信仰经验。仅就学术思想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来重要的中国思想家多与佛教思想有瓜葛(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
佛教思想的中国化首先是中国士大夫们努力的结果，通过汉语的传达佛教信理、佛教思想在汉语经验中得到伸展。基督教中国化，从社会层面讲，已不再是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宗教社会学的课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会是一种什么样式的基督教。在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否可能的显得仍是一个问题。至今有不少学者还在问这一问题。
基督教思想的中国化显得比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困难。从年轮上讲，两者是不可比较的。尽管如此，困难的根本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发展阶段(我以为，唐代为第一阶段，明代以降为第二阶段，清末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为第三阶段)与欧美资本主义的扩张相关。困难在于义理方面：佛教思想尽管有相当艰深繁复的术语，其信理仍然简洁明<SPS=1256>，直诉心性；基督教思想与此不同，其信理与犹太民族的早期生成历史和神话语言系统紧密相关。从早期基督教思想史(马吉安)迄今，不断有把基督教信理简约为新约或福音书的动议，但并未成功。欧洲人能把一个近东民族的历史看作对自己有效的救恩史的体现，有历史的文化交融上的条件。中国思想与犹太思想一样看重自身民族的历史及其中的大义(试想《公羊传》在中国思想上的作用史)，这就使得两种民族性极强的思想很难兼容。基督教在思想界和知识界仍被视为异(于中国之)教，迫使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家们迄今仍需花心力去脱“异”。《金陵神学文选》中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用在了这一问题上。丁光训主教和陈泽民教授是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的神学思想的代表。丁光训提出的“基督的宇宙性论点、陈泽民提出的“轨迹和焦点”论点，都是神学处境化的一种尝试。目前来看这些论点都是具有激发性的。因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教会界，神学的处境化或中国化课题，还没有引起充分关注和讨论。中国神学思想界迄今尚未有过像当年慧远与恒云之间那样深入的讨论。
我不能怀疑基督思想中国化的可能性，讨论可能性问题在我看来是在讨论一个假问题。随着思想年轮的濡沫，中国化的基督思想自会深化和定型，我称之为汉语基督思想：以汉语言的历史经验来承纳和言述上帝之言。问题仅在于如何具体、切实地承纳和如何具体、切实地言述。就此而言，金陵的神学家们的作品增添了时代处境中汉语基督思想的语文经验。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