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未免气纵横，何畏山高与水深。
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
言因人废前朝事，文必风行万世钦。
补缺拾遗九万字，字斟句酌十年心。
这是李锐的一首诗。他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之后，于一九七五年五月放了出来，重新安置到安徽大别山地区的磨子潭水电站。这首诗就是在磨子潭写的。这时他正在修改旧著，即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诗中“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这一联，说出了这一部著作的成因。
一九四九年，李锐在担任新湖南报社社长的时候，在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大公报》(不是先后由英敛之、张季鸾等人办的那一张《大公报》，是湖南《大公报》)上看到民国初年毛泽东在那上面发表的文章多篇。他懂得这些文献的重要性，以为有助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和活动，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初编印成《毛主席旧作辑录》一册。一番好意，没想到大受批评，印成的五十册书也责令悉数上缴。李锐想，既然不允许编印《旧作辑录》，那就利用这些材料自己来写一本书吧。这书于一九五二年写成，一九五三年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单行本。
这是李锐写毛泽东的第一本书。从这里，已经开始显露出他后来研究的一些特色了。他在“前记”中说：“这是一本史料性质的书，各篇、节内容的繁简，大体随材料多寡而定；对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自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这是个符合实际的说明，既说出了这本书的不足，也说明了它的特色：史料性。书中除了那是他首先注意到的湖南《大公报》上的旧作之外，他还利用了毛泽东的手稿《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湘江评论》以及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等等资料。可以看出，作者是力求掌握尽量多的资料，根据尽量多的材料作出自己的结论的。作者后来的著作，也无不具有这样的特色。对于五十年代的读者来说，书中披露的这许多资料，许多人是从来没有接触到，也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的。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读书界的重视。
这本书有着五十年代出版物的一般特点。作者是怀着由衷的敬爱之心来写作的，他几乎从所引用的每一件史料中间，都看出了传主高过于同时侪辈的地方。这也正和当时的读者心心相印。人们是在读一位刚刚领导一场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的传记，完全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聪明正直才智非凡的人物形象。相反，如果像作者后来的著作那样，指出传主早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若干错误的因素，倒是读者不能接受的吧。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使作者突然中断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言因人废，这本出版才两年的书也不再重印了。不过，不论是磨子潭的流放还是秦城的囚室，都给了他太多的思考的时间，使他想起对这本书的修改。在磨子潭修改的成果，于一九八○年二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长时间冷静的沉思，特别是这一段历史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许多可以深思的线索，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刻得多的认识。反映在这个修订本中，作者写出了传主的更多方面。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革命的毛泽东怎么能够佩服反革命的曾国藩呢？这样的材料在初版本中是只能回避的，可是在修订本中，就不再回避了。(见第28页)这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早年的思想状况。
李锐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毛泽东，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写出了一部可说是有开创性的著作。可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却是在一九八一年以后出现的。他在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一九八一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决议》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只有在这时候，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也才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一项研究工作中来。在这种前提下，李锐的长期积累资料就显出优势来了。比起新的研究者，他能更快更多拿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一九八一年以后，他出版的这方面的书，计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香港版改书名为《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等几种。
从这些书中，人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种努力，就是决不人云亦云，一定要尽量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例如毛泽东早年所受的思想影响，就是人们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可是并不是都弄清楚了的。例如，毛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39页)这是一则被许多研究者引用过的重要传记材料。可是，引用的人不少，似乎不见有人去弄明白这三本书的情况以及它们对毛泽东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还有引错的，例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那本颇受重视的传记《毛泽东》中，把考茨基的那一本说成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了(见红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中译本，第35页)。李锐是第一个把这几本书的情况弄清楚的研究者。他查明了，毛在这里所说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武汉利群书社一九二一年一月出版。李锐还指出，列宁在《给农村贫民》中，曾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对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锐说明了这是一本费边社会主义的作品。他还引用了恩格斯评论费边社的话，说明费边社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可见毛在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时候，所受的影响也是很驳杂的。这三本书给了毛泽东怎样的影响呢？李锐引用了毛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严复的翻译活动在清末起了启蒙的作用。像鲁迅、周作人都谈到过自己受严译影响的情形。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谈到他年轻时读过哪些译本。(见前引书第24页)李锐指出：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这里说的达尔文《物种起源》，李锐就以为其实是严译《天演论》。
有的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著作也重视了严复译著对毛的影响。但大抵是泛论，概述严复的翻译活动，概述这些译著对当代的影响，例如在严译中，《天演论》的名气最大也影响最大，于是就以为这对毛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本。却不曾从毛泽东的文献中去寻找根据，去查明在严译中究竟是哪一本更受到毛的重视。是李锐，指出了是《群学肄言》这书最使毛感到兴趣。这是黎锦熙向他推荐的一本读物。黎的日记，毛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萧子升的信中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给萧的这一封长信，几乎可以看作他读《群学肄言》的笔记。这就和随便拿出一本《天演论》来交卷的研究法大异其趣了。本来，从毛泽东本身的文献出发，这才能叫做毛泽东研究吧。
李锐是力求弄清楚研究对象的全部情况，包括一些重要的细节，目的是使自己的结论建筑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可是他决不只是一位朴学家，目的只是考证清楚一些史料方面的迷误。李锐的研究意义比这要大得多。他是把他的研究同对中国的未来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要为中国开放改革和现代化的事业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他着重研究毛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的原因。他在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年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到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他表示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开放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李锐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受到人们重视的是《庐山会议实录》和一篇八万余字的论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作者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起初被指正为会议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常委会的记录；后来被宣布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他的《实录》颇为详细地记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曲折。一些情节，例如毛在常委会上的讲话，毛同他的谈话，彭黄张周受批判作检讨的场景，不是身历其境者写不出来。可是这又不是一本一般意义的回忆录，它没有满足于记述史实，而且还写出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论思考，从这次会议的由来直到它在历史上的影响。说由来，他甚至追溯到毛早年读到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他早年的文章《学生的工作》，在那里面已经可以看出他后来关于人民公社想法的萌芽。这里正好显示出作者长时间研究毛的早年思想的功力。说后果，他指出，“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作者说，这可以算是他学习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南巡讲话的笔记。作者说，“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这篇文章，就是回顾一九五七年以后二十年间的历史。不是回顾这些史实，而是一种理论的回顾：这些事件的性质，它出现的原因和它带来的后果，而且还常常从他早期思想中探求它的根源。例如引他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来说明他的抱负；又引他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说的“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些话，来说明他的气质和作风。作者说，“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在这些地方，可说是显出了这一研究的李锐特色。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已经说明它是探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可是作者提出：“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可见作者对毛始终怀着很高的敬意和很深的感情。他是以一种惋惜的心情来探讨这些错误的。例如，这篇文章说，“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正是这样一种感情，正是因为希望今后不致重蹈覆辙，李锐才深入研究毛的晚年错误的吧。
毛泽东的事业，他的成就和错误，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李锐的研究，虽然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但显然是将他的研究对象放在国际共运这个广阔的背景之前来考察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中，谈到毛一方面接受了斯大林的影响，一方面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的情形。关于这一点，以前在一些人的研究著作中也曾有涉及，这里不多说。李锐还提到斯大林之后，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九评”是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的案。此外，李锐还提到列宁在这方面给予毛泽东的影响，以前似乎不见有人说过，他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详加论证，却是涉及到了的：“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并以此感到自得。”如果我们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应该说，李锐的这个看法，既符合国际共运史的实际，也符合毛泽东的实际的。
李锐的毛泽东研究，在国外似乎比在国内更有影响。一九七七年，美国纽约M.E.Sharpe出版公司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英译本，斯图尔特·施拉姆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其中说到，“李锐的毛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提供了最优秀的经验和思想的轮廓。……它不仅对于研究‘五四’时期及二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对于每一个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感兴趣的人，都是一部必不可少的读物。”施拉姆在自己关于毛的著作中，也大量引用此书中的意见和材料。
可是这个英译本所据的底本，是一九五七年出的初版本，远不能代表作者的成熟的研究成果。作者近年的著作，据说已有人在译成外文。
作为一位研究毛泽东的知名学者，一九八九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以及芝加哥、密歇根、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大学曾邀请他前去作学术讲演。一九九三年四月，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及墨尔本、麦科里等大学邀请，五、六月又应美国科罗拉多、明尼苏达等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或参加中国问题的研究会。国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像施拉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以及不久前去世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几次到北京来，都同他见面，交换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一条很长的注释，说到了他的经历和家世。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1.00元；《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1.54元；《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5.70元《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4.50元《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7.50元；《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6.80元。)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