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禁·解秘·解构”的浪潮中，呼风唤雨的海燕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醉心于曝光沉湎于历史盲区的海鸥们。相对于苏联解体之前就展开的文学“解禁”，近些年里的历史“解秘”，似乎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解禁”毕竟有尽头，“解秘”的同时则伴随着各色各样的“炒秘”，使旧的神话消解的同时又建构起新的神话。语言记载着历史而又创造着历史。“解秘”可使被扭曲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但也可构造出不曾存在的历史。这是一个魔圈。且看“解秘”文学的基本流程。
一九八五年四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一九八六年，作家阿·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任命》发表了，这部作品被人们看中的首先是描写了斯大林“凶恶的肖像”，揭露了“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一九八六年一月，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阿·布拉泽的影片《悔悟》在全国公映，评论家们公认这部影片对“集权专制”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控诉。同年，作家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消逝》被发掘出来，这部作品描写三十年代里苏联当局对十月革命的功臣宿将们的无情清洗。作家格拉宁在《野牛》中，作家杜金采夫在《穿白衣的人们》中，对斯大林与李森科当年在遗传学领域对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践踏开始进行清算。同年，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镇压的悲剧的长诗《根据记忆的权利》，诗人阿赫玛托娃记录当年列宁格勒镇反运动的长诗《安魂曲》也一一被发掘出来，发表于世。一九八七年，作家普里斯塔夫金的中篇小说《金色的云儿在这里过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小说叙述一九四四年少数民族车臣人被逐出祖祖辈辈定居于其中的家园。同年，作家雷巴柯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问世，这部作品也主要是以勾勒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的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与当时苏联的时代气氛而吸引了广大读者。这部小说的发表，把“解秘文学”推向高潮。也是在一九八七年，“解秘”的锋芒向苏联的历史深处推进。曾被认为是影射伏龙芝被迫害而死的中篇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终获开禁，皮尼亚克的这部作品在一九二六年曾被斯大林下令禁止发表。可以说，一九八七年是“解秘文学”全面开花的年度。
时至一九八八年，作家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在被禁二十八年后也获得问世的机会，小说的背景是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役。作品对苏德战争中苏军统帅部内部斗争的秘密进行了曝光。对这部小说，克格勃早于一九六一年就进行了查抄，当时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宣称要禁它二百——三百年；也是在一九八八年，剧作家沙特罗夫以《向前，向前，向前》这一剧本和《列宁肖像素描》这一系列电视剧，把历史清算推至更久远的岁月。同年，女作家叶甫盖尼娅·金兹堡的回忆录小说《陡然的转折》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三十年代苏联的劳改营生活。这一切，为那个以写“古拉格”生活真相而发迹的索尔仁尼琴在一九八九年的回归，似乎做了必要的铺垫。作家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解秘”，可谓是大手笔。在侨居后，他的视线不仅由斯大林时代扩展到列宁时代，而且由十月革命上溯到二月革命，甚至纵深到沙皇统治的斯托雷平的岁月。然而，就是这个大手笔在其宏篇巨制——长篇系列小说《红轮》——中开始构造新的历史神话。对这位作家的“解秘文学”尤其需要保持谨慎的眼光。
及至一九八九年，不少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电影导演甚至文艺学家纷纷开始客串历史学家，对过去几十年里一向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进行大刀阔斧的暴露、披露与揭露。那些文学或“准文学”的作品满足了多少年来被蒙在鼓里的平民百姓们对国家的政治风云与历史生活的好奇心。这也是那几年文学生活十分活跃、文坛举动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动因。生活在滑坡，社会陷入停滞状态。老百姓渴望改革现状。新的当权者把罪责归咎于前任。于是，一个追究“谁之罪”的社会行为便席卷全国。在这种背景下，清算、检视、反省历史便成为主导社会生活脉搏的普泛心态。由于这种心态的驱使，“解秘文学”甚至“解秘文字”便成了老百姓们的首选读物。在这种情形中，一些以“解秘”为使命的“准文学”刊物也极有市场。一些以“解秘”为事业的文人也就如鱼得水。名为《证据与事实》的周刊在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的发行量为一千万册，一九九○年就猛增到三千三百五十万册；一位原来学戏剧评论的年轻评论家，突然以一本名为《环绕着克里姆林宫》的采访录而成为畅销书作者。在这本发行了一百万册的政治访谈录中，读者可以了解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克格勃主席对某些秘密的曝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内务部警察部队首领对某些机密的交待，正在担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关于政治斗争内幕的谈话。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鼓动着一批笔杆子们投身“解秘”活动。诚然，通过“解秘”去认识国家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欲求在苏联人身上早有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六年的“解冻”。相对于“解冻”岁月，三十年后的“解秘”行为既有一些共同之处，更有一些不同点。
首先，今日“解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当年“解冻”的延伸。“解冻”岁月里的“解秘”是有限的：那时人们认为斯大林的主要罪责还只是自一九三四年以降的二十年的举措上，对斯大林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政绩还持保留态度。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以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为核心的“解秘”活动便势如破竹。及至叶利钦上台，在俄罗斯，清算就更为彻底。“解秘”已由三十年代向上向下“自由”延及。
其次，这一回的“解秘”具有“解冻”岁月的“解秘”不曾拥有的普泛性。一九五六年开始的“解秘”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三十年后爆发的“解秘”也是从政治领域切入的，但它却从政治领域弥散开来。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的政治生活内幕固然仍旧是这一回“解秘”的重点目标，但对波及整个国家各方面运行的克格勃内幕的曝光也颇受青睐。斯大林本人的肖像受到多角度的观照。斯大林之前之后的领袖人物、斯大林同时代的风云人物的政治命运，甚至与斯大林有过交往的各界名流(如名作家高尔基、法捷耶夫)的政治面目，也成为一些著作的主题。最后，连斯大林的家人的生涯也成了一些“解秘”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再次，这几年的“解秘”过程中的“操作方式”已是形形色色。几年前，人们只能从《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一类小说中去“识读”斯大林及其时代生活形象；更早些时候，人们甚至只能从斯大林的女儿斯薇特兰娜的英文版的回忆录中去“捕捉”斯大林及其战友们形象的影子，或者从流亡西方的侨民作家的笔端去“窥视”这些人所仇视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形象。现如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形形色色的回忆录、访谈录、日记与札记走进历史的禁区。譬如，记者菲利克斯·丘耶夫所笔录的《与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布哈林遗孀阿·玛·拉琳娜的回忆录《刻骨铭心的》，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关于父亲晚年生涯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拉伊莎·戈尔巴乔娃关于刚刚成为历史的“改革岁月”的回忆录。其中，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围绕着赫鲁晓夫的风云生涯已经形成许多神话。赫鲁晓夫之子为了消解某些神话，在书中讲述了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是怎样被他的战友们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讲述了离休期间的赫鲁晓夫写回忆录时的遭遇与风波，讲述了赫鲁晓夫的接班人以及克格勃们如何与这位前总书记过不去，也披露了一九七一年赫鲁晓夫的葬礼与墓碑的真相。
同样以见证人甚至参与者的角色从事“解秘”的，还有领袖人物的谋士与卫兵。费·布尔拉茨基于一九九○年完成了一本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领袖人物的回忆录。布氏在“后斯大林时代”曾多年充任苏联高级领导人的谋士，赢得了日后以亲身经历来披露“解冻”直至安德罗波夫上台的政治内幕的资格。符·乌斯宾斯基则于一九九二年发表了一部名为《领袖的秘参》的日记体纪实小说，以卫士的身份，用鲜为人知的材料，勾画了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务与党务活动家、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心理肖像。
最近的“解秘”举措，已由书刊文字形式扩展到图片书信照片。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周刊《星火》于一九九二年第九期刊出《克里姆林宫的哨兵》(一九○○)，《克里姆林宫的炮王》(一九○○)等，试图凭借这些陈旧发黄的照片把人们对历史的追忆引向纵深；《文学报》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登了一九○四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狩猎》，一九二一年萨拉托夫城《由于饥饿与伤寒而毙命的市民》，一九四六年《对德国法西斯战俘处以绞刑》，一九四九年《五一节大检阅时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站在列宁陵墓上》这一组照片。这种别出心裁的剪辑与组合，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解秘”。
近些年来，“解秘”的重心则已由政治斗争内幕，移向“历史生存本相”。于是，从列宁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等领袖人物的心理肖像、性格素描、爱情轶事甚至亡故真相的“解秘”更有市场；伟人与名流的日常生活空间也落入“解秘”者的视野。
题材制约着、选择着与其相应的体裁。近两年莫斯科的书市上出现了以笑话、传说形式编写的解秘读物。著名美学理论家尤里·鲍列夫竟客串历史学家与民间文学家，将他收集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笑话与后斯大林时代直至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期间“伪君子们”的政治笑话汇编成两本书，转眼成为今日莫斯科的畅销书作者。女诗人拉丽莎·瓦西里耶娃于一九九三年推出《克里姆林宫的妻子们》，展开了揭下苏联第一夫人们之面纱的尝试，开辟了“解秘文学”的新区域。她的这部书的副标题是：“事实·回忆录·文献·流言·传说与作者的观点”。这个标题表明女作家选择了一种集大成的体裁。这种选择是有背景的，因为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些“神秘的女性”，在民间有过不少的神话与传说，女作家立足于过去难以企及的档案材料，力求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流言与神话给予一次客观的注解，但作家本人并不自以为是，她自觉地意识到她作为诗人的想象力总要在这种客观的注解中留下印迹，因而她笔下的那些第一夫人们的形象与历史原型就可能有不吻合之处。
实事求是的“清理”，平和公正的“检视”，消解了风风雨雨的岁月所积淀的各种“神话”，填补了历史上人为的许多盲区，昭明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许多灰暗点。这是“解秘文学”的正面的、建设性的功绩。通过“解秘”，今天的俄罗斯老百姓们终于知道国家政治与历史运行的一些真相。托洛茨基、布哈林、基洛夫等政界风云人物的历史功过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文坛名流的命运悲剧的考察不再成为禁区。今天的俄罗斯读者已经知道，“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也侨居国外多年；“革命的歌手”马雅可夫斯基之自杀不单单是由于他的“爱情之舟触礁”，尚有当年文坛上团体之间的倾轧，还有诗人本身创作上的危机与悲剧。长期担任苏联文艺界领导的法捷耶夫，在斯大林时代终结后不久突然用一颗子弹毁灭了自己，其动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他被迫改写《青年近卫军》之后难以写出新作品的困惑，又有他对自己在任期间曾参与对作家同仁们的清洗迫害之深沉的忏悔与难言的自责。通过“解秘”，现如今，在俄罗斯，人们终于比较系统地了解：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 化，除了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境内产生的“苏俄文化”，还存在着那由于不同背景而流亡国外的同胞们所创造的“俄侨文化”——以哲学家别尔佳耶夫、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经济学家列昂捷耶夫、化学家普里戈仁、作家布宁(这三位均是诺贝尔奖得主)与西林—纳博科夫、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与拉赫曼尼诺夫、歌唱家沙里亚宾、芭蕾舞演员巴甫洛娃、画家与美术理论家康定斯基等饮誉全球的杰出人物为标志的文化。简而言之，多少年来在苏联已经凝定的俄罗斯文化体系由于“解禁”与“解秘”正在被“解构”。历史的车轮对自身的轨迹已有所校正。
然而，历史的航船行进时总要搅起泥沙。在“解禁”、“解秘”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投机蓄意钻营的“炒秘”者。一些曾与领袖人物有过各种交往的人，曾经在最高统帅的参谋班子任职的幕僚们，甚至某些一度在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中当角儿的笔杆子，作为“知情者”，也纷纷乘着解秘读物甚为畅销的时机，识破时务，私自兜售一些臆造的神话，耸人视听。譬如，关于高尔基亡故的原因，关于斯大林的妻子自杀的背景，关于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被德军俘虏后的归宿，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真相，在这几年的俄罗斯，出现了许许多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新说法。旧的神话在消解，新的神话在生成。进入市场经济状态的出版界很少关心这种恶性循环。同一本“解秘读物”，书名一改就能再度畅销。如《斯大林家庭生活纪事》(一九九O)一年后就易名为《斯大林家世的真相与神话》。《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一九九O)、《他们环绕在斯大林周围》(一九九○)与早在七十年代就有十二种译文的《让历史来审判》，在内容上大同小异。这几部书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被批被整的岁月里曾倾心于历史研究，投身于“解秘”，但在公开性与新思维时代里，这位历史学学者也跳出来玩政治，有人指责他极想“捞回他当年曾经失落的东西”。这一位麦德维杰夫在今日俄罗斯被人们认为是一位充满政治激情与欲望的政论家。他向读者提供的苏联历史或苏联社会的病历，其学术性受到其政论性的损害，尚待推敲。
曾被不少人视为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文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等而下之的编撰者了。“解秘”与“炒秘”共生的局面看来还不是暂时现象。“解秘”浪潮仍未消逝，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形也将存在下去。本来十分严肃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解秘”活动，由于各色人等的客串，由于真正的历史学家、文化史学者的缺席，由于大众媒体一味地追求市场(名流们的私生活、性生活的曝光总是会给报刊招徕读者，给出版商赚得利润的)，其本身正在被异化，正在被扭曲。“解秘”正在被“炒秘”所干扰。这种扭曲，这种干扰，之所以发生且尚在延续，原因复杂，但也少不了商品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市侩气息。说到底，金钱的魔手也插手其间而兴风作浪：不管有无证据，不论是不是事实，只要有市场，有利可图，就有人去胡编乱造。此等情形，已属古今中外文化消费中的一大通病。今日的俄罗斯，在这方面尤甚尤烈。
莫斯科读书札记
周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