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习惯，每到一地，必逛书店。除了嗜书成癖外，不无借此窥探当地人文环境的意图。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随意翻阅机上的旅游指南，竟被“书香社会”四字吸引住了。面对商业狂潮与电子传媒的双重夹击，书籍还能飘香吗？很想亲自闻闻此地都市生活中的酒香、花香、粉香之外的“书香”，不过没抱太大的希望。
接机的L君刚好也是书迷，手中拿着我编的《读书读书》，见面就问琉璃厂的古书店“别来无恙乎”。我当然不会忘记请教台北访书有何好去处，没想到他连连摇头。大概本地人总是不满现状，我就不信会空手而归；放下行李，便直奔刚打听到的“古书店街”。
此地交通拥挤，从南港乘车到大桥下的光华商场，居然花了一个多小时。初来乍到，一路观光，倒也不觉烦闷。一进书店，大失所望，这才觉得此行有点冤枉。几十家书店挤在一个地下商场，空间显得格外狭小；再加上人潮涌动，立足艰难，全无逛书店常有的悠闲感。更要命的是，所售之书多为过时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两本像样一点的学术著作，又被拿捏得“面目可憎”。终于来到一家摆了几架线装书的真正意义的“古书店”，也见到几种我喜欢的旧杂志，可价格又非我所愿接受。挤了近两个小时，满头大汗走出商场，除了两手黑黑，一无所获。唯一让我怀念的，是商场外面小吃摊上每根五十新台币的炭烤玉米，那才真叫“味道好极了”！
回到旅舍，向当地朋友抱怨，没想到招来一片笑声：原来此地并无北京的琉璃厂或者东京的神保町那样的古书店街。台北好书店有的是，可惜不是我去的光华商场。
大老远跑来参加学术会议，总不好意思中途开小差。只好利用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好在此地书店下午九点才关门，尽可“优哉游哉”(事后证明时间并不宽裕)。于是决定按照友人的指点，一个晚上逛诚品书店，一个晚上游金石文化广场。
急匆匆赶到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已经只有一个小时的挑书时间了。来不及好好欣赏走廊摆放的精美雕塑，也没能仔细品味书店优雅的环境，实在有点辜负设计者的苦心。在此逛书店不失为一种高雅的享受，只是顾客不宜太多，毕竟空间有限。很欣赏书店同时经销原版外文书(似只限于英文)，而且与中文书一起混合编排的思路。除了体现书店经营者的国际化取向外，更突出顾客的文化水准——这大概不是一家追求“雅俗共赏”的书店。如此高雅的书店在台北能够生存，可见此地的读书人不太穷。挑了余英时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等四种新书，对我来说，已经显得有点“奢侈”了。
金石文化广场据说有一批“不甘寂寞”的学者帮助策划，故颇有启蒙意识，标榜“提升文化生活品质，倡导正当休闲生活”。这是一家有许多分店且以畅销书排行榜著称的文化企业，能影响一般台湾人的读书趣味。我访的是台湾大学前面的台大店，一进门赫然在目的便是当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书籍的摆设类似日本，有意突出畅销书作家，以作者归类且有明显标志。与诚品书店不同，此地顾客多少男少女，因而略嫌嘈杂——或许时近圣诞，年轻人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平日并非如此也未可知。不过这两家书店取向不同，顾客有异，我想是不成问题的。很难分孰高孰低，各有各的追求，也各有各的读者群。
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并非这两家在台湾声名显赫的大书店，而是偶然撞进去的“书巢”。说“偶然”，是因其不在我的访书计划之内；可对于带路的明德兄来说，或许是有意为之。暂不说破，待走进台大旁边那家雅致的小书店，方才告知此乃大安出版社附设的门市部。早就听说“大安”的大名，不只是因其出版过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几部著作，更因其教授集资办文化事业、不以谋利而以学术为重的追求，其实正是我辈多年的梦想。“书巢”营业面积不大，书也只有十几架，可都是挺像样的学术著作。据说只付经营者的薪水，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分红愿望，这才能保证书店不因追求利润而降低品位。我在“书巢”呆了一个多小时，眼见进出的几乎全是附近的大学教授，互相打招呼，请吃茶，聊得很开心。看来此地乃教授们的聚会场所，也算一种小小的“公共空间”。“女掌柜”业余专研陆羽的《茶经》，拿出自制的乌龙招待远方的来客，我也就顺便请教台湾制茶的工艺与吃茶的习俗。真可谓尚未“开卷”，已经“有益”。在书香、茶香的双重熏陶下，我辈岂能不“慷慨解囊”——更何况主人有言在先：书价打折扣！
在大讲市场经济的今天，“义利之辨”自然没有立锥之地。无意提倡某种风格的书店，只是希望有人愿意坚持“不能来钱”的文化理想。总有一天我们“衣食足，知廉耻”，也会“鸟倦飞而知还”，怀念起曾经有过的这样那样的“书巢”。
胡适公园
住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中心，出门就过“胡适桥”，这对我来说，再亲切不过了。从胡适早年“发迹”的北大，来到其晚年“栖息”的南港，自是感慨万端。据说，胡适早已过时了；我却念念不忘。不妨借用胡君难得的两句好情诗：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单是其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贡献，便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更何况其自由主义知识者的苦恼、建设者的文化心态以及东西学术接榫的追求，曾令我深深感动。当初年少气盛，颇不以胡适的“平安”与“宽容”为然；反省近百年中国政治与学术，这才逐渐理解胡适的价值。因此，此次台湾行的另一目的，便是“拜拜”已经有点寂寞的胡适之先生。
“拜拜”一词并非我的发明，而是同行的日本学者藤井君的“专利”；直到有人告知应说“瞻仰”，他才改口。可我还是喜欢这不太文雅的“拜拜”，因其显得有人情味。他也是“胡适之先生”的爱好者，最近刚写完考辨胡适恋爱的长篇论文。此次同行，相约到台北一定抽空“拜拜”胡适。
真没想到日程排得这么满，直到临走前一天，才挤出两个小时参拜胡适墓和胡适纪念馆。好在这两处胜景都在附近，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因为时间有限，走进胡适公园，就想直奔胡适墓。公园里没有适当的导游图，只好分头打听。我问步履匆匆的年轻人，答曰“不知道”；藤井君问散步的长者，对方竟用日语回答，而且连比带划，似乎颇激动。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当地人多能讲日语。也许难得有表演的机会，此长者才会如此问一答三，且主动改为用日语对话。或者此君对胡适甚有好感，见有“外国人”前来参拜，大喜过望也未可知。可惜当时情急，探明方向当即启行，来不及详细询问；要不，说不定能聊出一段动人的故事来。
胡适墓在小山坡上，像他的为人一样平实，没有塑像，也没有多余的装饰。周围相当空旷，站在墓前，可以望到他晚年的住处，即现在的胡适纪念馆。本以为墓前冷清，乍一见摆放着三四个姹紫嫣红的大花篮，反倒觉得有点突兀。一见落款，乃是亲属和同乡会为纪念胡适一百○二岁冥诞而设，这才恍然大悟。说来也巧，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藤井君在北京家中“煮酒论胡适”，那天刚好是胡适诞辰一百周年；如今台北扫墓，又险些赶上胡适的“冥诞”。看来真是有缘，我的胡适研究大概还得继续下去。
从虽有鲜花点缀但仍略显凄清的墓地，来到幽静的胡适纪念馆，颇有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作为故居，屋里陈设一仍其旧，我兴致勃勃地察看藏书。书柜里摆着《水经注》的各种版本，这点闭着眼晴也能想像得到：因胡适晚年执意研究他的“《水经注》案”。有趣的是，书架和台几上，堆放着许多“时新”的小说集以及其它杂书。当初读胡适晚年的书信和日记，就颇为惊讶其阅读趣味的广泛，有时甚至抱怨他不该如此“虚掷光阴”。胡适毕竟不只是专家，自有其“人间情怀”；更何况交游广应酬多，单是翻阅友人赠书，就够他忙的了。就因为“外鹜”太多，从抗战开始，胡适便无法专心从事学术著述，以至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总是续写不完。不断“订约”而又不断“违约”，可以想像胡适的心理压力和遗憾。世人对胡夫人江冬秀颇有微词，可江氏屡次劝阻胡适从政，在我看来还是挺有眼光的。胡适去世后，在保存“先生遗物”以及出版十集《胡适手稿》方面，江氏也表现出其见识非同一般。这也是我参观过胡适的书房和客厅，不忘到江氏的卧室走走的原因。
在纪念馆附设的展室，藤井君被当年胡适母亲“破坏”胡适与韦莲士恋情的书信以及胡适的译文吸引住了，我则对“适之再校本”的《师门五年记》大感兴趣。此书乃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叙述其从师胡适五年的经过，读来亲切有味，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传记。其中诸多胡适关于治学的教诲，常被各种研究著作引用；可我更感兴趣的却是“煦煦春阳的师教”所体现出来的适之先生的人格魅力。此书一九四四年由桂林建设书店初版，原题《师门辱教记》；经作者修订后，稿本转到海外，一九五八年由胡适在台北自费印行，“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此后虽也有坊间刊本，怎及此原版珍贵？当即恭恭敬敬地“请”回一部。
很想查阅胡适的全部藏书目录，了解那些尚未公开的资料的处理情况，没想到被告知此馆只有两位兼职管理员，且经费有限，无法从事大规模的研究。指点着纪念馆已经开始漏雨的屋顶，想像着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先生身后的日渐寂寞，不禁怅然。
南港学术
本为参加学术会议而来，却把学术问题留到最后，并非对会议不满，故意避而不谈；而是明知无论如何努力也是挂一漏万，不如恭请读者参阅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会议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还有个副题：“写实之外”。将“现代文学”延伸到晚清，这点现在已经成为两岸学者的共识；有意思的是“写实之外”的提法。像所有的学术会议一样，论题无法涵盖会上发表的全部论文，这一点也不奇怪。可大部分论文其实仍在广义的现实主义“之内”，而不是“之外”，这就难怪有人要对这一很有特色的副题提出置疑。
讨论现实主义的定义及其命运并非这次会议的主旨，立此副题，不外强调超越已有的用“写实”和“浪漫”来解释五四文学的理论框架。借用会议组织者彭小妍女士刚出版的著作书名，即“超越写实”。近百年的中国作家，自是不乏标榜“写实”或“浪漫”的，但其作品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仍然大异其趣。在突破用西方概念宰制中国文学这一思路上，“写实之外”颇有象征意味——尽管这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提法。
会上有人提到大陆学者受意识形态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云云，我当即表示不以为然，建议具体分梳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制约学者的研究，不应该把这作为一句套语随便“奉送”。没有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学者，学者的独立性只是体现在对制约自身的意识形态的自觉和某种程度的抵制。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概发言者也只是一时说顺了嘴，会后互相表示“可以理解”。
其实仍有隔岸观火不大能理解之处，比如没想到台湾学者的政治参予感竟如此之强。在北大接待诸多台湾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此次实地考察，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会前会后，结识了不少出色的台湾学者，聊天时大半为“时局评论”和“政策分析”，而且颇多指点江山的激扬慷慨。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以及“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既令人羡慕，又让人担忧——他们是否低估了政治运作的复杂性？另外，这种过分强烈的“政治情结”，会不会冲淡学者治学的热情？比起风云激荡的政坛来，书斋实在太冷清了。大陆学者反省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对“泛政治意识”的负面价值颇为警惕，不知台湾学者有何高见。偶然与一位在史语所工作的朋友谈起这点杞人之忧，他也表示同感；不过强调值此社会转型期，知识者在政治变革中仍能发挥作用，不忍袖手旁观。
南港地处台北市郊，人文科学又有史语所的传统，故学者们还能坐得稳冷板凳。到此地参加学术会议的诸君，也都遵守学术规则，会场里颇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气氛。有几点感触甚深。一是会议议题为中国文学，可与会者有三分之一来自外文系。虽然带来了发言中喜欢夹杂洋文(好多并非难解的专有名词)的留学生习气，可思维的表达方式确实不同于中文系出身的。学术背景不太一样，双方都各有所长，故心存敬畏，少有大陆常见的才子式“放言空论”。二是讲评者的认真与“苛刻”，出乎我意料之外。听惯了打哈哈式不痛不痒的讲评，看人家横刀立马的英姿，甚感痛快。明知其中也有花拳绣腿，基本属于自我表演的；但会场毕竟近乎“众声喧哗”，而不只是听演讲者独白。三是会上唇枪舌剑，会下握手言欢，有争论而不伤和气。说俗点，明白会场的争论本就带有表演的性质，不必过分介意；说雅点，理解各自立场的相对性，不敢再有独霸真理的狂妄。
还有一点“闲话”，只能留给“茶余饭后”。会议发言规定十五分锺，可几乎每个人都超过；甚至有规定时间已到而只讲完“导言”者。有规则而不屑于遵守，这点海峡两岸十分相似。我问，到底是规定的时间太短还是准备的内容太多，为什么制订的规则老是被漠视？可惜没人理解这点幽默，反而不时有人向我解释为何需要限制发言时间。
一九九四年元月七日于东京白金台，此乃新年试笔。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