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对人文研究的“技术性”表示轻蔑；人文学者的“人文”性被界定为“社会关怀”，从而出现了“技术型知识分子”与“人文学者”的泾渭划分。“技术主义态度”、“价值中立”在研究课题时可以，但关怀社会时必须破除。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人文学者凭什么来“关怀现实”呢，他的非“中立”的价值标准从何而来？“只愿回答过去，是学者，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今天是过去的延伸，不回答过去，又如何回答今天。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对过去的回答恰恰正是对今天的回答。其实，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丧失，并不是因为学科的技术性压倒了“人文”性(实践性)，或许正相反。事实上，抽空了技术性，脱离了人文学科领域自身的边界，人文性还会剩下什么？
仅仅强调人文精神中的终极关怀是不够的。诚然，终极关怀是人文激情的重要源泉，但是激情并不能代替学科自身。否则，就成了宗教，而不是科学！
“技术性”成分是人文科学的基石，也是人文精神的根。因为它关涉的是我们共同生存于其中的历史与传统，这一既成的事实，植根于此的人文精神才能有效地摒开个体原则对普遍原则的遮蔽。而人文学者的本质也在于他是“学者”，有其特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技术”与“非技术”的差别，而只有做得好和做得坏的差别。如果撇开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甲骨文研究，古史研究等学术建树，我们还会再到这里谈静安先生吗？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批评王国维先生的晚年政治取向，其自沉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热点，但是我们是否达到了静安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历史那种刻骨铭心的理解与感悟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有资格评判静安先生的人生抉择。其实，保皇也好，自杀也好，都属于王国维先生的个人行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对学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学者所为，谁还会关心这些事呢？保皇的又不止他一个，自杀的人更是无以计数。正是因为发生在王国维先生身上，我们就极易于把个人的现实行为与其学术研究混为一谈，或者甚至于用前者来作为标尺衡量后者。
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对现实关怀的隔绝，恰恰相反，现实关怀是人文学科发展和存在的根本动机，但是，它对现实关怀的实现途径是立足于对传统与历史的怀疑与批判之中的，是有着学科的边界性的，是区别于个体的现实实践行为的。任何伟大的个体实践行为都不能替代人文学科及其存在的思想意义。反过来也一样。靠强调现实的实践行为来拯救人文精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任何现实实践行为都必然是个体的，受着现实偶然性与个别性的制约，是不自由的。生存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都必须遵行该社会现行的道德规范。但是，在观念形态上，我们享有对现实怀疑与批判的思想自由，正是这种思想的自由成为人文学者现实关怀的人文意义。
王国维保皇，周作人“附逆”，顾城杀妻，海德格尔涉嫌纳粹，……种种现象，其实都可以放在一起来看。人文激情冲破学科自身的规范，在现实中泛滥成灾，西方有法西斯运动，中国有红卫兵运动。人类的历史与传统的形成，不仅有人类理性的作用，更有非理性的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黑格尔把“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道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真理。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的人文现象，人文学者本身又是个体的感性的人，正因为此，才有必要划清人文精神有效性的边界。我们可以为尼采的人文激情辩护，但是却无法为法西斯运动的人文激情辩护，其中本质区别即在于此。当一个人文学者以个体的人文取向作为个体的行为准则，他实际上就是破坏了人文学科的边界，拒绝接受怀疑与批判的人文精神自身的检验，以个体的人代替真理的普遍性。所以，恪守人文学科的边界，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人类天性中的乌托邦冲动，是人文激情的源头，正视与警惕这一点，是人文学科这一门对人类自我理解自我监督的科学所要做的工作。
说《读书》
上海 吕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