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王瑶先生的女儿王超冰在《王瑶纪念文集》里谈到先生“在解放初期较长一段时间内……绝没有想到自己是被批判与怀疑的对象。他是逐渐才接受了自己被批判的地位，并在事后对五七年未划为右派暗自庆幸。但直到文革中，他才真正认识到并且接受了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可能改造好的，对于自己是无从也无须辩解的。”这大概是可以概括王瑶先生(以及和他类似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心灵的历史的。王瑶先生自己则对我说过，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接受有两种状况，一是“回头是岸”，一是“水到渠成”；先生显然自认是属于后者的。我想对此稍作一点发挥：大体说来，解放前夕与初期，知识分子的态度可分几类。一是持根本反对态度，自觉意识到自己在新中国将无法容身，从而离大陆而去，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二则因对旧中国的失望，对本土的眷恋而不愿离开大陆，但对新中国又心存疑惧，如沈从文等。第三类，从理性上对新中国持欢迎态度，却预感到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在未来可能的遭遇，而陷入深刻的矛盾中。这本是鲁迅的思路，朱自清、曹禺等都有过类似的矛盾，但在当时这类知识分子并不多，穆旦可能是其中之一。第四类知识分子则怀着忏悔、负疚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真诚地希望改造自己，从而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大概就是王瑶先生所说的“回头是岸”吧。这是相当多的“中间派”，或“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第五类，自认自己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新中国的主人自居，至少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对象。胡风派的知识分子大抵属于这一类，在他们看来，这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而他们的悲剧几乎就隐藏在这理想主义的预想里。
在这一点上，王瑶先生与胡风派的知识分子颇有些类似；而他是有充分的理由作出这样的乐观估计的。正如王瑶先生在一九五二年的检讨中所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从革命战线撤退下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当了中学教员，当时国民党的思想统治还不十分严格，传播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和左翼文学的书籍都非常流行，因此我比较早的接受了一些概念式的马列主义的知识”，以后他不仅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并一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从读研究生时起就决心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据王瑶先生说：“我当时觉得要研究好这门学问，必须三方面都有基础：(一)古书的知识，包括历史和文学；(二)历史唯物论；(三)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我以为中国念马列主义的多半不念古书，就是念也只念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决没有人念中国文学，因为他们如果喜欢文学就念新文学了。而一般大学学者又只懂古书，决不会懂马列主义。我狂妄地以为这三方面我都有些基础，如果有时间、条件，一定能一举成名”。——人们自然会注意到王瑶先生是在“思想检讨”中说这番话的；特定的叙述语境决定了我们所见到的王瑶先生当年的学术选择，不具有通常在一般学者的自叙里所常见的为学术献身的纯洁性，而带有明显的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考虑，但也许却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因此，当年王瑶先生(以及和他同类的知识分子)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时机，是完全顺理成章的；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也迫切需要王瑶先生这样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文学史专家，本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历史却没有沿着人们所预期的“直线”走下去，恰恰在“应该没有问题”的地方出了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即提出了把“新文学(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的要求；这不仅是“厚今薄古”的时代需要，而且还有着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论证新的革命政权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以确定其历史的正统地位，并为新政权制定的新文艺政策提供历史的根据。我们已经说明，王瑶先生自认为是这场胜利的革命的参加者，又早已有做一个马列主义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和理论、知识准备，再加上他所师从的朱自清先生即是新文学的中坚人物和新文学史研究的先驱，因此，前述时代提出的历史要求，由王瑶先生首先给予回应，并据此建立起“中国新文学史”的完整体系，是很自然的，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王瑶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里，对时代所提出的“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绪论”里即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样，新文学史刚从传统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又立刻从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分离(独立)”与“从属”的两种倾向，就构成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矛盾。而王瑶先生(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旦承认“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大前提，就必然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有关新文化、新文学的观点也就成为无需论证的先验结论。因此，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断定新文学的基本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的论述，对资产阶级的作家也给予一定的评价。
不难看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无论其主观追求，还是客观效果，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理应受到欢迎。但这本书的遭遇却颇为奇特：一方面，它从一出版始，就在事实上受到了渴望了解新文学史的读者的欢迎，并且成为大学中文系“新文学史”课程的通用教材；另一方面，却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其态度的严峻，简直令人吃惊。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就众口一词地断定，本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作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这对自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的王瑶先生无疑是当头棒喝。后来王瑶先生在检讨中说：“根本上实在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这才是要害所在：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可能获得进入新社会的入场券的。本来，王瑶先生是通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新政权、新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对比新、旧社会以后，所作出的自觉选择，更是一个信仰马克思的学者必然作出的选择。但恰恰是这部为新社会提供历史根据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给王瑶先生带来了永远也洗刷不清的罪名，而且只要一有运动，必然被当作典型，拉出来示众。从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一九五四年反胡风，到一九五九年拔白旗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一例外。真是“作不完的检讨，赎不完的罪”。
那么，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究竟“罪”在何处？如前所说，《新文学史稿》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论基础与根据的；但在《新文学史稿》出版的一九五一、一九五三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却是王瑶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难以预料的。正是在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尖锐批评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与此相适应，同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了为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历史根据，对五四新文学作出了新的估价，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于是，新文学史就成了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萌芽、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这显然不符合新文学发展的事实，是作为学者的王瑶先生所万难接受的，他只能坚持《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在“政治需要就是一切”的极“左”思潮统治下，自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之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就成了必然。对所谓“资产阶级作家”的评价也是如此。正是在《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在一个党内文件的批示上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又提出要“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还在给资产阶级作家以一定的科学评价(尽管他所根据的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当然要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是有意对抗了。耐人寻味的是，这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风愈演愈烈，从一九五八年提出“兴无灭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到六十年代“反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直到文化大革命“反资产阶级复辟”，永无休止之日，而且每反一次，都要将王瑶先生及其《新文学史稿》拿出来示众，真正是“在劫难逃”。这样，王瑶先生这样的要求进步的学者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或者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自觉服从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而不断变化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者坚持尊重事实的科学原则，坚持自己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学术观点，从而永远失去信任，被排斥在革命、进步队伍之外。问题还不止于此，在王瑶先生生活的时代，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对其任何背离，都会直接威胁到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这是我们考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时，所必需充分注意并予以理解的。正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也部分地为了自己的信仰，王瑶先生像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总想努力地跟上时代：他们不断地检查自己，在每一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作种种或违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态，在反胡风、反右派运动中，王瑶先生都写了批判文章，这样，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最后都卷入了知识分子的自相残杀之中，其自身的悲剧也就发展到了顶端。而且不但救不了自己，却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在五九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批判者就理直气壮地指责王瑶先生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批判不疼不痒，蒙混过关”。事实上，在“极左”者的眼中看来，王瑶先生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的是赎不清的“原罪”，无论他们怎样地玩弄知识分子的“狡黠”，也绝不许过“关”。因而，如果说王瑶先生(及其同辈)最初的“忏悔”、“检讨”还有几分真诚，后来就越来越具有策略性，并且一有机会就要“反攻倒算”。一九六二年政策调整时，王瑶先生就发表了《根深叶茂》一文，强调“提高艺术质量的重要性”。后来王瑶先生在文革的检讨中说，这篇文章的“出笼”，暴露了自己“资产阶级立场的顽固性”；而在我看来，这正是说明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必然是要忠实于科学，忠实于自己的，可以强迫他屈服于一时，但他总是要说出自己深信不疑的真理的。这就像伽里略最终仍是认定“地球还是动的”一样。任何类似这样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终究是无法成功的。
“地球还是动的”——这事实比什么都重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急就，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整理毕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