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葫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述天然、勒扎、范制、火画、押花、针划、刀刻等葫芦体式，下卷则分述鸣虫种类及捕捉、蓄养之道。说来惭愧，小时候也曾玩过秋虫，但对不同的种类则从未留心过。蛐蛐是唯一蓄养对象，对油壶鲁则绝不重视，视之为“三尾”，弃而不取。读了《说葫芦》后才知道它的身价之高。作者指出，电视剧《末代皇帝》有溥仪小时候玩蝈蝈的场景，误以油壶鲁葫芦作为蝈蝈<IMG=BB94703401>葫芦。又指出海外博物馆刊物将各种葫芦一律称之为Cricket Cage，都因未经调查研究而妄下论断，仿佛也是对我年幼时的浅尝无知的呵斥。鸣虫共六类，从彩色精印的插图中我是第一次才获得清晰完整的认识。它们是蝈蝈、扎嘴、油壶鲁、蛐蛐、梆儿头、金钟。作者各附以详细的说明，多引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和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这是两种关于北京的地方志类名著，是仅有的旷世难逢的好书，以作者搜集资料之勤，作为典据的也只此二三种，可见此类著作之寂寞了。
可以和作者另一名作、附于《蟋蟀谱集成》后的“秋虫八忆”媲美的是“秋山捉蝈蝈”一章，记自己亲身经历，是很美的散文，作者说，“捉蝈蝈之劳累不亚于‘拉练’急行军”。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不见于词书的词，“拉练”，是“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种惩罚性的劳动项目。查看后面所附的英译，也只能译为“军事训练中的强迫行军”，实在不免失去了神味。作者说，“惜西山近处，由于污染，蝈蝈已稀少，且无佳者，不得不远往安子沟或牛蹄岭。当时每月领生活费廿五元，实无余资乘长途汽车，只有骑车跋涉。半夜起程，抵沟咀或山麓，日初升，待入沟或越岭，已上三竿，而蝈蝈方振翅。午后三时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数十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亦不下二三十里，迨至家门，臀腿早已麻木，几不知如何下车。巷口与邻翁相值，见我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谓：‘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此语诚对我绝好之写照。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卷铺板(床已被抄走)，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净也。”
这真是文情俱至的文字。谈葫芦而连及文革佚事，这使我想起陈寅恪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的话，“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在所附器物图版中，都撰有说明。于谱录款识之余，也记些软闻故事，阅之忘倦。于“红雁倒栽蛐蛐葫芦”一品后记。
此乃麻花胡同纪家旧藏之“红雁”，清末民初与“紫雁”为京师最驰名之蛐蛐葫芦。红、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谓修长如雁脖也。
一九三四年秋，行经东四万聚兴古玩店，名葫芦贩孙猴(姓孙，因精明过人而得此绰号，是时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红雁与店东葛大议价。轻予年幼，未必识货，予价不谐，彳亍欲去。正待出门，予已如数付值。渠急转身，已不可及，大为懊丧，不禁失色。是时余虽知葫芦绝佳，但对其来历，茫然不晓。后承讷诏先(名净)先生见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红雁。倒栽底部不镶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芦填补乃红雁特征之一。据讷老称，紫雁视此色泽浓艳而身矬，停匀秀丽则远逊。
此节写得器过程，极为生动。盖不只买葫芦为然，所谓可遇而不可求之境，在收藏家必深有体会。此书的另一特色，是对制做家、藏家、贩家都有所记，琐琐可观。余叔岩曾爱好葫芦器，有著名的藏品，可见当时艺人的业余好向。如油壶鲁葫芦就有乐咏西之棠梨肚，余叔岩之大白皮，王星杰之沙酒壶，都是名彻九城的精品，时世承平(虽然只是短暂的)，人们乃能倾心力于此种玩器，而文化生活乃赖以发展得丰富而多彩。谈北京的文化生活，离开了这些简直就无所附丽。陈寅恪诗“依稀甘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烘染的主要也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空气，而并非指朝政党争而言。
民间艺人在旧社会不只生活在社会底层，无人齿及，连笔记小说也极少顾视，这是极不公平的。作者在书中却时时有所纪录，值得感谢。鲁迅在编定《北平笺谱》时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慨叹于木版刻工的不为人知，他说，“板儿杨，张老西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中国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名(况且还有绰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信)真是慨乎言之。记下这些难道真的是为将来重修工艺史准备资料么，这未必然。但不可不有此心志，于此更可见作者的襟怀为不可及矣。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