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试图在旧俄哲学家列·舍斯托夫的这本书中寻找某种体系的话，那么，不客气地说，这将是徒劳的。舍斯托夫是这样一种哲学家或非哲学家，他不是殚精竭虑去建构什么体系，而是不遗余力地摧毁一切现成的体系。他的使命，不是创造，而是破坏；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消弭矛盾，而是揭露矛盾。他不是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振振有词、喋喋不休地教导人们：“道”是什么，而是或一本正经，或嬉笑怒骂，千方百计地向人们证明：“道”不是什么。在他的心目中，人类数千年来奉为神圣的传统价值体系，诸如理性、道德、正义、良心、善……，统统一文不值。在人类匍匐在理性的脚下，对它顶礼膜拜之时，这位“白鸦”却躲在人群后面某个角落里，对理性的无能、善的软弱、生命的无意义……等等，指指戳戳，大加嘲弄，逞其快意。因此，他很难被归入俄国当时有过的任何一个派系。他就是他——独一无二，特立独行。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这本《无根据颂》于一九○五年刚一问世，就在知识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效果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的原因。一时间，纷纷扬扬，褒贬不一。说他有一颗有着“酸性智慧”的脑袋者有之，明赞扬而实贬抑者有之。当时，甚至有些轻浮的年轻人在向父母示威时也喊：“我就是要放荡不羁，就是要读舍斯托夫”。社会各界颇有些人觉得平白受了侮辱，却又没地方出气。这也恰好正是舍斯托夫想要达到的效果。这并非他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想要激怒公众舆论的负气之举。事实上，他在此后的所有著述，无不遵循了这本书所奠定的思想路线。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谁不需要脚下的土地，谁实际上就并未在那块土地上立足。舍斯托夫就正是这样以一个极端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形象，出现在俄国思想界的地平线上的。在非理性主义方面，他确实染有十九世纪另外一个独特的思想家尼采的色彩。在向人类普遍公认的法则、常识、公理所赖以维系的理性正统发出挑战方面，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他敢于对人们普遍公认的原理，问一个为什么？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并不是那一热衷于发明原则、定律及建构体系的人，而是那个敢于对上天下土一切真理权威，大胆问一声“为什么”的人。一个口口声声“知识就是知识”，对所谓“公理”、“原则”没有一丁点儿怀疑，不善于追问“为什么”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正确的说法不是“知之为知之”，而是“知之为不知”。哲学家不仅应仰观天空，而且还应该俯察下土以寻求真理。人类的理性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古往今来人类理性为自己设定了那么多清规戒律，以致今天的人们欲要探求真正的真理，就必须无视那些数不清的“公理”和“原则”，就必须在“自明”林立的荆棘丛中，冲出一条血路，就必须克服人类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近视及保守性，将一个个“精神的封建领主”统统打翻在地。对于真知来说，没有不需求证的“公理”和“原则”。只有突破旧有规范，人才可以超越于人世真理之上。站在天、地、人三者统一中观照，观点才会有清纯超拔的境界。那些喋喋不休教导人们应当或不应当怎么做的书籍，是思想的牢狱。真理是相对的。人类的真理，其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类是适用的，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人类很难超越自己的局限性。古往今来，所谓“真理”之所以具有如此坚硬的外壳——这不是真理所应具有的品质——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人类这种固有的局限性，因为精神的眼所能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它所想要看到的东西——人的所见在不自觉地向着信仰和自身的愿望偏转，它与严密的科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舍斯托夫甚至对人类赖以求知的工具——逻辑，也提出怀疑，什么因果律、矛盾律、类比推理，统统是认识不完整性产生的病态。因此，以往人类所谓科学(或认识)，作为人工产品，远不够完善，因为科学总要以信仰为前提，“我相信，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则属主观范畴。可见，在任何情况下，信仰先于理解或认识。历来思想史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在于科学永远以道德为其前提和公理，而道德本身却又无法求证自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此之谓乎？人类的道德体系乃是用于规范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律则系统，与自然无关。自然现象不直接取决于道德要求。思想史上，那些宏大体系的创造者们，如康德，当矛盾无法解决时，往往企灵于道德——绝对命令。科学之求助于道德适足以证明科学之无能。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处境，是孤独，这也是哲学所能告诉人们的最后一句话。以往人们靠着信仰的支持，以为冥冥之中有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正义，但到头来却发现：上帝是不存在的，天上和人间都无正义，人类剩下的只有绝望，它是我们生活中最伟大最庄严的时刻，因为在那一刻，人类的法则对我们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是在和永恒直接对话了。这就是舍斯托夫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位孤独的思想者留给我们的“旷野的呼告”。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舍斯托夫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理解他必须把他放在西方文化的潜语境中才有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体系化，反理性主义，昭示了西方哲学后来发展中的某些特征，因此，说他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恐怕不会有什么疑义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舍斯托夫的文体。据说他原本想写一部屠格涅夫创作研究，而写成的东西却与屠氏了无相涉。全书采用格言警句、随笔断想式的文体，有点类似于尼采式的笔法。作者自承：不愿做体系化的奴隶，因为他认为形式上的连贯性往往会扼杀自由思想。思想先行会压倒书的内容。书为要保持统一性和完整性，就不能不阉割思想，使内容服从形式，而不是形式服从内容。作者甚至<SPS=1699>避使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称它们为“无上的暴君”，因为“因果认识是最不完善的认识”。中心思想乃是一本书中最沉重的东西。作者不应充当中心思想的奴隶。矛盾的思想、首尾不连贯的思想，同样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更接近人类心灵的本性。要让怀疑成为创作的常在力量。人的创作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失败。因此，作者丝毫也不<SPS=1699>避行文中的前后矛盾、不协调和不一致，这当然不足为训：试问，如果文章不取别人所能接受的方式，不采用信息的“受者”与“授者”共同采用的“语法”，则作者的思想即使再高深，如何达于读者的视听呢？
　　　
　　(Лев　Шecтов：Anoфеoз　бecnочвeннocmu，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ъстъво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epcитета，1991)

　　张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