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读莎士比亚或索福克勒斯之类的洋书，常常是惊喜：洋人那里竟然有如此奇妙的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曾经看到一位在美国拿了Ph.D.的中国老兄不容分说地把这个短语译为“勇敢的新世界”，让旁边的人不敢吱声。可见学位十地位十勇敢的重要。在这里来这段插曲，目的是要鼓励国内同辈学人胆子更大一些，没别的意思)。在国内读中国书，则缺乏读洋书所感到的那份惊喜。
到了国外，人整天处于洋文和信息高速公路包围之中。所谓信息高速公路①就是计算机通讯网络，可以把文字、图形瞬息之间从地球的这一头传到那一头，像从左手传到右手一样方便、不费吹灰之力。在以光速流动的信息之流(information flow)中沉浮上下之余再读中国书，那感觉就全变了。虽然不敢说全是惊喜，至少许多次是确定无疑地惊奇。最近读瘾或曰毒瘾犯了，到美国总统府白宫北边不远的一个大书店Borders看书过瘾，就得到了一次实在的惊奇。
Borders书店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连锁书店，有点像中国的新华书店。只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美国，它享受不了“别无分店”那样的独尊地位而已。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图书的发行销售渠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这都是后话。却说白宫附近的BorderS书店，店面有两层，大约有半个街区(block)长，宽也大约有十五六米的样子。论实际营业面积，大约不会比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或上海福州路新华书店大。不过，里面出售的图书、杂志、唱片的种类肯定比中国的大书店多。因为像Borders这样面向社会的书店，一般一种书一共只有两三本，卖完了书店再向出版社订。书店没有的书，书店也可以代顾客定购，一般两个星期就到货，书店并不为此多收钱。
在Borders书店有几排书架是外语书，录音带、录相带。书架上除了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希伯来、阿拉伯等外文书之外，中文教科书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很自然的。随手抽出一本来，信手翻开，看到的是这样一段对话：
A：同志，让我看看那种布鞋。
B：您穿多大号的？
A：我穿二十七公分的。我不知道是多大号的。(《实用汉语课本》，Ⅱ，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六月版，第164页)
在美国看到“同志”和“布鞋”，像是看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看到了凝固的时间，当场便浮想连翩，白日作梦。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位头扎羊肚毛巾的农民老大爷(老同志？)逛北京城。当时“改革开放”大概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中外合资的购物中心当然还没有出现，售货员还习惯于被外地人称做“同志”，或被北京当地人称做“师傅”，街上最贵的冰棍大约还是两毛钱或不到两毛钱一根，城里的同志还不兴西装革履(所以布鞋号码齐全，供应充足，不用票证，所以当时农民同志也可以买？)，城里人时兴的打扮当时是白口罩掖在衣襟里以备实用或用做装饰，相当于领带。这段对话所表现的时代感绝对不亚于老舍的《茶馆》或曹禺的《北京人》对话，中国人真应该自己留着做话剧专业教材，如今用来教洋人实用汉语实在是可惜。因为今天学中文的洋人大都贪图急功近利，务求立竿见影，学了就要用，能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像“同志＋布鞋”这样的语言他们看不出妙处，反而会觉得遥远而不实用。
Borders书店里到处摆着椅子，有带扶手的、不带扶手的。看书的人可以随便拿本喜欢的书找个舒服的地方、舒服的椅子坐下慢慢看，从早看到晚也绝对不会有人来管。看累了还可以在书店里买吃的喝的，吃喝完了继续看。看了《实用汉语课本》，随着里面的妙句神游故国一圈回来，又抽出了《实用汉语课本》旁边的另一种课本，也是中国出版印刷的。于是又是信手一翻，翻到了这么一段：
大春逃到了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他被派到自己的村子，领导群众，跟地主斗争。一天，大春在山里找到了喜儿，立刻把她送回家去了。村里的群众，团结起来了，地主被打倒了。喜儿报了仇，她和大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基础汉语课本》，三，华语教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200页)
这段文字，可以说不但是浓缩的中国当代政治史、文学史，也反映了中国长时期以来很流行的辞典、课本编辑方针。这方针就是，要把政治思想教育落实到每一个辞条、每一篇课文当中去。因此，这段文字词汇和句法结构虽然可以算是简单，可是，对没有事先了解国共斗争、抗日战争、中共军队改编、八路军、武工队、地主－农民对立、土改、斗地主、分田地等等背景概念的洋人来说，这段看似简单的文字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文字里高度浓缩着中国大陆近五十年来的政治文化，极难消化，假如学中文的外国佬有胃口的话。②把这样的文字叫做“基础汉语”，名不副实倒是小事，关键是一些洋人会以为这样的课本内容陈旧，文字无用，于是不来中国学习，或不选用中国的课本，于是中国白白蒙受经济损失。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中国已经承认“顾客就是上帝”，但中国的课本却似乎存心跟上帝对着干，或存心跟上帝过不去。借用梁效的大批判口吻说就是，“这难道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吗”？
读中国书读到这里，就不仅是惊奇，而是有点忧心了。因为别无所长，也在想以后是不是能回国教中文混口饭吃。现在看到中国的课本是这个样子，实在害怕在学中文的洋人当中会逐渐出现一种共识：学地道的中文要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去学。要真是这样，怕是教中文的饭碗还没有捧上，就已经接近穷途末路了。这里的忧心很快被证明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从Borders书店回来不久，看到台湾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上的一篇讲华语教学的报道。里面让人忧心的一段文字抄在下面：
在学习华文的环境方面，不论来自日本的小西或来自丹麦的安德森、美国的雷孟尔，都一致认为台湾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在教材方面，日本的北田惠美在学了九个月华语之后，她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对外华语教材中的定语、状语、兼语句式之类的结构分析，常常会使学生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云；至于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对外华语课程，使用的教材内容陈旧，就曾发生外国学生要求校方删去诸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皇陵寺庙、儒家法家等内容，加入反映特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内容，例如介绍特区的经济体制、法律政策、金融股票及深圳的民俗风情等。
这段文字后半部分似乎有欠完整，大约有“手民之误”，或者是作者写到激动处忘了照看句子的完整性。但是，这里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至于这里面是否搀有偏见和夸张实在是难说。难说的事可以不去说。不过，即使这台湾报纸的报道基本属实，大约现在中国也很可能在那些遭诟病之处做出大大的改进了。因为假如不改进，结果是明显的。在中国的或计划来中国的洋学生可以三十六计走为上，另就高明。用政治学的术语说就是“用脚投票”：惹不起，躲得起。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行使“消费者主权”：你要硬卖，老子偏不买，既然是好货，你就自己留着吧。
想到这里，突然又发生一个新问题：不能用脚投票的中国自家的学生及其家长们万一对中国的学校教育及教材不满意怎么办？这可真是个问题。远在异国他乡，每当遇到涉及祖国的困惑，总是对祖国只往好处想。于是，发生了这个新的问题之后便立即努力劝自己相信：聪明的中国人一定是因为还不十分了解开拓市场的重要，所以有时候难免把次货、陈年老货拿来糊弄那些斗大的汉字不识一罗的洋鬼子，反正他们不识好歹，而中国自家的学生在自家的学校享用的一定是上好的国货精品，所以中国自己的学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中国的学校教育到底如何？在美国时间长了，根据“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铁律，还真是有点忘了。没想到在美国读中国书，最近竟然碰上机会，得以窥见了一点中国的精英学校的精英教育。有一天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乱翻书，在《中国新闻年鉴(一九九一)》第567页上，撞上了如下的文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专业新闻学基础试题
一、填充题(每格一分，共二十分)
1.我国唐代出现古代报纸，是有史料为证的，敦煌“ _____”的发现，提供了研究古代报纸的第一个原始资料。
2.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______创办的《___________》。
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政治机关报为________，第一个党的日报为《________》。
4.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为《_______》，创刊于______年六月。
5.列宁在一九○一年写的《______》一文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作用是“集体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读中国书，不惊奇行么？
①英文是information highway，或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到处用super，正是美国英语爱夸张表现的一贯作法。
② 有人当然有这样的胃口，而且还专爱吃这一口。因出色报道中国而在一九九○年同丈夫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一起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伍洁芳(Sheryl WuDunn)，就有喜欢收集中国的化石语言的癖好，就像有人爱收集杨贵妃的烂袜子头或一九○○年的可口可乐瓶子盖一样。在同纪思道合著的《中国醒来了》一书中，伍洁芳兴高采烈地向读者报告她在北京意外地从外交人员服务局给她找的看孩子的老太太那里收集到中国五十年代的一首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