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作家为一个张艺谋写剧本这件事，去年冬天访北京时我已有耳闻。在一个满桌名作家的饭局上，只听几个人议论张艺谋给谁没给谁打电话、给谁是亲自打、给谁是通过别人打的。近日收到寄自北京的一叠剪报，有一条报道此事，争论焦点仍在“作家们是否掉了份儿”上，但终于知道此事除了面子身价、电影与文学的商业化之外，还牵扯到武则天，以及怎么重写历史、由谁来重写的问题。这倒可以一总说几句了。
至今为止，张艺谋是中国新电影潮流中最走红的导演。听国人称他“得奖专业户”、“天才”、“大师”、“大手笔”，耳朵已经听出一层茧，却从未听谁称他作“专拍女人戏的男导演”。其实，论才华、奖杯、大手笔，好些中国导演也不缺，这后一条才真是张艺谋独一份。
不信看一看：《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现在又要拍《武则天》，重头戏全在女角身上，故事也全以女性为主。张艺谋已经拍遍了农村、乡镇、民国、古代的女人戏，就差没拍当代都市女人了。而且，如果说《红高粱》里，女角戏仍被一群光头大汉压着，那以后女人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却越来越突出、被表现得越来越有力。同时，男人则日益被推到后景，甚至成了女人们的陪衬。
这一回张艺谋更往前走了一步，不仅题材仍写女人，受他约请写武则天剧本的六个作家里，居然有三个是女的。也许你觉得这很自然：武则天是女的嘛！可是你再想想，中国影视界有过几回这样的事？还有哪一位男导演表现出过这种起码的敏感？
不错，很多人指责张艺谋用拍东方女人和表现中国愚昧落后的戏迎合洋人和国际市场，向老外献媚。在他们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之前，我觉得这可能属于三种情形：一是小人之心的嫉妒，二是老学究老道学冒酸气，三是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走火入魔。
怎么，我们那些个封建糟粕、邪风陋俗、压制妇女的“落后”还要关起门来，捂在怀里光许自己人知道自己人欣赏？是不是让这些“国宝”热乎乎地传下去才好？讲到商业化和市场，艺术试验不等于光试不验，中国如今有哪个导演不考虑电影市场？又有哪个目光现代、雄心远大的导演不考虑国际电影市场？喊了多少年的走向世界，当然早该想到好莱坞也在这世界上，而且还占着老大一片地盘。
考虑观众和市场是需要的，拍女人题材这选择本身，则不仅是需要，实在是难得之举。我没有兴趣去揣测张艺谋是否老谋深算，是否意图借此一手捧巩俐一手挠观众的痒。怎么没人这样揣测也是一路拍他女朋友的伍迪·阿伦？(Woody A11en，美国当代电影导演)我注意到的，是第五代男导演以至整个中青年男作家艺术家群里，还没有一个像张艺谋这样投入地去关注中国女性的境遇，去试图理解她们的生活和视角。
张艺谋处理过的女性故事还是相当男性化戏剧化的，有不少手法、效果可以争论。如果把做电影比作烧菜，他的秉性、专长看来是介于“红焖肘子”与“红烧肉”之间，选塑的女性便也偏于浓、烈、艳、爽、爆。“焖”则体现在环境和人物的压抑——在一个宗法家族传统深重的环境里，女人当然更压在男人下头。焖到最后，则有爆。火候也有掌握不好的时候，难怪一会儿有人说他搞出个“一把火”的大浪漫，一会儿又有人说他把姨太太拍成了红卫兵。可真要拍成一招一式老先生们都认可的姨太太，他也就不再是张艺谋了。除了重要的史实错误需要避免，拍古装旧戏，是否就非得全盘还原写实，搞成照相现实主义，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同的戏路有不同的分寸，拿一把尺子量他那个台步踩得准不准，我看没必要。京剧当年不也是杂交掺和出来的么，宫廷里看惯了中规中矩的昆戏的贵族，也曾讥笑它是野路子乱弹。
况且大凡艺术家，都有个成熟过程。《大红灯笼》已经比前两部片子分寸节奏要好，到了《秋菊打官司》的高潮，秋菊一路跑跑跑，突然拉上来一个面部大特写，收尾。激情与冷静的分寸，在这里也掌握得挺好，比照楚浮(Francois Truffaut，法国电影导演)《四百下》(楚浮的成名作，一九五九年出品)的收尾，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楚浮这种盖棺论定的一流导演，拍过《Jules and Jim》那样分寸完美的杰作之后，也还屡犯酸碱揉不均匀的毛病，看他中晚期片子即知。大师尚有失手的时候，何况张艺谋，一个陕西县城普罗文化里泡出来的穷孩子，哪里有楚浮那批欧洲人的世家老底子可吃？连北京电影世家的老底子他也没吃上。
张艺谋做导演后，自觉不自觉，很快流露出想要了解中国社会里的女人的愿望，以及对她们命运的同情、敏感和激情，其表现视角也殊为不俗。这一点是几乎所有第五代男导演的一个大盲点，也是他们前些年作品之所以经常显得假大空与自恋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里这种倾向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创作自由，作家们纷纷表现开了自己那些伤痕痛苦压抑，可这些东西到了一些男作家那里，往往就上升到了民族、历史、时代、人性的大高度，有了代表性、象征性，因为他们不像很多女作家那样容易个人化、容易鸡毛蒜皮一己私情，他们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使命感比较强，懂得舍小求大。此种迂回的伟大自恋，近年更聪明的发展，则是用装孙子打耳光的油滑卖弄来塑造“大俗为雅”的自我形象，以站得低看得近的市侩时髦来压倒老牌精英气焰，抢登新时代的宝塔。但这一类改朝换代之际的文坛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你从主人公攀上的宝塔顶望下去，那下面的新世界里，其实有着与旧世界大略相同的权力尊卑秩序，只不过宝塔尖上换了自己那拨弟兄，而宝塔底下压的，除了政敌，照例是女人。当然，她们中最好的，据说都是崇拜、爱慕着塔尖上的他们的。
张艺谋是个少见的例外。看他的电影，你很少感觉到那个把握镜头的人是个自恋狂妄的小男人或大男人。他居然把舞台中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了一群女人，一群被压在男人身下的烈性女子。对于老文化投在人性上的那道深重阴影，他已经有了超出自我表现之外的认识。到《秋菊打官司》，则这人性的表达有了更复杂的纹路。
除了《红楼梦》、《金瓶梅》等少数例外，中国叙事旧文学对女性心理和视角之想象力的贫乏，源远流长。除了少数例外，当代文学于此基本无大提高。看八十年代以来一流男作家们的作品，令人诧异其中竟有这样多矫揉造作、男人脑袋里一厢情愿编造出来的假女人、纸女人，那叙述者的眼光常常不是透着硬，就是透着腻，因为他要么是个大男孩，要么是个小老头。八十年代文坛阳气重，处处洋溢一片造反弑父的少年气盛，连带时兴小老头也装扮大男孩，那身段作派倒分明有着“伪现代”的老来俏。近年则风气陡转。当年的“新潮”“先锋”大约是熬成了爷，一夜秋风春梦，大男孩突变小老头，那“洋派”新瓶里，纷纷斟满了古典的老酒，那未老先衰的目光下，自然出现了一群妖娆小狐媚。当然，也有历来不写女人的，推到边角上，甚或空白。打什么紧？剩下一帮老少爷们、哥们义气、革命生产、同志叛徒，照样涵盖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社会——向来古典英雄传奇不也就这样写过来的么？老传统了。
通俗文艺里，则另有一番景象。随便扫视一下近年走红的几部北京电视剧里的女人形象。《渴望》里的刘慧芳、王亚茹，《爱你没商量》里的周华，《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郭燕、宁宁，大多是男剧作们想当然生造出来的怪物。假如你纳闷身边、周围怎么没碰见过像她们这样说话行事的女性，那很简单，因为这些女人不住北京一般人家，全住在男剧作们的脑瓜里呢。阿春倒有些真人气儿了，可这么一个女人怎么会赶着王起明那么一个土流氓没完没了地奉献？匪夷所思吗？不必了，一帮男剧作男导演叫她爱，她敢不爱么？
这批电视剧中尚未塑造出什么旧式尤物或风骚徐娘，恐怕倒要感谢这些创作者多属市井新青年，闯牌闹事吹牛正忙，有贴胸毛之豪气，无假古人意淫之癖好——那份低眉回首的风雅情致，须得你多些品味、多些悠闲，须得你从大男孩熬成小老头才会欣赏。所以我信那条有关《中国模特》剧本和《霓裳》小说著作权的十作家联合声明——又一条北京寄来的剪报。确实需要澄清事实；顾名思义，模特儿们肯定都是大喇喇的天足，哪里去找唐宛儿那种让小老头“长啸”的小脚丫？贾平凹没参与细部雕塑完全可信。只是一个关于模特儿的电视剧，怎么又是一色儿十条汉子联合主笔？难道里头净是男模特？这又见出张艺谋在这类事情上，比一般中国男作家的意识确实高一筹。
当然，挑剔电视剧创作，不免有点像要求水牛弹琴，或要求大批行销的美人挂历有个性。肥皂剧全世界都是模式化的，像港台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的言情袋装书，只要生产者技术大致合格，一般观众觉得还好看，还看得过去，也就算了。觉悟太高，个性太强，反而干不好活儿。
论到文人创作，则可以也应该苛刻一点。远的且不提，到了最近的《废都》，写社会，精彩之笔俯拾皆是，眼光客观锐利，无论怎样铺陈，极少偏差夸大。小说整体结构的设计、意象的营造，均有巧意。唯独一到女人、性事上头，马上颓象败笔尽出，色眼惺忪、一厢情愿之景多多，酸腐之气弥漫，甚至描写语言也更“老”更“旧”。酥胸玉腿星眼云鬓也就罢了，我不知中国九十年代哪个地区的文人把情妇称作“妇人”？西安？我怕对国情是老大隔膜了，尤其古风依旧的省城的国情。“爱人”的麻劲儿还没过去，又祭起“妇人”来呕你，死活不叫你舒坦。中国古典色情小说加盗版外国毛片录像加中年小男人精神危机杂交出来的“性”，倒真乃文学试验一绝，那股怪味儿空前绝后无以名之，只好叫它“土颓”。土颓弹下，众女纷纷倒地，身不由己宽衣解带口出淫语，搞得偌大个废都城里，只有一根筋牛月清是我认得出的寻常女人。说它写性太过直白，是少见多怪，倒真是那目光那意态值得评说。
又使人记起八十年代中期“寻根”，寻出了“裹小脚”这个民族劣根。谁想那大冯也走火入魔，《三寸金莲》反着反着封建，半路和平演变，成了对小脚选美大赛的醉心礼赞！这回写武则天，听说也有青年男作家饮古酒过多把持不住，星眼迷离，唱出了女色祸国的老调。现在看来，“五四”搞得确实不够彻底。隔代旧病复发死人复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且说五四时的文人风气。那年头新旧搀半、古洋并行的人与事太多了，以至三十年代上海洋派人家里，有吃腐乳三明治的发明创造。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亦多有和旧式妇女结婚的，并非所有人都解除了包办婚姻找女学生。我外公便是反潮流的一例：留法十年，和法国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当着好好的工程师，为了工业救国的理想自己跑了回来，再婚娶了个家里包办、大字不识一个的小脚女人——这才是我外婆。种种新旧土洋交杂的悲喜剧，在那时代的文学文人里比比皆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鲁迅的作品与婚姻，而我私心觉得最斑驳陆离的浪漫传奇，却是张爱玲。多年倾慕其人其文，反倒一言难尽，且只切题说几句她与胡兰成一段情事的弦外之音。
张爱玲一代文坛大家，集新旧中西灵感于一身，对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慧眼独具。如此“造化钟神秀”的一个人，按理她与胡的关系早出了“才子佳人”的俗套。谁想到头来，她也还是破不了胡那一身乡绅才子的陋习。单看《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那胡先生一大套的传统文化观、风流女人观，使人尽可钦佩那国学才气，却不敢恭维那眼光那腔调。从一个著名“汉奸”嘴里滔滔流出对大汉民族山高水深的颂歌、对大汉女子窈窕多姿的赏识，你不能不觉得大有讽刺意味。但你稍微想想，其实这是个毫不矛盾的统一体。我们祖传的老东西实在是大大地好呵——文化也博大、女人也多姿，方方面面显出比洋人的高明，硬打不过就曲线救国来保卫它！即便当东洋人的傀儡皇帝，也总比让西洋人进来推广什么大鼻子民主科学要好，起码我们还可以继续君临这江山，赏玩这美女。也难怪胡兰成处处流露一派“我胡某人敢做敢当”的浩然之气，他有他的道他的理么，当汉奸也坏不掉他那高级阿Q的国民性。哪像鲁迅做了真正的“民族叛徒”，弄得灵魂又复杂又破碎？他胡兰成不现那个代，他可活得完整自得得很。
这便是张爱玲去国之前遇到的男人。后来胡大才子逃亡日本，重就此事此情大兴笔墨，曲曲折折直至他死后还在港台闹出一场“红尘滚滚”的人命电影来。而张爱玲隐居美国，于此长久缄默。
五四至今，大半个世纪的时光匆匆流去。大陆中国当代文艺(我看过的)之所以仍让人觉得总体上缺乏现代感、丰厚感、都市感，缺少对人性真正博大的悲悯，原因多多，而思考叙述常常过不了老式男性中心的全景视角这道坎儿，即是其中之一。如果人性只剩下一种性，那这生命的体验也未免太单寡片面了一点，这观察的肌理也未免太糙了些。大陆男评论家男作家评女作家作品，动不动就居高临下地“表扬”她们所谓“细腻的女性视角”，以示其弱其小，却很少听到他们批评自己“粗疏的男性视角”。而他们真的是粗疏。动辄就张开架起那个民族宇宙大广角，展示那个里头人物只有小拇指大的世界。及至八五年冒出一个刘索拉，又有好些男评论家男作家诧异她何以并不“细腻”，甚至疯疯颠颠满口粗话毫无淑女相。实在他们为女人订的那个镜框，小到只够撑满自己身躯下的一个边角——这边角主要还是为了用来衬托自己的伟岸。而因为民族文化的老底子还在，一旦接续起来细腻起来，却又情不自禁地酥了骨头，成了“腻歪歪”。唉，那根现代的脊梁，要生长也难。
我想我多少有点资格发几句比较之后的感慨：我有二十几年在北京做女人的经验，有十年在美国做女人的经验。我所遇到的大陆中国男人，太多人对女性的态度不是工人式的就是乡绅式的。不论教育程度多高、在其他方面多开放的男人都一样，男作家很少例外。他们生活里作品里的女人你可想而知。也难怪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性开放了文明了，他们中反会有这么多人对女人产生“玩不转”、“看不惯”的苦闷。顾城杀妻自杀以及中文媒介对此案大量的浮浅偏颇报道，即是其中极端的一例。中国人在性别文化上的执迷不悟，看来是到了连人命的血腥都难以唤醒它的地步。
而张艺谋与巩俐的搭档，恐怕是激发、帮助他成熟、丰富艺术视野的一个重要机缘。至少这巩俐就不像个弱小贤惠只会为男人着想的“理想女性”，倒像是个活生生有个性的现代人。具有微妙讽刺意味的是，她在银幕上塑造的那位亮丽女性，却从未遇上过一个有成熟魅力的男人，除了《红高粱》里那群大男孩，她周围永远只有老老头和小老头。那些眼红张艺谋“国际级大师地位”(中国影视小报语)的作家艺术家们，是不是也该在琢磨诺贝尔、奥斯卡一类大事之余，花点精力智商好好琢磨一下自己和周围女人们的关系呢？当年忙“超英赶美”，银幕上小说里的人物全都顾不上谈恋爱。如今忙“走向世界”，也不是摆摆言情和性解放的姿态就能对付过去的。弄不好眼大肚子小、自欺欺人的历史变相重演。老调子在中国本来容易重弹。
女性主义在中国，作为一个批评的声音，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虽然我什么主义都不大喜欢，更对这新舶来的主义能否迅速传播持怀疑态度——在一个连“小脚”情结都尚未彻底解开的国度里。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结构的深刻颠覆性和威胁，可能正是它目前困境的原因之一。像一切苦大仇深的被压迫族群一样，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也极易过激、盲动和板化，沦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走向精英化、学院化，成为小圈子里的时髦。西方近几十年来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一切有识之士、受过现代文化浸染的人，应该对此有基本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块辨别一个中国人到底有多少现代意识的试金石。
贴上两条剪报来结尾。
一条是个喜剧性花絮。去年《纽约时报》上刊载走红电影《The JoyLuck Club》导演专访。影片据美籍华裔女作家Amy Tan同名畅销小说《喜福会》改编，算是第一部描写中国移民生活的好莱坞大制作。四十多岁的导演Wayne Wang也是美籍华裔，此前拍过多部很好的风格片，这是他第一部主流商业片。记者问他：片里中国男人怎么都是头脑简单、欺负女人的坏蛋，是不是太脸谱化了？Wayne Wang笑着说：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不在乎，你不知道中国男人有多糟糕，我知道，丑化他们一下没关系。更巧的是，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导演吴天明，就在这片子里扮演了一个玩弄妇女的恶棍！记得我正瞅着银幕上一位穿一领黑袍的男人，突然认出吴天明的脸，差点没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是前来吊唁被他欺负死的女人的。
再一条剪报没什么喜剧性。据《天津日报》报道，中国女人自杀率已居全世界第一，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八日 芝加哥
扎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