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多来，我大部分写歌的时间都肩负着别人的期许，试着揣摩别人的心情，日夜娴熟文字的锻炼和旋律的起落。当我企图寻回自己的样子时，却是越来越模糊了。一些原始的、质朴的创作动机，已经不见了。
于是，我们听到了那首单纯、直接、没有修饰和绕弯的《阿宗三件事》。这三件事都是关于李宗盛本人的：初生女儿，取名“纯儿”；收到很多听众来信，说喜欢他的歌，但自己不知这算不算好事；是个瓦斯行老板的儿子，早年还不会谋生时每天帮父亲送瓦斯。
后来，李宗盛还说：动听的歌容易写，因为有方法、技术、技巧可以获得；而诚恳的歌难得。
我能一直感觉到：诚恳，是李宗盛一直坚守的一个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唱片界浸淫数年，成了“百万制作人”，写了近百首畅销之作，再去看自己创作中的真，居然也觉得寻不回了，抓不住了。
一九九三年底，这位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的副总裁，作出了暂别歌坛的决定，说是要去流浪。
李宗盛事件展示的是一种商业和艺术的两难，虽然他一直都不愿承认：商业和艺术是个两难问题。
确实，从某种角度观察，商业和艺术似乎确可调和。
让我们看看张洪量。
一九八七年，张洪量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祭文》。这张作品奇崛而自我，结果销量极差。张洪量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一九八九年，再出现的张洪量携来一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早已年过三十岁的他，这回在唱片和MTV中的形象翩翩仿若青春少年。偶像的造型，情歌的外套，张洪量被商业接受了。
其后几年，张洪量陆续发表《蜕变》、《有种》、《整个给你》三张专辑，形成了十分经典的“张洪量模式”：主打歌曲统统采用流行的爱情题材，甚至连及另外一些歌曲也这样。在爱情的掩护下，张洪量在整张专辑中探讨某一个主题：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盲聋的困境(《蜕变》)；计算机世界对人的异化(《有种》)；对艺术的执著和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心爱妹妹的眼睛》)。在此整体概念的笼盖下，那些情歌居然也不光是情歌而已。在音乐上，张洪量则专注于他的“复调流行乐”：歌声是重要的，但它仅仅只是同一主题下三四重奏鸣构成的精美织体中的一根纤维。流行语汇与古典语汇，民乐元素和外邦素材，爵士和摇滚、音乐史上少见的乐器组合，融汇成一片大气磅礴的交响。我们或可称之为现代的声乐套曲。尤其《蜕变》这辑大作，值得未来更多的时日去检验它的价值。
张洪量展示的是艺术在流行规则中的曲折宛转，在这方面他真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在通俗的外壳下，他的唱片张张创了市场佳绩。但很显然，张洪量的价值并不在作品流行部分中的商业元素，而在于他的复调、在于他的唱片主题。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醉翁之意，其在酒乎？
流行音乐是一种录音带艺术(tape music)，要靠市场机制、即进入买卖才能发表。唱片公司是一架组织严密、运作完美的赚钱机器，这架机器决定：流行音乐必须获得立刻的回报。
于是，想只尊重自己去创造艺术的想法，一抬步便碰到了流行音乐自身的藩篱。怎么办，绕过去吧。
绕完了以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
最常见的是这种“绕”——依着流行音乐的规则运转的过程中，这台机器对艺术本身进行了磨损。堕落和蜕变，几乎缠绕着每一位抱着个性闯入这片天地的音乐人。
一开始也许是个生存问题——歌手的生存、唱片业的生存。但我们难过地看到，生存之后，我们已经失去扮演自己的能力了。还记得吗？一九八九年，几乎个个成了名的九位滚石歌手，在公司国语事业处副总经理率领下，却只能出一张合集来圆梦。
再看郑智化。
八十年代末，郑智化带着对人生的绝望和宿命感带给台湾歌坛两张大作——《老公的故事》和《单身逃亡》，这是一系列灰暗的、充满失败感的人生图像。《单身逃亡》后就有了《堕落天使》。它在音乐上的独创性是那现代化了的闽南民歌风味，其中包容了数首似被追赶的节奏紧张的快歌，其词作和音乐都可以使人体味出一个追逐生活返过来又被生活追逐的形象。此专辑的微妙之处在于，这里的郑智化不再是单身逃亡式的旁观人世的局外人，而显示了一种投身一搏的入世欲望。为了生存而试着放弃做梦，他也开始悲鸣于道德、解放、传统、现代、物质和精神纠缠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枷锁；也开始清算为了长大而让世俗世界抹在身上的虚伪。但《堕落天使》的最大篇幅，却是爱情的追逐——失落。与流行的“爱情心痛主题”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它还拥有那么多郑智化的东西，保持了一种惯性的虚无感。再其后，商业上的陆续成功，郑智化脱离可登进入飞碟，推出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年轻时代》，终归也要拖着“光明的尾巴”，唱唱流行的爱情和道理了。商业性的急功近利使郑智化在作品深度上再下一个台阶，相较于初入唱片业的大孩子，郑智化这回是真真切切令人惋惜地堕落了。
其后，郑智化写下了《私房歌》，“因为不愿被这个世界改变”，而写下“我的私生活”。《私房歌》让郑智化回升了一下，但这一回升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企图而非结果，接下来一张《星星点灯》，再次把郑智化打进肤浅迎合的商业陷阱。
对此，郑智化是不是早已察觉并偶尔难过，我们不好妄加猜测。但《星星点灯》中的一曲《朋友，天堂好吗》，却真像两个郑智化的对话。
你现在一定在笑我／笑我太不值得／为了换取一点点虚荣／而付出了所有
你现在一定在骂我／骂得我不知所措／富贵荣华能拥有多久／人生如梦转眼过
朋友呵，天堂好吗／我还厚着脸皮继续活着／反反覆覆有太多理由，找不到真正的理由
朋友呵，天堂好吗／我的一生为着别人而活／我在掌声之中起起落落／没有人相信我的脆弱
朋友呵，天堂好吗／终于实现了你的承诺／无牵无挂挥一挥衣袖／天地之间任你翱游
朋友呵，天堂好吗／仿佛只能用这样的问候／让你记得有一个朋友／在人间得到一切，却一无所有
在商业机制里转悠的艺术家有时是不知不觉显出了“媚态”，这种媚态有时反而以艺术的面目，反打艺术一记耳光。
九十年代，罗大佑移居香港，创办了独资的“音乐工厂”。一九九二年，音乐工厂推出《音都》。依然还在关注社会，且音乐技巧完美，整体创意出众，但赞叹之余，为什么觉得它急于表达、缺乏诚意？为什么觉得这是一种制造出来的深刻、深刻上已抹了太多花枪虚晃的脂粉？
所谓新古典主义的非商业清流，爱尔兰的恩雅(Ehya)是值得赞美的。但是，近年的恩雅却不过重复着一种忘我的自我模仿而已。我们不禁要问，依然脱俗的恩雅，还是那股非商业的清流吗？
流行音乐本身有病，它太在乎接受了。在进入创作之前，创作者先就把自己丢了大半。与其说是创作，毋宁说是表演。他一边为取悦别人作出一个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是歌词或者曲调；一边预先揣摩打量着别人的反应，将别人不喜欢的自觉地抹去。等歌曲出笼一看，嗬！它是多么地讨人喜欢呵。
这种权衡，就是商业性。从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它对艺术之真的扭曲。这种扭曲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创新和个性也能当作商业元素制造，反大众也能成为征服大众的手段，脱俗也能变成媚俗的假面。
商业性作彻底了，就是一只眼盯着排行榜，一只眼数着到手的钞票。它是艺术的死敌。
但是，在为商业性辩护的人中却有罗大佑、李宗盛等一大批艺术家。其实我想，他们原本不想否定的只是流行音乐本身的一些品质，比如好听上口、平易近人、简单中不比“阳春白雪”少的艺术创造。这不是流行音乐的商业性，而是其大众性、平民性，这个圈子里确有它独属的价值，即：如何把通俗做成艺术，如何艺术地创作通俗。
即便如此，流行也不能成为目的。流行之外还有价值，大众之外还有更高的山。艺术的使命是：为艺术发展本身再上一个螺旋，完成对人的升华、对生命的怀疑和肯定。艺术的创新决定了，它是孤独的，至少一开始是孤独的，是走出了大众的视野的。不出几个月，排行榜早已烟消云散，轰动的艺术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将把什么留在流行音乐的历史上？
“求轰动艺术”造成的艺术自身的缺氧，使现今真正的流行音乐评论，都还过多地处于对艺术认同的低层次，还远远未曾进入对艺术的批评。也许，这个阶段还会继续下去——在铺天盖地的伪艺术混杂下，太需要先看清和肯定那些真的东西。
流行音乐也需要寂寞，需要在寂寞中接近音乐的高贵气质。当然，这种接近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简单地涉足所谓高雅，所做的一切无非是遵从我们心灵的驱使、尊重自我创作的真实，抬步迈向局限的人类永远在企图飞越的远方。极少的独行者就这么走着。它可能是流行的，可能是不流行的。流行是一种文化的共鸣，不流行将留下一个真实生命生存过的痕迹。其时，流行音乐只是一种体裁、一种样式。寻求超越吧！在商业的齿轮下，让我们首先想想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流行音乐能回到写书的心态上吗？现在写书的心态能回到工业社会以前的写书心态上吗？文化正在生产，文化出版正在商业化。在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各种文化都在产生排行榜或类排行榜。商业并不可怕，从问题的另一面看，它带来了更大范围的文化传播。但是商业化中莫忘了注意：流行音乐这面前车之鉴。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于武昌
听者有心
李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