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戏称自己是评论长篇小说的“专业户”，的确，他在长篇的评论上耗费时间之多，用力之勤，都是令人钦佩的，工夫不负苦心人，他对长篇小说审美规范和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而且有自己的深入的观察与独到的见解。《试论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的三个矛盾》、《长篇小说艺术琐谈(三则)》和《历史小说：期待着新的突破》等篇，针对当前长篇小说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他关于长篇要防止主观随意性，主张长篇也要有艺术节制的论述，关于当前长篇创作中作家所遇到的“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与生活积累、艺术功力的不足”、“生活的急剧变化、纷纭复杂与作家思维的定型化”和“长篇小说文体范式的建立与作家创作主观随意性的泛滥”三对矛盾的分析及解决的方法，既结合实际，切中肯綮，又做出了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警策深刻，令人心折。这里特别要谈他针对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认为，要使历史题材的小说更上一层楼，要注意历史观念的更新，要注意对长期形成的各种文化心态进行开掘，要大胆吸取一些现代艺术的养料，并就这三点展开了具体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历史观念更新这一点，他指出：“历史小说创作，固然要尊重历史，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创造历史氛围，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用时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去烛照历史，发现那些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然后对历史进行深入的有新意的开掘。”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的确，文学需要历史，并不是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事。我们今天写历史，不是单纯的“还原”历史，而是从我们今天的需要出发，从当代的意识出发，与历史对话，并从对话中提取能够预测时代发展的趋势与流向的东西。新历史主义有句名言：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文本是历史的，是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本放到原有历史的环境中去考量，使文本获得历史的品格；历史是文本的，是要求作家不必把历史看成是僵死的、固定的，历史也是不确定的文本我们可以以今天的意识去理解历史文本，改造和构设历史文本不断地构设出新的历史来。所以，在当代的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几乎同时有五部小说写武则天，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武则天的历史故事的发生方式，是特别令今人感兴趣的。作者关于历史小说的意见，与这种观点确有着不谋而合。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对一些老作家敢放开胆子批评，而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作者则在指出作品的不足的同时，给予更多的肯定，这就使他的评论文章显得比较客观而具有力量。王蒙是作者十分喜爱的老作家，但在评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时，他说：“上部写倪吾诚解放前的生活经历，充分展开，有声有色，下部写倪吾诚解放后的生活经历，则只有几章就草草收束，形成了结构上的‘头重脚轻’。”这种在大作家面前，不亢不卑的态度，正是目前批评界所缺少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对青年作家的热情，只要有特点有进步，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不在青年人面前摆老资格，更不指指划划、盛气凌人。谈青年作家作品的不足，总是那样诚恳，不一棍子打死。
这个集子标志作者的文学批评已形成了自己的预成图式，他有自己的批评原则，批评标准，批评方法。他的批评有感情的投入，也不缺乏理论的色彩，他力求批评的客观，但也有自己的批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喜欢那些既有新鲜感，又有厚实感，既可读又耐读，既注意新的艺术探索又比较自然朴实，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善于进行艺术概括的作品”。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一旦形成自己的个性，那么他的批评也就因成熟而具有力度和深度。
(《文学的潮汐》，何镇邦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5.60元)
品书录
童庆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