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提到记者，很多美国人马上想到的是电视里的记者形象。这不仅是因为电视新闻在美国影响巨大，而且是因为一批电视记者的工资数额也是像电影、电视明星演员的一样巨大，并往往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话题。这样的记者也确实是明星。比如美国广播公司的女电视记者戴安那－索耶(Diana Sawyer)，不但人长得美，报道也出众出色，一时间成为几个大广播公司争挖的对象，有家公司甚至愿意出年薪一千万美元来高薪聘请。最后争斗结果，戴安那—索耶据说出于对美国广播公司的忠诚，以年薪七百万留下不走，但是公司专门再为她开办了一个节目，好让她有更大的施展本领的空间。
在摄影灯照射下工作的电视记者确实脸上有光。但是，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他们在工作中那怕出个小破绽也遮藏不住，无可逃遁。说到遮藏不住，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另一位明星级、工资以百万计的电视女记者，而且是个华人。中国有读者肯定马上就想到了宗毓华(Con－nie Chung)。不错。就是她。宗毓华也是长得端庄大方，嗓音甜美，一段时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个星期主播一次或两次晚间新闻节目，颇迷倒一大批美国观众。后来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共同主持晚间新闻，露面的机会多了，情况就不妙了。
去年九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美国总统府白宫签署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的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协议，美国各大电视网王牌主播倾巢出动，现场实况报道这一历史性场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然出动了丹－拉瑟和宗毓华。结果，宗毓华的表现受到华盛顿邮报电视评论员什尔斯(Tom Shales)的严厉批评。宗毓华当时大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大意是尽管以巴双方签署和平协议，但中东不见得马上得到和平，因为哈马斯不会善罢甘休。什尔斯以严厉的语气批评道，宗毓华基本功没学好，不称职，甩出一个让听众观众莫名其妙的“哈马斯”，结果得劳动丹－拉瑟忙不迭地替她随后作注，补充说：“哈马斯就是持强硬派路线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笔者也是像涪陵榨菜一样的正宗华人。或许是出于种族主义，看到什尔斯批评属我族类的宗毓华便立刻愤怒，认为这个什尔斯大约是种族主义在他身上作怪，尽管什尔斯在同一篇文章当中对非我族类的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詹宁斯(Peter Jennings)批评得更尖刻。后来，看到宗毓华自己主持的节目没有什么大特色，对什尔斯的愤怒也就开始淡了。再到后来，宗毓华采访在好莱坞的一个风云人物，一个据说专为演艺界人士提供妓女的鸨母。这位鸨母三十岁不到，却经营有方，赚了大钱，据说也掌握了好莱坞的一些名人大客。在主持卖淫事发，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查之后，这位年轻企业家扬言，她有几个本子，上面记着这些名人的尊姓大名，若把她逼急了，她就要把这些尊姓大名和不干不净的人抖落在一起。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但宗毓华对她的采访却甚是无趣。记者本应当是随机应变的狐狸，宗毓华这次显然是一只仅仅准备了一着的刺猖，一个劲地从死角问一些死问题，费尽心机想问出不供发表的名人录内容，简直像个初出茅庐的侦探。其实，这样的采访对象完全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大角度开掘出好新闻来。笔者从此对什尔斯的愤怒基本消散，同时也意识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电视记者的确不是好玩的。
人们的目光被年薪几百万美元的明星夺去，往往也就容易忘了明星像中彩票的人一样是珍稀动物。在美国，记者的社会地位可能算不低，自称记者一般不必脸红心跳。但是，大部分记者的经济地位却不能算高。美国有一项统计数字显示，美国记者的平均工资不足每年两万。也就是说，假如这些无冕皇帝女王们有幸能够保住尊位，他们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是贫下中农的级别。而且，他们也像贫下中农一样起早贪黑终年劳作不得安闲，因为地里的活儿(field Work，实地调查、采访)太多太重，总是有忙不完的抢收抢种，龙口夺粮，因为他们首先要让别人开口，他们自己才能吃饭。然而，记者靠打开别人的口挣饭吃，却不能吃人家的唾余。文章写得要耐看好看，就一定得广种薄收，去芜存菁，工夫要花足。美国记者做一段两分钟的电视新闻报道，或写一篇四分之一版大小的新闻，采访五个人，查阅十本资料常常是属于正当防卫。哪个记者要是胆敢图省事，跑到市政府拿着话筒往市长嘴边一塞，问一句，“凯利市长，请您谈谈今年为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人民办实事的宏伟计划好吗？”然后开开录音机、摄影机，让这位健谈的市长自由发挥自己喜欢谈的题目，然后记者再把这自由发挥的录音、录相拿回去剪辑敷衍成一条新闻，那么，这记者即使不遭到老板的枪毙(being fired，解雇)，也得被同行鄙视或当成笑柄。因为弄出这样没有分析的一家独白的新闻，会被认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不可及，白白给政客作广告。这样的广告要是让政客自己做，三十秒钟的广告费得要有几千或几万美元。
美国的记者可以说干活一点不比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农民轻松。种地的一年种他个三季也就可以了。记者一个星期种三季四季是常事，而且不能休耕，不能马虎。像宗毓华随口说出个“哈马斯”不加解释，批评家就认为她或是无知又没有老实地完成家庭作业(home Work， 准备工作)，或是连新闻作业的ABC都没掌握好。按照美国标准的新闻作业规范，凡是有可能让听众读者感到迷惑的名词、概念，新闻记者都有责任随时给以深入浅出的解释。比如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报道中国防治麻疯病的成就时，就不忘来句诸如“麻疯病是一种细菌引起的疾病，患者病变部位皮肤失去知觉，严重时可能丧失手指、鼻子等身体突出部位，有传染性，但传染性不强”之类的解释。这不仅是尽报纸传播知识的责任，也是打消一些读者闻“疯”丧胆的不必要恐惧。
美国记者不但在地里干重活儿，回到屋里整理加工采访来的收获也一点不轻松。拙作《信息超级市场》中举出几段美国记者文笔讲究的例子，就可以约略看出美国记者是按照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路子写作的。假如用一个辞来形容美国记者的写作过程，最合适的辞大概是“劳苦”。全凭才气不必劳苦的好记者可以说绝对没有。文学写作上有一个“两句三年得”的愁眉苦脸的贾岛(钱钟书语)，也有很多“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这两种人都可能写出好文学作品来。但新闻作品就不行。克林顿总统要提名某某当部长，这某某的情况，如同事对他的评价如何、他过去有什么过失什么成就等等，就不是可以凭才气或功底连夜写出的。写这样的新闻只有老老实实地愁眉苦脸。假如被认为是捏造了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还有可能吃官司。
相对而言，中国有些记者的写作过程就很“潇洒”。比如写出下面一段文字的这位记者：“北京××大学教授经历十年刻苦钻研，使用侧偏系综平均方法取代雷诺平均方法，得出了湍流通用物理方程……”这样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文字只能用“潇洒”一语形容。人们借助这段天书文字可以想象出这位记者仁兄一篇报道两分钟完成，然后扬长而去喝茶聊天或悠然望西山的潇洒。不知道为什么，笔者由这篇报道老想到曾经从华盛顿的中国城买的一捆菠菜。小小一捆菠菜洗出半盆泥，当时不禁心想，当初从地里收菠菜的又是一位华人仁兄，一把薅四棵一捆扎沿着一条潇洒的轨迹投入筐里直接上市了。从半盆泥里可以看出这菠菜的新鲜，也可以看出华人能省则省、不多费工夫加工的聪明。美国商店里卖的菠菜，则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洗到红根发白，或干脆一刀切，切掉拖泥带水的根、梗，只留下菠菜叶，让笔者这样的人认为是太过了。不过，在菠菜和新闻问题上，看来绝大部分消费者都不理会“过犹不及”的古训。
美国记者对新闻素材精心加工，结果是作为消费者的读者能够顺顺溜溜地享受阅读的快乐，一般不用担心时常碰上硌牙的土坷垃。这样的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显然都感到佩服。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下指示，要求中国的记者向资产阶级通讯社的记者学习，而这学习对象当中肯定少不了美国的记者。刘少奇当时的话是这么说的：
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人们从他们的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刘少奇主席当年读西方记者的报道，大约常常是面带微笑、心情轻松。他在这里所说的西方记者挖苦中国，其实往往是愁眉苦脸的记者在写作沉闷的大新闻的时候存心给自己、给读者找乐，好让自己写得下去，读者读得下去。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可以说是记者乐意，读者乐见，老板鼓励的。笔者为了举个例子，随便抽出一张旧《华盛顿邮报》，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的，头版有一条关于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文章。这样的题目虽然重要，但也属于典型的沉闷族。文章的开头，即新闻的导语，记者普里斯特(Dana Priest)是这么写的：
Norwich，Conn.－The 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ay have Harry and Louise and a ＄10 million advertisingbudget.But only Bill Clinton has the presidency and that，asClinton’s recent Visit here demonstrated，is worth alot.
(大意：发自康涅狄格州诺威奇——美国健康保险协会可以有一千万美元来制作广告，可以有雇来的演员在电视上扮演普通百姓(Harry and Louise夫妻)来反对克林顿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可是，拥有总统职位的却只有克林顿，而这总统之尊也抵得上一座或半座金山。克林顿最近到此地一游就显明了这一点。)
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太报的记者虽然努力把文章写得轻松，却没有就此走上嬉皮笑脸的路子。在这个传统价值纷纷崩溃的年代，这些美国的记者还在固守“文以载道”的老价值，总是明里暗里以担负不凡的崇高使命自居。讲了这一大些，总是太抽象。举一篇美国记者谈论美国的报道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对不在美国的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又可能太“隔”，确实也隔了一层太平洋。所以最好举美国记者报道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但是，这样也有一个麻烦。这就是美国记者一般都没有受过纯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训练。所以，对很多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路修过马列必修课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难免偏颇，有时候则是大不敬，让人上火。所以最好举一个不大能引起争议的例子。这就又回到了纪思道。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一九九三年五月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文章的起笔是这样的：
发自上海——美国的中学教师故去升天之后，可能发现自己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教书，教一些像Ellen Y.Zhu这样的两眼放光、勤奋好学的学生。
中国的学校里难道没有暴力活动么？当然有。那是学生在上生物课解剖青蛙。
中国的学生没有纪律问题么？有的。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学生想把学习放几个小时，好看看电视。
中国学生没有青少年性行为的问题么？不太多。
Zhu小姐说，“谈恋爱虽然不受禁止，但学校不鼓励我们早早地坠入情网。”说这话的时候，Zhu小姐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是能让班上的男同学彻底心凉。“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用来学习。”
在这里，这位美国记者以轻松愉快的文字，报道了上海的两个最好的中学的情况。里面确包含一些挖苦。但是，挖苦的主要对象恐怕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可以认为，记者其实在这里是用另一种方式发出严肃的感叹。美国大城市的公立学校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学生动不动就动枪解决鸡毛蒜皮的纠纷，美国学生往往一个星期要看几十个小时的电视，平均学习成绩在各个工业化国家当中名列后茅。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要生孩子。这一切在美国已经不成为大新闻。纪思道接下去讲中国的最好的学生多么优秀，他们多么用功，他们的英语讲得如何比一些美国的学生还好。但在做了中、美优劣对比之后，记者纪思道在文章的末尾也从道义的角度对中国最优秀的学校的教育发出了客气委婉却不失严厉的批评。在说到中国农村很多学生因为家长拿不出十到二十美元的学费而被迫辍学之后，他接着写下了文章的最后几段文字，笔者照抄如下：
Nationally，only 13 percent of children even enter high school.in 1992，the dropout rate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ctually rose，by 6percent.
The state offers a subsidy of about ＄200 a year per pupil tothe best high schools in Shanghai，but many village schools getnothing.While China is producing a crop of brilliant scientists at itsbest schools，it is also producing another generation of semiillite－rates from its rural schools.
Is this fair？The Shanghai students squirm a bit，but say it is.
“If we gave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to the rural provinces，we could support a lot more students，”conceded Shirley Q.C.
Zhao，an 18－year－old at the girls school.“But their facilities andteachers aren’t very good，so it’s not much use to try and teachthem so much.It’s better to train us.”
(大意：从全中国来看，能够进中学的孩子只有百分之十三。一九九二年，初中的辍学率上升了百分之六。对每个在上海最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国家每年补贴二百美元，而很多农村学校却什么也得不到。中国一方面在最好的学校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方面在农村造就另一代半文盲。这难道是公平的么？上海这些最好的中学的学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扭捏，但仍是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假如同样一笔钱给了地方，可能会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十八岁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Shirley Q.C.Zhao如是说。“但是，他们的设备条件和教师都不行。因此，花大力气教他们没什么大用，还不如培养训练我们。”)
这是一段典型的美国记者的文字，用数字、用他人的口说话，说的是严肃得可怕的话。美国的读者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大约已经不感到新奇。在这里令他们感到新奇的大概是，受到最好的教育这些中国学生竟然如此自命不凡，自以为高人一等。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大概美国还会有读者不禁要想，Zhao小姐这样的学生若是生在美国的林肯时代，会不会坚决维护奴隶制度？中国最好的学校培养的学生为什么没有起码的公平观念？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幸运就是应当幸运，还应当更加幸运？那些不幸运的人就应当不幸运，而且应当继续不幸下去？中国的最好的教育里面是不是缺了什么？
中国大概也有读者读到这里要对笔者拍案大喝一声：“嗨，是不是你自己才是满脑子‘文以载道’，而且已经走火入魔，于是便在这几段寻常的文字里费力发掘微言大义，把小讽刺夸张为严厉批评？”对这样的国内读者，笔者只能提出纪思道的另一篇报道做为招架。在采访上海的这些最好的学校之前，纪思道已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报道。报道中特别讲了大别山区一个山村学校的优秀学生戴满菊。报道中所说的山村学校是“野菊坳小学”，有一百三十个学生，来自野菊坳周围大约三十个小山村。一九九○年底过了十三岁生日的戴满菊家境贫寒，记者去她家看到，她家的唯一家当是为一位长辈准备的棺材。可是，戴满菊人穷志气大，学习拔尖，一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成为全家第一个小学毕业的人，长大了当一名教师。但是，在纪思道见到戴满菊的时候，戴满菊已经辍学四次，因为她父母说实在交不起当时相当于每年十三美元的学费。戴满菊当时之所以还留在学校里，只是因为她的一些老师翻山越岭到她家，主动提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替戴满菊交学费。
笔者想，有了这一段上文，美国记者纪思道关于上海学校的报道就好解释一些了。可以看出，美国记者不但能够轻松，有时候也会很沉重，沉重之余让人不由得钦佩戴满菊和她的老师，觉着他们真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戴满菊的故事还有一段下文。关于戴满菊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之后，美国很多读者深受感动，纷纷捐钱给戴满菊付学费。《纽约时报》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支票是十三美元的。但是，纪思道接到一个美国读者寄给他的相当于一万美元的外汇人民币。出于好奇，纪思道找到了这位出手大方的美国读者，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的钱。这位先生说，他家里并不富裕，所以捐的钱实在是不多。纪思道说，一万美元这个数目实在不小。没想到这位先生说，他没有寄一万，而是寄的一百。原来，这位先生去兑换外汇人民币的那家美国银行对人民币业务不熟悉，乱中出错，一百成了一万。有消息就忍不住往外捅的美国记者，这次却装聋作哑。纪思道的太太，当时也是《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的伍洁芳(Sheryl Wu Dunn)，后来在他们夫妻合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得意地说，在确信汇款平安抵达野菊坳小学并被用于资助失学的学生之后，伍洁芳打电话向那家美国银行通报了他们的大错误。那家美国银行的发言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银行很高兴做出了九千九百美元的贡献。”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记者还有调皮的一面。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