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多年来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各文的内容也大都与这一学科有关。说是“短文”，仅是就篇幅的长短而言；它既不是抒情散文，也不是社会杂文，总之，它不属于文艺创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只是作者就某一角度对某一问题所发表的一点看法或意见，似属于理论一类，但又缺乏那种繁证博引、峨冠博带的架势，有点随意发挥性质，但因之也可能引起同道者的思考。敝帚自珍，亟愿在学术长途的跋涉中留下一点脚迹。
先生撒手西去两年后，我们总算看到了这本辗转流徙才得以问世的遗著。读《润华集》，常常想起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出席学术会议时幽默的语态。我有时想，看学者的书，那些颇有经典味的著作，好比是一座山，需费一番心血才可登上顶点；而他们余暇时偶作的随笔，则如乡间野趣的小路，你走在这里，不必为达到终点而费神，随意之中，却可见到有趣的东西。《润华集》比之先生过去写下的多部学术著作，温和的、性情的东西要多些。我觉得，要了解王瑶的世界，这本新书大概是最直截了当和亲切的，它把我们和先生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王瑶是当代学人中一个不可小视的精神存在。他的名字不仅和中古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研究连在一起，而且，也深深地融化在八十年代文化的震荡之中。他因自己的导师和弟子而声名益著，而弟子们也以他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传统，连接到当代的思潮中。我在翻看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等人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时，时常感受到这位老人的身影在晃动着。在当代学术圈子里，有谁像王瑶与自己的弟子那样，构成了一个特有的精神链条？我以为这是“北大”传统的特有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化传统，在几代人间奇妙的延续方式。仅此一点，王瑶在当代文学史上，就可算得一位值得书写的人。
先生一生的大多时光，差不多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但他却是少有的没有迂腐之气的人。他写文章或授课，给人几个明显的印象：一是学问的扎实，从不说无根据的论点；二是现实感很强，总是把使命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到文中；三是不墨守成规，很有生命的质感，在科学求是的前提下，坚持独立思考，敢发前人未发的新论。他一生所选择的两个研究对象，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一为中古文学史，这使他多少染上了魏晋风骨；二是现代文学史，在这一领域，他又多执著于对鲁迅的研究，终其一生，身上含着鲁迅式的忧患和冷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时大概有一种互化的作用，王瑶对魏晋文人与“五四”个性主义作家的偏爱，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术理论潜在着一种较深的历史主义的道德激情。我们今天去读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不得不佩服他的史家智慧与现实的内省意识。他后来带研究生，就一直注意对研究者的史识与史德，以及个性主义的培养。因而，在他的身上，最为明显地存在着两个传统：清儒式的精心致志、一丝不苟，和“五四”式的人文精神。这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缺了第一点，会走向虚无主义和清谈之路；舍去后者，就不免带上旧文人的老气。王瑶把二者结合得很好，他的有分量的文章，都与此有关。我想，在闻一多、朱自清以后，王瑶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通道，他把“五四”新型学人的心灵内核，移到了当代学术领域。这价值，就比许多传统式的学人，要大得多了。
王瑶的学术选择，自始至终对他的知识结构和人生态度，是一个挑战。这里没有丝毫的闲适和自娱，研究客体对他与其说是一个史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生的问题。他研究魏晋文学，深深受到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在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转化方面，为中古文学研究推出新的模式。而治现代文学史，他更是显示出少有的驾驭历史时空的气魄。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传统学者眼中是不被看重的。因为客体离治学的人太近，其分寸感就难以把握。但王瑶却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历史过程中，较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发展的轮廓，且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学术界。这功绩实在难得。中国传统治学之中，史学与文学鉴赏，最为发达。文学理论倒显得浅薄。王瑶的成功，大概也得力于这种传统。他的治学，显然带有旧文人的某些特点：明于史实，精于感悟。虽在理论上不免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立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先验的理性演绎上，却恰恰得之于史的分析，以及文化的比较研究。钱理群认为，王瑶把“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的观念、方法引入文学史研究，这是思维方式的变化。此语十分准确。王瑶继承了鲁迅的现代观念，其认知逻辑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特点，他使那些沉醉于苏俄文艺思想的形而上的研究偏见，与其比较而相形见绌。这与五十年代以来许多从事单一的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比，留下的“实货”就多。所以，北大的高远东先生说：近百年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史学家影响较大，成就最高。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从王国维、冯友兰、刘大杰到王瑶、游国恩等人，史家之光遍泽华林，其硕果之丰真让搞思辨理性的人企羡不已。
王瑶的魅力，正是表现在史家的敏锐和严谨上。他治中古文学史时，是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维宇宙的。对魏晋文人的把握和思考，带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认识的合于历史的创见性。这种历史主义的精神，不是单纯地表现在书卷气中，相反，它深深带有明古以察今，知史而洞生的现实人生态度。葛晓音认为，王先生“凭着他擅长收罗和分析史料的功力以及善于搭大架子的宏伟气魄，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学术思潮、文人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探索各时期文学的发展规律，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一条新路。”他后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后，这种严谨的治学方式也被带入进来。鲁迅研究的论著，六十年来汗牛充栋。但先生却以独立的史家气魄，用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形成了自己的鲁迅研究的独有的风格。诸如对《野草》、《故事新编》精确、独有的创见，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把握等，至今仍启示着后人。王瑶以视野的开阔、和治学的严谨而著称于世，这就消解了空洞的思维在认识论上的悖论。先生四十年来关于鲁迅等人的研究文章所以大多未能过时，正是缘于这种史家的良知吧？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当思辨哲学盛行的时候，在诸种文化思潮涌来的过程中，他依然留守在自己的精神园地，坚持史学家固有的立场。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成果最显著的年头。王瑶晚年对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理论，涉猎是有限的。抽象的思辨哲学，和他有很大的距离。他并不反对宏观研究，对那些有创见的青年学者，是鼓励的。在《润华集》里，可以隐隐地感到他对当时流行的思辨理性的那种复杂的态度。他的心灵深处，本能地体现出一种对先验理念的拒绝，传统的治学“范式”，深深地限制了他。但他对新的理论的评判不是从理性逻辑上着眼的，而是从其论述事实的结论中，考察其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恰恰是从某些理论对中国文化不合实际的套用里，他发现了学术研究领域某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因此，这位老人多次呼吁学术界“还是严谨一些好。”并强调：“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先生在认识事物的角度上，显然与青年人存在着一种“代沟”，但在他深情的告诫里，也确确实实闪现着他特有的智慧。而这些话，有的确实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王瑶以自己的执著，赢得了几代后学的尊敬。他把老“北大”和“清华”学者的治学传统，很好地继承并传递给了人们。但我以为王瑶生命旅程中最迷人的地方，还不仅仅表现于此。在我看来，他的那些颇有生命力的个性主义精神，那种“五四”学人式的内省意识，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当代学术领域最有人格魅力的学者之一。先生在晚年，写了许多关于“五四”文化的文章。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还多次讲演并撰文，反思“五四”传统的历史价值。记得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学术交流会上，他一直强调鲁迅那句“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观点，强调“我是我自己的”理论，并且认为，当代学人，应更多地去注意人的现代化问题。在这里，他早年主编《清华周刊》时的那种批判意识，被重新的召唤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那种鲁迅式的反讽、机智，显得越发浓烈。在多次的学术会议上，他对现代文学史的本体性的思考，似乎过多地让位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审视。他讲鲁迅、谈巴金，其热情简直像一名青年诗人。《润华集》中部分地体现了他在晚年那种孤独而炽烈的情感方式。他的弟子们，不止一次地被他那特有的情感所震撼着，乃至于即使学术研究方法上略有差异，但在他的近于父爱而又家长式的独白里，体味到一种哲人式的冲击力。他的这种文化嗅觉和情感逻辑方式，我们时常可以在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等人那里找到某种回应，虽然这种回应已不再是精神上的简单重复。赵园曾说：先生最吸引自己的，“是他的人格，他的智慧及其表达方式。这智慧多半不是在课堂或学术讲坛上，而是在纵意而谈中随时喷涌的。与他亲近过的，不能忘怀那客厅，那茶几上的茶杯和烟灰缸，那斜倚在沙发上白发如雪的智者，他无穷的机智，他惊人的敏锐，他的谐谑，他的似喘似咳的笑。可惜这大量的智慧即如此地弥散在空气里”。王瑶的这种个性，在当代学人中，大概是少有的吧？当钱理群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显然，王瑶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也正是通过钱理群等一些中青年学者，王瑶生命力，或者说是“五四”个性主义的生命力，在当代文化领域中，得到了延续。
王瑶之于文学研究，重要的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理论模式，什么治学方法论，而在于他那种精神的存在方式，在于他的灵魂的内在凝聚力。他实际上，是在以一种人格力量，影响着学术舞台。在现代作家中，先生格外看重鲁迅和巴金两位，且对两者的研究用力最深。这种价值趋同的内在隐喻是不言而喻的。他把中国知识分子真的灵魂、纯的灵魂，带到了治学的领域，其情感之真，令人感叹不已。他在弥留之际，曾写便笺给巴金，云“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短短几句话，可以说是先生学术生涯的有分量的绝笔，它给人的提示，已大大地超出了学术范围。也许，如今我们全面审视先生的研究论著，可挑剔的地方还不少，诸如拘泥于古典式的治学方法，研究现代作家时缺少创造性的治学“范式”等等，但是这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文化老人，却仿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灵魂，使这门年轻的学科，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阴影，并焕发出永不衰竭的光热来。《润华集》中许多语重心长的话语，许多自信而热忱的述说，正是对他人格的形象的注释。读这些随笔，其感受并不亚于读那些宏篇巨制吧？
我至今忘不了一九八九年岁末那个寒冷的日子，在八宝山的礼堂里，悼念先生的大会，竟那样出奇的沉重和悲壮。会后看到钱理群先生转来的一组悼念先生的文稿，简直像裹着一团火。我平生还很少读过如此悲慨、压抑、冲动的悼念学者的文章。那些带泪的文字，几乎少有单纯谈先生治文学史的，都夹带了那么多人生的感慨。中国的许多学人，进入晚年，或堕入国粹而不能自拔，或“既离民众，渐入颓唐”。鲁迅对章太炎晚年沉寂的遗憾，可以说是对学人的一种深切的警告。但王瑶却不同于传统学人，他的身上，已不再单纯地承载着一种学术的风范。他的生命的最后岁月，更为明显地呈现着他的老师闻一多、朱自清晚年的形影。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境，竟如此相似。他苍老的身体后，拖着一道历史的长影。在这个长影里，你可以读到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痛苦的智慧。王瑶的存在预示着一种历史的延续，它粉碎了那些躲在书斋中安然度日者的白日梦。他的生命本身，和他从事的研究对象本身，竟如此巧地迭印在一起。此学术之悲乎？喜乎？我说不出来，但只有在读《润华集》的时候，我才感到“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的话，是多么有分量！人生做到了这一点，可谓足矣。
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于蒲黄榆
(《润华集》，王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4.10元)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