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我思索：为什么会这样？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多年以来，我想出了一些道理，直到前些时，看长春出版的《文艺争鸣》双月刊一九九三年第五期，上面有周乐诗的《换装：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女性写作传统和女性文学批评策略》一文，我觉得他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比我想到的深刻得多。他根据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关于现代社会既是“菲勒斯(男性)中心”社会，也是“逻各斯(语词)中心”社会，二者复合为“菲逻各斯中心”的理论，认为还要看到社会多重权力压迫系统的结构，这才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即“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的反常现象。我很赞赏“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这一提法，这指的就是“男人说女人话”，它是对这一现象的更精确的理论性的表述。周乐诗的文章列举屈原、宋玉、曹植、辛弃疾诗词中男人说女人话的许多例子，关于辛弃疾，他说：“即以豪放风格见长的辛弃疾也有如许忸怩的词章：‘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这说得很有趣。周文从理论上说明道：“自拟闺中少妇娇媚幽怨的诗词，频频出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当我们进入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秩序时可以发现，因为他们受到王权统治中心的压抑，这种受压抑的处境使他们在进入‘菲逻各斯中心’系统时，被贬入以女性作为象征的客体地位，因而男性作家被迫使用受压抑的女性话语。……君臣、父子、夫妻等组成一对对二元对立的统治被统治的等级压迫关系。班昭在《女诫》中云：‘(女人)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这样，男性诗文中君臣之遇的关系，便与表现男女感情的各式主题形成对应意义：渴望报效—相思；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为君王重用—宠幸；受冷落—薄情；遭排挤打击—弃妇。这样的理解，男性作家笔下众多的闺怨诗文便有了着落。”这就是说，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男性作家在君臣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与女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相同，所以易于通感。男性作家作为男性，在“菲逻各斯中心”的秩序中，能找准的位置就只有统治压抑之下的女性的位置，所以他们只好委委曲曲地说女人话。这种解释，是相当深刻的。
但是，我再细想，又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男人说女人话，仅仅是消极的被迫，而不是一种积极地主动地选择吗？没有艺术表现上的必要吗？如果纯粹出于被迫，那就应该所有男性作家一概都只说女人话，事实上，并非所有男性诗人词客的集子里只有“闺怨”“宫怨”一类题目，他们说男人话的时候还是占绝大多数。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他们才要说女人话呢？有什么艺术上的必要呢？于是，我找出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来看，这是常州词派的词论的代表，看看他对于“托志帷房”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白雨斋词话》卷五第二七条(标码据人民文学版，下同)云：“蒿庵《蝶恋花》四章，所谓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阳依绿树。门外斑骓，过了偏相顾。玉勒珠鞭何处住，回头不觉天将暮。’‘回头’七字，感慨无限。下云：‘风里余花都散去。不省分开，何日能重遇。凝睇窥君君莫误，几多心事从君诉。’声情酸楚，却又哀而不伤。次章云：‘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心事曲折传出。下云：‘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韬光匿采，忧谗畏讥，可为三叹。三章云：‘绿树阴阴晴昼午。过了残春，红萼谁为主。宛转花<SPS=0482>勤拥护，帘前错唤金鹦鹉。’词殊怨慕。次章盖言所谋有可成之机，此则伤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云迷洞户。不道今朝，还比前朝苦。’悲怨已极。结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侬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谗人间之，故无怨当局之语。然非深于风骚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残梦初回新睡足。忽被东风，吹上横江曲。寄语归期休暗卜，归来梦亦难重续。’决然舍去，中有怨情，故才欲说便咽住。下云：‘隐约遥峰窗外绿。不许临行，私语还相属。过眼芳华直太促，从今望断横波目。’天长地久之恨，海枯石烂之情，不难得其缠绵沉着，而难其温厚和平。”庄<SPS=0549>的《蒿庵词》，是陈廷焯极口推崇为“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的，这四阕《蝶恋花》又是《蒿庵词》中被陈廷焯举为“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的代表之作。这四阕词都是典型的男人说女人话。词中的抒情主角的形象，是那么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仕途奔兢的男性官僚，他在“当局”面前有“所谋”，先觉得有“可成之机”，而又“韬光匿采，忧谗畏讥”，终于确有“谗人间之”，致使“伤所遇之卒不合”，直到不能不“决然舍去”，仍然“深信而不疑”，这样一个萦心利禄、摇尾乞怜的老官僚或酸书生的形象，同那个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的形象实在反差太大了。那么可以推想，男人说女人话的必要，或许就是为了美化，为了把君臣之间并不美的关系，披上一套男女之情的美的外衣。这个推想，仍在《白雨斋词话》中便可找到佐证，卷三第四○条云：“西堂《菩萨蛮·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温韦，身世兴衰之感，略见于此，而词意不免浅显。如‘负负欲何言，饥来难叩门。’又‘浓笑写官衔，排行无二三。’又‘叹息返柴庐，当门立吏胥。’又‘白发影婆娑，秋风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无一钱。’又‘何处度余年，除非离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便是飞卿复作。余惟爱其次章云：‘六宫闹扫芙蓉镜，君王偶爱飞蓬鬓。殿脚惜空同，昭阳天几重。江南春雨晚，红豆新歌满。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读之令人泪下。”所举“全失忠厚之旨”诸句，全是没有说女人话而直发失意的老头的牢骚的，那些形象确实不怎么美。(虽是诗圣杜甫，他的“一饭不忘君”的形象，例如自己吃槐叶冷淘而想到“君王纳晚凉，此味亦时须”之类，一个老头儿想念皇帝，也不怎么美。)而被赞赏的那一阕，所谓“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恰恰是男人说女人话，有了一个美人形象，所以就“读之令人泪下”了。其实，尤侗的牢骚，不过是晚年不得意，而早年曾蒙皇帝赞了一句“真才子”，他就把这么一点“恩荣”女性化为“君王偶爱飞蓬鬓”，把自己的感激涕零女性化为“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真叫人觉得怪恶心的。
那么，常州词派的主张，是不是只要是男人说女人话，一概都好呢？则又不然。《白雨斋词话》卷三第四七条云：“叶元礼词，直是女儿声口。如‘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又‘蝶粉蜂黄拚付与，浅颦深笑总难知。教人何处忏情痴。’又‘罗裙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样泪痕深’，又‘此生有分是相思’等句，纤小柔媚，皆无一毫丈夫气，宜其天亡也。”主张“托志帷房”的常州派，却又反对男人说女人话说得“直是女儿声口”，甚至诅咒这样的男人活该早天，这又是为什么呢？正在此时，读到了乔以钢女士的系列论文集《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使我豁然开朗。
《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以下简称《世界》)一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自古代至当代的妇女文学，全书充溢着思辨性和艺术性，处处闪烁着理论和智慧的独创性的光，其研究重点是现代妇女文学，但我以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的，尤在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如果说，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文学，尤其是当代妇女文学，已经很有人研究过，《世界》一书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非有新见新意不漫然下笔；那么，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除了极个别的如李清照而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作过理论研究(不是说没有人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有之自《世界》一书始。例如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男性作家的思想背景中，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而外，异端的道家佛家常常有复杂的甚至很强的影响，而女作者们受儒家以外思想的影响要微弱得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常有纵深的历史感、恢宏的宇宙意识，而女性作者所重视的只是现时现世的家庭亲族间的人伦情感；男性作家的幻想可以天马行空，弃世绝俗，女性作者即有幻想，也大都偏重情爱的实现，缺乏对现实的否定性的超越；还有书中全面细致地剖析了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诸如此类，都是没有人指出过，如今一指出来又是这么确然至当而不可易的。但是对此我也不打算全面评论，我要说的还是它对我一直在思索着的问题的启发。
《世界》一书中这样谈到“男人说女人话”的问题：“中国历代有许多男性文人曾经拟作闺音，他们将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向女性生活、女性情感，有些作品相当‘女性化’，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而且，有些时候，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透视甚至比女性自己更为清晰、深刻。然而，无论如何，那终归是男子眼中、男子心中的女性，是渗透了男性意识而完成的作品。就反映女子心灵而言，虽然可以相当接近真实，但与女子自己的创作相比，毕竟只能属于<SPS=0939>品。”此书不是专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更详细发挥，但是它细致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即真正的“女人话”与男性作者的作品的异同，这就大有助于我们研究男人何以要说女人话，说到什么程度等等。
《世界》一书提出了一个概念：“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以为是极重要的。书中本来是指女子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女性之别，而其意识中没有灌注以人的质感、人的主体精神，所以那种女性意识只是“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想，这个概念更适用于“男人说女人话”的场合，用这概念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本来无非是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与性无关，但是用女人话一说出来，这就加以“性化”了，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为何要说女人话的道理。另一方面，男人所应说的女人话，并非任何女人话，而只是“性化”了的附庸奴隶之话，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说女人话只应说到如何程度的界限。
那么，男性作家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何以需要加以“性化”呢？《世界》书中有云：“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仕与隐的矛盾，在女子身上是不存在的。她们无‘仕’的资格，也便少些‘隐’的欲念。”又有云：“封闭的环境，低下的地位，把妇女牢牢捆绑在各自所依附的男人身上——即使他远走天涯，即使他早已死去。这种绝对而永久的屈从，使女人很自然地产生了格外注重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心理。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婚前根本未曾有过恋爱的经历，但这却只是愈加促使她们高度重视既成事实的‘命定’的婚姻，……当她们赖以寄托全部人生的家庭生活、婚姻关系出现种种不合人意的状况时，此中哀痛特别强烈，特别难以忍受”。由此可见，男性作家的奴隶意识，由于实际上存在着“仕”与“隐”、“进”与“退”的选择可能，表现出来就还不是那么“绝对而永久”；只有进入性别关系中自居于对某一个既定的“夫主”的“绝对永久的屈从”的地位，才能使感情表现得专一。孟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都惹得皇帝不高兴，就因为其中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负气的意思；如果用女人话来说，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负气话。“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只是女子还相当自由的“三百篇”时代才会有的声音。前面我们说男人说女人话是由于美化的必要，那还是从表现手法上说的；现在我们更补充以把附庸意识、奴隶意识再加强化专一化坚贞化的必要，即意识上的必要，这就更完整了。
另一方面，男人说女人话，又以说到什么程度为限呢？《世界》中有云：“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爱具有狭、深、抑的特点。狭，是指她们受特定生活状况的制约，爱的范围偏于狭隘，基本限于自己的家庭圈子。……当一切都系于家庭，都系于父母、公婆、丈夫、儿女身上时，人生情感在这狭小的河道中奔涌，常是格外深沉浓郁的。而这种不仅基于血缘、婚姻关系本身而且基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爱，在特定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的统驭下，不少时候其实含有卑贱者对高贵者蛰伏、礼拜的意味，于是，她们的爱又往往显得抑郁而沉重。”我由此想通了，常州词派理论家为什么不赞成男人说女人话说到“直是女儿声口”的程度，就因为“托志帷房”的本意，是要把男子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说得像封建女性的爱那样深沉浓郁、压抑沉重，《白雨斋词话》反复强调词要“沉郁”，要“中有怨情”，就是此意。而叶元礼词中“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等句，则只是有女儿的“纤小柔媚”，没有思妇怨女的浓郁沉重，所以不足取。《白雨斋词话》的自序中指出有一种词的毛病是“美人香草，貌托灵修，蝶雨梨云，指陈琐屑”，正是指屈原以降男人说女人话的“美人香草”的传统，必须寄托有君臣(堂属、主奴)之遇的男性感情内容，那才是虽说女人话而仍有“丈夫气”；而不可以当真像女儿家那样地“蝶雨梨云，指陈琐屑”，那就“无一毫丈夫气”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男性作家虽是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其实是借取女性话语中的一部分来加强表现自己的一种男性感情，而不取女性话语中的另一部分，那是只足以把男性降低为女性的，卑视女性的心理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失去作用。
末了要补充说明，《世界》一书的研究重点，毕竟是在当代女作家。我觉得，作者正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过深彻研究，所以她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处处可以看出是以古代女性文学为参照系，这就和某些知今而不知古的研究大不相同。这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乔以钢著，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6.85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