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五十年代，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同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二战后一些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学者，主要是从德国和东欧，定居美国，一时主宰了美国人文教育。纳粹上台后从德国流亡土耳其并在那里写了著名的《摹仿论》(Mimesis)的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布拉格学派的芮内·韦勒克(Rene Wellek)来到耶鲁，罗曼语文学家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执教霍普金斯，辗转莫斯科、布拉格的语言学象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任教哈佛，等等，这些人带来的是深厚的欧洲人文传统与本世纪那里的最新思潮，他们对北美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这种影响可以粗略地分为两项，一是传统的训诂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与能力，另一是起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思想。很明显，这两项无一不要求“精读”。所以如果有一个概念可以将这种欧洲影响同美国原本的主张联系起来的话，这个概念就是所谓“text”。
多年前在北大出版社编辑一些翻译欧美批评与理论的书，发现“text”一词的翻译五花八门。有译“本文”的，有译“撰文”的，不一而足。英文text，法文texte，德文text，意文teste，都来自拉丁文动词texo的被动式分词textum；动词texo意为“织”，“编”，或如“拧成一股绳”之“拧”，是指纺织的行为。所以分词textum直译便是“织成的东西”。汉语“文”指色彩相斑驳之纹理，合为“文章”，本意也指色彩成文而言，如老子之所谓“散五采，灭文章”，都没有必然蕴含人工编织的成份，因而也就失去了text一词最根本的含义。text汉语中有无对应的表达，还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但美国文学批评界所使用的text一词，其含义不可不明了。
不少想了解美国批评发展的人都感到五十年代“新批评派”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后，情况就变得难以捉摸。其实倘若紧紧抓住text这个概念不放，那么看似缤纷芜杂的图景，也还有个可以提挈的纲领。既然text是(一个人)编织的东西，这编织就是一个需要巧手的活儿。毫不含糊的粗织滥造所生产的最多只可用作抹布，真正精工细织的产品就如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织帛、敦煌石窟所藏唐代蜀锦，错综复杂，巧夺天工。因此text概念就包含了一个阅读的行为。传统的阅读只限于辨认出织锦编的是龙凤还是花卉，粗略说来，这也就是原来“新批评派”的要求。结构主义的要求更进一步，因为它想分析出这织品的经纬，金线编入的程式。训诂与历史语言学的专长是分析那龙凤或花鸟形式的起源：是汉是唐？是宋是明？是受西域还是受吐蕃影响？后来的解构主义则致力于在精工细织的幻觉之后，找出其内在的不谐和，但是依然要依仗精读(C1ose reading)。
五十年代以来，耶鲁成为所有重要批评流派的大本营，形成了所谓“耶鲁学派”(Yale school)。前面提到的韦勒克和奥尔巴赫是这一局面的奠基者。奥氏虽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作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他虽不标榜任何一个主义或流派，但他对整个西方(指希腊罗马古典、希腊拉丁中世纪、中世纪俗语文学以及罗曼语与日耳曼语现代文学)河流的博大精深的了解和洞见，是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韦勒克现已九十多岁，早已退休，对于缔造比较文学研究，从制度上和同欧陆传统的联结上，有过重要作用。二氏的学生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Hartman)连同六十年代初崛起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1dBloom)发展了耶鲁传统，纠正了本世纪上半期T.S艾略特带来的对浪漫主义的偏见，形成了耶鲁学派的第二期。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随着法国思潮在北美的影响强大起来的法国结构主义和解结主义有欧洲移民、哈佛毕业的保罗·德曼与客居耶鲁的雅克·德里达发扬光大，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八三年德曼去世，是为第三期。然而所有这些变迁，只涉及“怎么读”的问题，从来没有涉及“读不读”的问题。因此人们说如果所谓“耶鲁学派”有一点是连续不变的话，那就是对精读的倡导。
一个世界一流文学科系只倡导精读，听上去似乎会让人觉得反映出典型的美国式浅薄。因为——虽然去国多年——我猜想在中国谈到大学文学教学与研究大多数人会将之同“理论”和“历史”等同起来。八十年代初象北大那样的地方各国语文系仍要求学生必修所谓文学理论课，所教授的内容以五十年代“理论家”们所写得令人不堪卒读的《文学基本原理》之类为骨干；“史”则以同样是五十六十年代的那帮人写得对号入座式价值标签式的中外文学史为内容。读原文倒成了副业，似乎是中学生做的事，大学已经进化到了不读原文的地步。这种教学方针的结果最温和点说也是恶劣的。一方面大多数学生对那些《原理》、《史》之类的‘学问”厌恶至极，另一方面，当许多人转向更新鲜的内容时，仍然对文学批评与研究抱有同五六十年代苏联派并无根本区别的态度。这使他们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完全丧失视力。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一首诗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标签(先是是否“无产阶级”的，后来则是时髦的“存在主义”等等)，就不敢说读懂了这首诗。而至于这首诗本身说什么、其结构等等，则他自己不屑或不能读出来。
我相信让一个因此不能读的人在一个能读的人的强迫下去重读一篇他以前所谓“读过”的作品，他会读出一些让他自己大为震惊的东西。精读了这个几乎象为外语学习专用的方法其实在研究与批评中是最根本最强有力的。它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终结点；它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个目的，对很多人来说，阅读似乎是个近乎本能的行为—只要不是文盲。其实这是个错觉。当然一个人只要不是文盲，就能至少读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例如路标，报纸新闻，这就象一个人若没有生理缺陷或障碍就可以同别人交谈一样。但是有人说话得体，有人则不行；有人听别人的话能听出弦外之音，有人就没这个能力；同样，每个人阅读起来情况也不同。能够基本上明白“字面含义”当然就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如果阅读的是用古典语或外国语写成的。但是了解字面含义本身就要求对“字里行间”意思有所把握，而这种字里行间的意思并不总是漫无边际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上下文决定的，上下文在英法文中大略相对于“Context”一词，是由上面提到的text一词冠以“Con”这样一个前缀构成的。Con－来自拉丁文介词Cum，是“同……一起”的意思，是个罗曼语和英语中最常见的前缀之一。德文对context一词的翻译把事情说得更明白：Zusamenhang，意思就是悬挂在一起的。
阅读必须是个联系和连贯作品的前后的过程，断章取义只能造成误解或不解。但是这种考虑上下文的阅读仍然不足以使一次阅读相对完满，因为除了应该联系和贯穿作品的前后以更全面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情节，既然书面文字归根结蒂是源于口头交流的，说的什么与怎么说的、何时何地与何人说的、说话人的修辞手段等等都分不开。有人会说，这样一来你不是又得回到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中去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所求证的生平背景之类基本上同阅读一个人的写作这样一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追究怎么说、何时何地说等等是以text(也就是作者所写下来的)为依据。这种追究是一种奥斯丁(J.L.Austin)所谓的语言行为调查。这里先不去细述他对种种语言行为的分类，而是举个日常的例子。譬如有人说：“我真傻，连这也没看出来，我真想杀了自己。”很少有人会真以为说话人将要自戕，而去给警察或那人的亲属打个电话报急。为什么？因为我们凭着常识(下意识地)判断说话人说“想杀了自己”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式。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譬如一个人暗示他将自杀，我们没有当真，只以为那人不过是在使用一种修辞手段，后来那人最后真地自杀了，我们才后悔在理解和诠释语言行为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阅读时由于无法向作者诘问落实，理解和诠释就难多了。而且如果阅读的是虚构的作品，例如小说，其中某个人物(即使是第一人称的人物)的陈述、话语的复杂程度就大，而且这时作者也不再有义务自己站出来做解释和说明，因为这种写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交流。
阅读，特别是阅读虚构作品，是如此复杂的一个行为，而传统的认识论却对阅读闭口不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感觉，讲意识，就是不讲阅读。主要是二十世纪以来(十九世纪的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Peirce)的影响，主要在本世纪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是一种理解阅读的尝试，连同十九世纪自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发展起来的哲学解释学是今日探索阅读的两个基本途径。八十年代中甘阳等人曾介绍过一点解释学。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似乎需要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既然落于纸上的文字都有些言外之意，我这里倒不妨说明我上面芜杂地说的那些话的一个言外之意，这就是想在国内文艺批评与看起来令人晕眩的西方批评之间建立一些联系。因为如果在目前国内这种形势下仍有人觉得文学以及批评有存在的必要的话，消除国内与西文批评间的一些隔阂是必要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根本的莫过于提纲挈领地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阅读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多读了十几二十年乃至半个多世纪的书，但是，有时还得反躬自问：你会阅读吗？
一九九四年二月康州纽黑文
刘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