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提倡一种宽阔的文艺观，就是尊重文艺之沟通和理解作用的文艺观：“我想各人在文艺上不妨各有他的一种主张，但是同时不可不有宽阔的心胸与理解的精神去赏鉴一切的作品，庶几能够贯通，了解文艺的真意。安特来夫在《七个绞死者的故事》的序上说得好，‘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贵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异物》)这就是说，文艺尽管有流派家数的不同，但其能起到沟通和理解的作用则一，应该从这一个根本之点来看文艺。
周作人解释文艺鉴赏的心理道：“我是爱好文艺者，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安德烈夫(周作人译为安特来夫)说的是人与人不相通的不幸，周作人说的是人与人能相通的愉快，各说了一面，合起来正是文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换一个角度，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文艺作品都是作者在表现自己，而表现自己的目的无非是害怕孤独，要与别人沟通。周作人说：人是合群的动物，他最怕的是孤独。……除了参禅坐关，做苦功学道的人以外，谁都不能安于寂寞，总喜欢和人往来，谈不关紧要的话，我们看大家坐航船，坐茶店时的情形，顶明白的可以看出来。这种谈话看去似乎是闲扯淡，白耗费时光的，其实也并不然，倒是颇有意义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37·谈天》)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谈，往往正是真实心态的流露，有助于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所以文学中的随笔小品尺牍一类，常常见重于读者。
这种文学里面，所表现的常常并无什么奇拔特别的东西，但是只要真诚出之，都自有可观，有值得去理解的。所以，周作人说他能享乐天才的创造，也享乐庸人的谈话。(见《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所谓庸人，并不是彼此无甚区别的，凡真实的个性都是千差万别，互不重复的。
人与人的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共同的东西。周作人所追求的沟通与理解，侧重在这个大共同的方面。他一面提倡最平常的日记尺牍随笔小品一类的文学，一面又提倡各种空想的神奇怪异的文学如神话传说童话一类。后者与常人常情似乎大大不同，而其不同中之大同，更突出地显示了人情之不相远，更有益于沟通和理解。他指出，空想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空想乃是“体会与同情之母”。(见《自己的园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关于文学中的怪异传说，他说：“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同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异物》)关于神话，他指出：“本来现在的所谓神话等，原是文学，出在古代原民的史诗史传及小说里面，他们做出这些东西，本不是存心作伪以欺骗民众，实在只是真诚的表现出他们质朴的感想，无论其内容与外形如何奇异，但在表现自己这一点上与现代人的著作并无什么距离。(《自己的园地·神话与传说》)
以上说的是文艺的范围，而周作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不仅是通过文艺一条途径。他说：“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书房一角·原序》)说是“闲事”，其实都是有益于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之道。试举数事为例。
上文说到神话，由神可以接着说鬼，即中国有鬼论思想中之鬼，此不必尽在文学中，更多的是在社会流传的迷信中。周作人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鬼的迷信，得出精辟的结论道：“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不谬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盖有鬼论者忧患的人生之鸦片烟，人对于最大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风流士女可以续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则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相信唯物论的便有祸了，如精神倔强的人麻醉药不灵，只好醒着割肉。关公刮骨固属英武，然实亦冤苦，非凡人所能堪受，则其乞灵于吗啡者多，无足怪也。”(《夜读抄·鬼的生长》)鬼的迷信本来似乎是纯然荒诞谬妄之谈，他却能从中看出这么普遍的深挚的人情心态来，实在是很有意思的。
从神鬼回到人事方面来，还可以看看周作人对于民族生活文化比较的意见。他说：“时常听说有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展览会，……觉得大家多注意那新奇的怪异的一方面，其平常衣食住的情形，与我们没有多大不同的生活，似乎很少引起兴趣。本来人情好奇也是难怪的，不过我相信展览的用意不是像摆西洋景摊似的专拿奇怪的物事来给人看，无宁倒是要叫人看取异民族间的同来的。因为少数民族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平常我们很疏远，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以为与我们大不相同，认为即是野蛮，便生出差别待遇来，现在要改正这个错误，第一必须了解他们，彼此生活习惯不一样，毕竟是大同小异，看清他们衣食住的需要，哀乐的感情，和我们根本的一致，此外风俗宗教上的若干殊异，正如老百姓所说的乡风各别，那是小节，不值得惊奇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74·展览会》)周作人常常谈起人类学，但是他和纯粹的人类学家不同，所以他说：“我们要紧的是去把握各民族的共通性，互相了解，……若是人类学上的种种怪怪奇奇，那要让学者们来专门料理，对于我们凡人倒不是怎么有用的。”(同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自称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也是为了想知道平凡的人道，就是到动物学中，去追求动物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大共同。他赞美法布耳《昆虫记》道：“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到深切的铭感，现在见到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自己的园地·法布耳<昆虫记>》)
周作人所谓“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他自己解释过，就是由此而建立起一种生物学常识基础上的人生观：“欲言文学须知人生，而人生亦原以动物生活为基本，故如不于生物学文化史的常识上建筑起人生观，则其意见易流于一偏，而与载道说必相近矣。”(《夜读抄·画蛇闲话》)
这种生物学文化史常识基础上的人生观，并不是要把人降低到禽兽，而是认为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乃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周作人说：“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人类摒绝强食弱肉，雌雄杂居之类的禽道，固然是绝好的事，但以前凭了君父之名也做出好些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买卖，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堕落到禽道以下去了。”(《苦口甘口·梦想之一》)这也可以说就是周作人自己多方追求人间的沟通和理解，才达到的一个概括认识。
周作人曾经从这种沟通和理解的文艺文化观，达到非常乐观的结论。他说：艺术与宗教的共同点，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这些话有一个前提，便是相信人与人藉艺术来表现自己理解他人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说它是乐观的。
有时周作人又非常悲观。他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那么尽可简单地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雨天的书·沉默》)这种悲观，当然其实只是求之太甚太急而不可得的愤激之谈，悲观的底里，正是殷切的希望，所以只是一时的，事实上并未如所宣告的那样归于沉默。本文开头部分引用的关于人是合群的动物所以最怕孤独那段话，写于一九五○年，可证周作人直到晚年，还是在追求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舒芜